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工程停了，运十成果丢了，一支精英荟萃的大型机研制队伍散了。
没有一纸公文，没有任何人负责，708工程，我们的运十是在无人负责，没有文件根据的情况下被“不合法”地拖“黄”了的。
回过头来查，都一些似是而非，半公不私的贾雨村言！
一是计划部门说没有经费，二是民航部门说中国不需要大型飞机。
事实是，运十的研制经费为6亿人民币，事实是从运十被枪毙的那一天起，到1997年底，国家花了150亿美元进口了200多架大型民航客机！
是谁谋害了运十？
运十试飞成功后，邓小平在1981年10月13日有指示：“国内航线飞机要考虑自己制造。”他在同年12月30日的指示更明确：“今后国内飞机统统用国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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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气愤地质问：中国的“最高权威人士”在1981年还发出过发出“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为何不算数?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对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产业项目，竟敢停止国家财政拨款而将其活活饿死在摇篮里?
他哪里晓得，这位“最高权威人士”所说的今后国内统统用的所谓“国产飞机”，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含义。
长期以来，多少善良的中国人都为运十大飞机停飞下马深感困惐、疑虑。真相究竟何在?
现在，真相终于大白!
处死运十，不是国务院某人，更不是那个很快就叛逃美国民航局局长沈图，而正是中国的“最高权威人士”、“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在他刚刚出山，就亲口下令：运十“要停下来!”
这是中央文献编辑室为纪念邓小平诞生100周而推出的《邓小平年谱(1975_1997)》披露出来的史实。原文如下：
“1980年4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桑福德·诺伊斯·麦克唐纳，详细询问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616页)
原来，邓小平是在会见美国飞机公司大老板，经过双方“不仅仅是做生意”，而且“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结束，不等试飞的结果，随即下令“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运十“要停下来!”。
中美合作，“扳倒运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呀!
难怪，时过4个多月，9月26日运十首次试飞，三机部副的两位部长段子俊与何文治同在上海。这个参与领导过运十的段子俊却居然拒绝参加运十的试飞典礼，并断言运十不可能上天!甚至暏咒，如果上了天，他做了个自刎手势，意思是以自杀谢国人。这位三机部副部长怎么哪?此人为何“底气”这么足?其实，只是他已经握有邓小平要取决运十的“上方宝剑”罢了!
这种拙拙怪事，古今内外，绝无仅有!
一般寓于个别。透过此种重大“战略考虑”和决策，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认识精英人士，认识“对外开放”的真谛是什么?
扼死运十是十分轻率的。
大家记得，邓小平出山后，高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口号，攻击毛泽东个人专断，“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尊重科学”。其实，他的这种战略决策，哪里有什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影子。此后，不管职能部门的抵制，国内航空专家、学的批评和建议，研制科研人员的强烈呼喊 ，一概充耳不闻，置于不顾。
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正式向中央财经小组请示，要求国家在1985年前为运十投资1.7亿元，拨流动资金1.6亿元，同时表示如果资金到位，运十飞机到1990年可交付16架，要求民航接收使用。无人理睬。
1981年4月9日，薄一波同志批复三机部《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我是主张搞的，应积极予以支持;但又必须稳扎稳打，稳步前进。建议组织一个大的专家组，好好论证一番如何?”
于是，1981年5月，三机部、上海市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邀请了包括范绪箕(航空老专家，原南京航空学院院长，时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吴仲华(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俊奎(北京航空学院教授)等著名学者，以及经济、冶金、化工方面的专家共55位同志，对运十飞机进行实地考察后举行了评审会议。大家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共同得出三个结论：“建议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一致认为，中国运十飞机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有了这个基础，将来就可以发展各种类型的民航飞机。建议国家在决策上“要慎之又慎”。现在运十飞机已花了五亿多，这个队伍、基础建立起来不容易，“停下来损失太大。”建议国家要建立自己的民航工业，民航机原则上必须立足国内;要有一个全面的民航飞机发展规划;“对民族航空工业实行保护政策。”据此，上海市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反映上海专家论证会情况，提出运十继续搞下去，提出“三个方案”，建议国家最多只需研制经费，90年前生产交付15架飞机，作为国内主干线航线使用。
这是中国著名航空专家、学者鲜明而又坚决抵制和反对错误决策的集体呼喊!结果只是当成左耳风，我行我素。
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目睹自己付出十年大量心血而得到的宝贵成果将被付诸东流，心急如焚，只好“联合上书”，据理抗争。他们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即MD-82)，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机工业。同样是石沉大海!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就是他的所谓“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民主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