我的文革（152）
“清队”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发生。文革后中共称“清队”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以为这决不仅是“扩大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不应该有的运动。因为根据这场运动针对的三类对象来说，第一类大多是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干部。他们有的过去在与国民党等敌伪的斗争中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折磨下自首、叛变了。我以为只要不出卖组织造成组织重大损失的，如其他同志因此而被捕被害，其实无需严厉追究。因为怕死、怕酷刑是人作为动物一种之本能的反应。能依靠信念、意志来完全克服这种本性的人，事实上少之又少。因此对这种人实在不必苛求。如果他们以后又重新入党了，说明他们还是要革命的。组织上只需以后在使用上慎重一些不也就可以了嘛，何必总是揪住这一点不放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县有一个叫胡清瑞的人，据说他是一九二七年前的老党员。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吓坏了他，当时他脱党了。但他的心仍向着党，政变风头过去后他又重新入了党。党组织清楚他这一段历史，文革前只安排他做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副县长。我以为这样处理也算恰当。可是文革中他被作为“自首变节分子”批斗，这就做得过分了。再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为例，他们只是写了一纸骗骗敌人的“自首书”，并没有对党造成实质的伤害，这些人出狱后几十年来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把他们都打成真的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这样做，究竟真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呢，还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
再说第二类“清队”对象，主要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当时中共曾重新印发一九五一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人们将这次“清队”要整的对象，结合这个“条例”共归纳出十七种对象，简称“十七种人”。我至今还记得的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汉奸、自首变节分子；国民党军队连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特务、土匪；国民党时代做过保长以上的人，参加“反动会道门”的骨干以上成员；还有好像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区分部书记长以上官员。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人们口中的“死老虎”。他们的历史党组织基本上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而他们平时的表现也都在群中眼里，一般来说他们都不敢“乱说乱动”的，有什么必要一查再查的？“清队”查这些人，我看当权者无非是借此制造紧张气氛，壮大“清队”的声势，为“清队”的合理性制造理由。依我看，毛泽东发动“清队”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要查造反组织中的所谓“坏人”。因为文革造反，表面上是反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但站在中共的立场看，凡是敢于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可疑的反革命分子。
“清队”运动危害社会匪浅，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吓得不轻。如我们单位有一个“老血干”聂鸿君，解放前当过副警长。因为与属于“清队”对象的警长只差一级，他内心十分紧张。他的妻子是上海一家工厂的老工人，也是工会的骨干，为此特地来青浦找单位负责人张宜，表示愿意配合单位，促进其思想改造，“争取不掉队”云云。实际是来向张宜求情的，希望单位领导高抬贵手，不要将他划出“革命队伍”。因为一旦被划为“阶级敌人”，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就算最后“落实政策”不将他划为历史反革命，光是运动中整他一下，也够他受的了。我们单位的金瑞庚就是这次“清队”中承受不了压力，自杀的。
“清队”运动尤其荒谬和恶劣的是除了给一些野心家，如华潮公社血防组“老钱”那样的人，提供了想“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头上顶子”的机会，也提供了让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陷害别人或打击报复别人的机会。如我家乡镇上有个车某，解放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后担任镇上中学校长。他瘦长的个子，黑黑的皮肤，戴一副深度眼镜，见人总是先点头微笑，是一个很谦和的小知识分子，在镇上也很有人望。镇上中心小学的校长是个解放后入党的女人，因平日行事心狠手辣，人多畏惧之。本来中小学各管各的，两人关系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文革前不久成立中、小学联合党支部，那位小学校长当了党支部书记，她就不安份了，处处要压姓车的一头，并想在中学内立威。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下达《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后，又因张春桥多次说过“上海地下党问题很大”这样的话，于是这个女支部书记趁着“清队”的机会，指使人诬告姓车的是“假党员”和“真叛徒”，长期隔离起来审查。最后车某受不了逼、供、信，自杀身亡。这是典型的利用运动陷害别人的例子。这个党支部书记所做的恶事还不止这一桩。稍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她又指使人污蔑一个中学女教师和学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把她“扭送”公安局，判了几年徒刑。而所持的证据是这个女教师与这个男学生平日关系“比较密切”的来往记录和想当然的推测。实在是为了报复文革前期这个女教师和这个学生一起造过她的反。所幸文革后这种不实的罪名被推翻了，这个女教师也释放恢复了教师身份。又我在“清队”时期听一个家在重固公社的同事说：华潮和重固两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两人素来不睦，这次“清队”中就相互对掐了起来。重固公社党委书记有一个弟弟在华潮工作，“清队”中被打成反革命。重固公社书记请人私下疏通，欲解除他弟弟罪名，华潮公社书记不买账。于是重固公社书记也指使人将华潮公社书记的一个在重固工作的亲戚打成了反革命。
以上，是我在“清队”期间亲历的或亲耳听到的 一些事。我相信在全县、全市、全国，这样的事例绝对不在少数。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此言荒谬之极！如果要说斗争，那文革就是中共和中共统治下老百姓的一场斗争。否则无以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参加了文革造反派。而文革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实质是中共与老百姓斗争的一种延伸。如果说这场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毛泽东实际上把造反派群众都当成了国民党，又或者是把共产党当成了国民党。
大约在九月中旬，金泽的“清队学习班”结束了。我向几个同事打听“学习班”内的情况。据他们说，开始几天军代表作动员报告，讲的话都是杀气腾腾的，大家很有点紧张。几天后运动转入揭批阶段，重点是揭发群众组织内的“坏人”。这时候保守派的人就贴大字报，专攻造反派的人。造反派的人也不买账，反贴对方大字报。而所揭内容其实都不出“派性”范围。结果形成了两派混战的局面，走廊、房间贴满、挂满了两派相互攻击的大字报。这时候大家怕的心理慢慢去除，就当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打“派仗”。这就完全打破了军代表揭发“坏头头”的打算。可能是主持学习班的军代表发觉清理“坏头头”的事情搞不下去了，但为了向上向下有个交代，就把运动引导到主攻有历史问题的那些“死老虎”，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十七种人” 身上。一个单位来的人，谁有历史问题大家都有数，于是乐得将这些人拿出来批斗，自己好混过运动这一关。在这个阶段，有些人经受不住心理上的冲击和折磨就选择了自杀。金瑞庚就是在这时候自杀的。稍后还有一个县体育委员会的人也自杀了。这个人是趁一次中午集体去淀山湖游泳的机会自杀的。据说此人游泳技术很好，且当时大家都在浅水区游泳，唯独他一个人甩开了众人向深水区游。大家高喊他回来，他就游得更快，连头也不回头一下，结果就“溺死”了。当时学习班内正在揭发、批判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大家判断他是自杀而不真是溺水。其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也是一般的问题。据他们一个系统的人说，开始大家也不想搞他，实在因为运动需要一个“靶子”，“坏头头”搞不出来，就想搞一下他应付运动，不想他就自杀了。而学习班内自金瑞庚自杀后还有好几人自杀，除了那个体委的，其余的都没有成功。因为有金瑞庚的先例在，大家都已经提高了警惕。但体委那个还是百密一疏，想不到他会死在淀山湖中。
后来一个参加了学习班的同事说：“金瑞庚其实不用死的，胆子大一点，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言下之意金瑞庚是因为胆子小才死的。要怪就怪他自己，不能怪运动。但我则想，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不信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有没有自杀的胆量？我曾多次想象这些自杀者自杀前的心情，最后趋向于这样一种看法：他们是看透了这个“红尘”实在无趣，才找个方法“自我解脱”的。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仅留个躯壳又有什么意思？悲哉！人生之不幸、不公，苍茫天地间，何处可以申说！这些自杀者既是弱者，但也是勇者。
文革后我看到一篇湖南道县文革中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文章，里面说到某个大队民兵将全大队所有“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驱押到一个山顶的山洞边，将他们赶进洞去摔死。不肯自己跳洞的就推下去，或用长矛搠下去。小孩子则抓住脚提起来扔下去。场面惨不忍睹。一对祖孙即将被推下山洞时，只有六、七岁的孙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驱押他的民兵不要杀他留他条活命，说不杀他以后无论叫他做什么他都肯。祖母冷冷地对孙子说：“伢崽，你不要以为活在这个世上很好。其实没有什么滋味的！你还是跟我一起去的好。”说完，那个祖母抱起孙子一起跳下了山洞。“不要以为活在这个世上很好。其实没有什么滋味的！”没有饱受过这种苦难，看穿了中共统治本质的人，怎能说出这种用黄连水、苦胆汁凝结成的话来？我想，金瑞庚他们决心赴死时，可能在心中说的也是这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