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生于1890年，幼读私塾。1910年，他因家庭困难辍学，投入冯玉祥部队当司书生，辛亥革命前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以后成为冯的亲信。
随着冯的升迁，韩复榘于1924年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同年升任旅长，1925年升任师长，1926年9月冯玉祥任命韩复榘为援陕第六路总指挥，以解杨虎城困守西安八个月之围。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冯玉祥任命韩复榘为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兼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沿京汉铁路北上，于6月6日首先占领北京，同年12月出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韩复榘进军山东，以数万军队抵挡晋军号称十个军兵力的进攻而取得胜利，从此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曾亲到济南珍珠泉院内住了三天，对韩复榘进行拉拢，宋美龄与韩复榘的二太太纪甘青还结拜为干姊妹，但韩复榘并未表示搭伙，因此，日后产生矛盾，遭受杀身之祸。
韩复榘在山东时，姜维翰一直在韩部任军医工作，因常给上层人物及其家属看病，因此对当时情况有所见闻，特概述如下。
韩复榘主鲁后的几点表现
韩复榘主鲁后的山东，是在1928年张宗昌败退、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济南五三惨案占据胶济铁路与青岛市的一年之后，饱受战火蹂躏，到处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韩复榘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是想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就我所见闻有以下几点表现：
1、严厉惩处坏人
韩复榘除加强部队训练、保持冯玉祥西北军的军风纪外，不收编杂牌队伍和土匪以扩充势力。他对流氓盗匪严加镇压，因此像刘黑七、张黑脸等这样大股的土匪，也不敢在山东流窜。他对坏人坏事严加惩处，毫不留情。当时社会上的人常说，“谁要是作坏事，丧良心，叫他出门碰着韩复榘”。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韩复榘不是严于法制，而是往往凭个人主观判断，杀人过多。
2、戒禁烟毒
当时贩卖和吸鸦片烟、海洛因、打吗啡针等毒品的人很多。他主鲁后，严厉戒禁，不论贩卖的、吸的，轻则严惩，重则枪毙。对日本贩毒洋行，派便衣警察监视，使日本贩毒浪人无计可施。不数年间，山东烟毒基本消除。
3、任用知识分子力图革新
韩主鲁期间，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提倡普及教育，扩建了多处中小学校。原山东大学已停办的医科又恢复为山东医专，实行了男女合校，建立了合理的教育规章制度，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又任命梁漱溟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在邹平、菏泽、聊城设立实验县，任命范筑先为第六区行政专员兼聊城实验县县长。在研究院吸收一些具有大专学校毕业程度的研究员，附设集体农场、卫生院、兽医院等。改良农业，选用优良品种，提倡科学种田。全国各省、市、县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当时姜维翰也曾到邹平县参观过。
4、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
韩复榘在学校中严格执行考试制度，在军、政两界也推行考试制度。如韩的部队学术科，每月有月考，每年有会考，会考名列前茅者记名提升。平时升级还有升级的考试，根据工作性质，主要考专业知识。如1932年和1934年两次举行军医会考，全三路军校官以上的军医百余人，考试成绩不及格者即有三分之一被淘汰，遗缺择优升级和吸收新人（姜维翰就是因军医会考名列第一名而被提升的），从而提高了医疗卫生质量。
约在1933年，还招考了一次县长，法政大专学校毕业、工作一年以上者可以报考。考试科目，除有关法政专业题目外，韩复榘自己还出了一个题：“孔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论”。这次考取了30名，成立了县长训练班，按考试名次先后委派，接替不称职的县长。如姜维翰的一个朋友王元一，是北京朝阳大学法科毕业，作了一年典狱员，前去报考，因求学时读过经书，熟悉作文题，成绩较好，考取了第一名，很快就任用为桓台县县长。用考试办法选拔人才，曾得到当时社会上的好评。
韩复榘不想受蒋介石支配，削弱自己的军政权力。
在军事方面，韩复榘为巩固自己的势力，用节余的军费提高所属部队薪饷，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加二成（韩复榘是八成薪，蒋介石是六成薪）。对此，蒋介石一直心怀不满，说山东是“独立王国”，韩是“土皇帝”。蒋介石派的军官学校毕业生或是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生，穿着西服革履来报到，一律先得剃光头，穿上布军装、布鞋、布袜，去当见习排长，照样跑步、出操、练大刀片。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权贵介绍来的县长、科长，也得同样脱下西装，剃光头，换上青制服、马裤（韩部文人制服），按时跑步劳动。这些人对韩复榘也很不满。另外有些与蒋介石有关系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以及因贩毒、吸毒被严惩了的，对韩也很不满。但韩以自己的意见为准，坚持我行我素，对蒋的指示有的奉行、有的不理、有的顶回去。如五次“围剿”时，蒋数次命韩派兵去江西“剿共”，他初次说地方不静，无兵可派，最后蒋指名要他的七十四师李汉章师前往，韩则有意拖延。后闻李被蒋收买，才派李去，待李师开往时，江西的红军已转移。韩待李汉章返鲁，即将其师长撤换，蒋对此也不满。
1935年，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即将爆发第二次战争，李宗仁本想联络韩复榘。韩复榘在省政府珍珠泉大楼后院召集军官讲话时曾说：“中央军又要和五路军开火了。什么中央军、五路军，谁对老百姓好，咱就同情谁。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已到极点，如交通部部长王伯群用300万元巨款修建办公大楼，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给他老婆买一双玻璃丝袜子就花了30元，其他可想而知了。他们还动不动要打仗，老百姓还受得了吗？”言语中是明显支持桂系李宗仁的。后来，蒋、桂并没打起来，但蒋之疑韩愈深。韩主鲁后，始终不去南京，开会时仅派代表参加，因而蒋、韩矛盾愈演愈烈。
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张苇村被刺
张苇村被刺杀后，蒋介石嫁祸于韩复榘，在外面大肆宣传，借以加重韩复榘反抗蒋中央政府的罪名。
当时的情况是，张苇村于当晚被刺后，次日黎明，韩复榘即派军警包围了省党部严密搜查，在一个蒋中央政府派来的特工队队员用的写字台里搜出一支与刺张弹壳口径相符的手枪和子弹，同时还证明枪是刚用过的，枪膛尚未擦，于是即将用枪人逮捕（忘其姓名），经多次审讯，拒不招供。后来，蒋介石要将此人解送南京，韩复榘不放人，以后病死在狱中，此案亦不了了之。韩复榘还在济南给张苇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韩复榘与张苇村的关系是互相利用，巩固地位，并无恶感。蒋杀张诬韩，乃一箭双雕之计。
至于国民党在山东不开展活动，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等，据说在五三惨案后日本撤兵时，蒋、日有秘密条件，其中还包括青岛市不能驻陆军，山东不能驻国民党嫡系军队（所以韩复榘的部队始终没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韩复榘本人及其军官均非国民党党员）。因此，韩复榘之能久驻山东，实与蒋、日默契有关。
“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12月16日，在何应钦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领衔的75名国民党将领讨伐张、杨的通电上，韩复榘没有列名。韩在12月21日曾发出“马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同时还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因此，蒋介石之恨韩复榘不亚于张、杨，从此杀机已伏。
本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对内要求民主，对外要求抗战，所拟八大主张，事先曾派代表与韩复榘、宋哲元联系。韩复榘、宋哲元除表示同意外，还提出意见说：“你们在西北自然可以喊出抗日口号，我们就不便立即对外这样说了，这一点请你们谅解······”因此，在八大主张中没有明显提出“抗日”两字。
最后，张、杨通电发表的八大主张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实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代表团，于12月16日乘飞机到达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参加了对蒋介石的谈判。从22日开始，经过两天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所谓六项诺言：
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各项，如中央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
12月25日下午，张、杨放蒋回南京，张学良随飞机亲送。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留张学良，以后又惨杀了杨虎城，凡支持张、杨事变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龙云等先后遭迫害。
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说：“西安事变那天晚上，我父亲回家，一进门就向我母亲说，告诉你们一个大消息，张汉卿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我母亲和我兄弟们大吃一惊。我父亲拿起电话要《山东日报》社，问：明天报上对西安的事，你们打算怎样标题？电话里不知回答了些什么，我父亲就说：“怎么能称作‘张逆’呢？称张学良将军就是了。”同时，韩复榘还与青岛的胶济铁路局长葛光庭通话，告诉他西安事变蒋已被扣。葛问蒋死了没有，韩回答说情况不明，可能完蛋了。可以看出韩是支持张、杨的，因此发出“马电”并非偶然。
后来，蒋返南京，他不电贺，蒋召他开会他不去。
1937年春，蒋介石调韩复榘到庐山中央训练团受训，当大队长，他不去，派师长谷良民去的（这期龙云是大队长，谷良民是副大队长）。以后，蒋派蒋伯诚（蒋介石的叔辈，政客）到山东当韩复榘的总参议（实是总监督），常驻山东。到七七事变，蒋、韩关系已经十分恶化。另外，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联络部部长周恩来，曾于1937年春派彭雪枫由张维翰陪同到山东济南，利用第三路军的北京育德中学老同学关系，开展争取第三路军的统战工作，对七七事变后在山东进一步顺利开展工作影响很大。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驻徐州），下辖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孙兼二十师师长，展书堂任八十一师师长），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曹兼二十九师师长，李益智任七十四师师长），五十六军军长谷良民（谷兼二十二师师长，吴化文任手枪旅旅长）。另外，山东有四个民团总指挥，各兼一个保安旅或团，总兵力约十万人。原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两个师也编入第三集团军，于兼任副总司令。
当时防务分配是：
十二军布防津浦线；五十六军二十二师布防从龙口到青岛以北沿海；五十一军布防青岛以南沿海到连云港；五十五军为总预备队，手枪旅随省政府。
即日疏散随军家属回籍，部队迅速进入防地，修筑工事。第三集团军总部设立政训处，聘请原北京育德中学校长余心清为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一部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授的共产党员齐燕铭、许德瑗、张友渔、黄松龄等聘为教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进步青年和平津流亡学生共千余人参加训练，学习马列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业后分配各地、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战空气相当浓厚，为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培育和保留了大量干部，对发展敌后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韩复榘组织了全军第一批将校视察团约300人，以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为团长、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为副团长，姜维翰是以二十二师师部军医主任参加为团员，从济南出发，经潍县到龙口，又经蓬莱、烟台、威海，最后到青岛，沿途海防部队均浴暑修筑碉堡、战壕工事，异常艰苦。在青岛及威海，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司令谢刚哲陪同参观了海防工程及军舰等，历时半月返回原防。后因华北战事紧张，第二批视察团未组织。以后山东部队进入战斗，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七事变后八九月起，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一部分从河北省节节撤退进入山东省，并在德州附近对日军迎头痛击，取得胜利，打过了德州桑园。
这时，蒋介石为了指挥西北军的便利，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连夜专车赶到德州坐镇，并准备增兵继续向前推进。冯因只有一个空头长官部，便指名急调谷良民师增援。
谷良民师防地散在胶东半岛沿海，又值大雨连绵，缺乏交通工具，集中及行军均受影响，待部队步行集中到潍县时，德州战局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有意掣后腿，突然把重炮旅史文桂部调走。
山东部队被迫撤回来，炸毁黄河铁桥，固守黄河防线。这时，第二十二师即布防在黄河下游防线。
这次战役以津浦线上二十师伤亡较重，总部医院伤员都住满了，姜维翰的同乡二十师旅部上校参谋长姜铭瑞在这次战役中阵亡。
当冯玉祥急调谷良民师时，除电韩催调外，还派了一位师长（忘其名，原随冯玉祥当过师长）持冯给谷的亲笔信。姜维翰曾亲见此信，写了20余张信笺，大意让谷劝韩要以中包胥秦庭的精神，请韩坚决出兵，否则请谷当机立断，共赴国难等语（意思是责怪援兵不及时）。当冯知蒋不给援军而又将炮兵旅调走、李宗仁的部队尚在徐州以南时，只好退守黄河。据随冯的逢参谋说，气得冯乘专车直奔苏州（时蒋介石在苏州指挥上海战役），见了蒋大闹一场，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回到武汉。
第二阶段是10月日军攻到鲁北后，并未积极过黄河进攻济南。当时上海等地战事激烈，战线很长，再是在济南的外侨尚未撤退。日军设法对韩诱降，妄图不战而胜。日本领事西田、武官花谷请济南东文学校校长朱某（忘记姓名，济南沦陷后当了汉奸）拉拢韩宣布自治。有一次，驻济日领邀韩到领事馆赴宴，朱某也在座作陪，威胁利诱，想迫韩签字。韩拍了桌子不干，因韩事先就带去卫队包围了使馆，日本人也不敢过于胁迫他。接着韩就限令日领与日侨三天内撤离，并不准带走财物，日本洋行、工厂均封门上锁。到12月初，日本华北军司令部又空投劝降书，也就是最后通谍。这时上海失守，南京告急，韩探知日军已积极调兵攻鲁，于是下令没收和破坏日侨财产，组织爆破队到淄博、胶东一带，将日本人的厂矿尽量爆破。当时姜维翰随二十二师师部驻周村，爆炸之声隆隆可闻，并在日本洋行抄出不少枪支、鸦片等私货（据传说济南撤退前，韩本意将鸦片爆破，军法处长魏汉章接受商人贿赂未爆破，私得巨款逃走，半途被其警卫打死）。就在这时，传说韩的霸县老家也被日军抄了家，扒了韩的祖坟。
12月中旬，日军准备进攻济南时，韩曾带领参谋人员和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及部分卫队到济阳县设立临时指挥部。下午到达某村，忽然发现日军数千人乘卡车驶来，韩立即组织抵抗，敌众我寡，伤亡惨重，贾本甲团长也受重伤。韩当时骑了辆脚踏车才冲出来，深夜渡河，返回济南时随员所余无几。韩立即调查前线战况，发现驻守惠民的鲁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私离防线，日军就是从这个缺口突破过来的，韩即命令将赵逮捕法办。
就从这天起，日军以大炮攻击和空军掩护，从济阳、青城、清河镇等几个渡口同时攻击。韩军河防无炮，更无飞机，冬季河水浅，河床不宽，很快就被突破。这时守河部队接到韩及参谋长刘书香的电话，令撤守小清河。但是小清河更无险可守，敌机又轮番轰炸，将周围车站炸毁，铁道炸断，使交通阻断，同时日军于12月25日分头向济南、周村、博山迫近。韩军连钢甲车上的炮都早被蒋中央拆去支持沪战，迫击炮及轻重机枪也很少，因此抵挡不住日军的火力，节节败退，于12月24日至27日先后撤出周村、济南等地，仅清河镇河防部队伤亡即达300余人。
25日，二十二师撤守博山，于1938年元旦后由莱芜、泗水、兖州越过津浦线向曹县集中。当时津浦线正面部队于1938年1月2日撤出泰安。姜维翰他们3日晚过曲阜时，还接到孔祥熙的电报，一定要把孔子奉祀交孔德成带走。兖州于5日失守，姜维翰随谷良民于1月7日到达曹县，始知韩复榘带领孙桐萱、曹福林已起程赴徐州第五战区开会，并留下命令，由五十六军军长谷良民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职权，驻曹县收容本军后续部队等。谷到曹县的当天，还接到李宗仁又一次电催到徐州开会，措辞恳切，说宋哲元等已到徐，惟恐韩不去。事后据梁漱溟谈，当时他正在韩身边，前后经过知之甚详。先是韩想抗日，所以疏散家属，拒绝诱降，驱逐日领日侨等。在德州与日军接触后，想打过去直逼马厂、天津，但突然发现国民党中央军有意后撤，有借敌人消灭异已的姿态，才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韩对梁有这样的议论：“日本大兵团进攻，济南难于坚守，不如暂时撤退，以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消耗敌人，待机再反攻回来。”梁漱溟将此意告诉了蒋介石派来山东视察防务的蒋百里，蒋百里也说“所见极是”。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说：“我父亲自抗战后即未与家属见面，只见到一封信。当日军进攻济阳时，我和我母亲等均已移住曹县。某天，突然有个副官专程从我父亲处送来给我母亲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大姐（我母亲大我父亲两岁，我父亲常称我母亲为大姐），这次与日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将士如此伤亡，我心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不要为我操心，只是把孩子们照管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记得我母亲阅后大哭失声，不料此信竟是我父亲的绝笔了。”
开封会议及杀韩经过
本来，李宗仁来电韩复榘，是要韩复榘带孙桐萱、曹福林两个军长到徐州参加第五战区召开的军事会议。韩、李关系比较不错，同时又有宋哲元、于学忠等非蒋嫡系军首脑，韩没有怀疑，便乘装甲车，带手枪旅部分卫队前往。不意到徐州后，次日尚未开会，忽然接蒋介石军分会来电说：“要五战区的会议和一战区刘峙所主持的会议合并在一起在开封召开，蒋介石要亲自参加。”韩复榘听到后就不想去了，宋哲元、于学忠等人知道韩复榘有顾虑，便劝他说：“目前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国共都合作了，不要顾虑以前的事了，再说我们大家还不都是一样吗？”李宗仁也说：“既来了就一同去吧。”于是就乘原车去开封。下车后，韩复榘住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孔祥榕的公馆里。1月11日下午7时开会，有两战区高级将领45人。
蒋介石亲自出席讲话，开始就问：“今天来开会的，谁带着军人守则？”其中就有带的，蒋叫他起来读一读。蒋接着讲了一些抗战救国、军人守土有责的大道理，然后就怒气冲冲的点了韩复榘的名说：“我问你韩主席，你犯了哪一条，你擅自撤退，放弃济南、泰安，这个责任应该你负！”韩复榘答：“山东丢掉，部下应该负责，丢掉南京、江苏、河北、山西，谁应该负责？”蒋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南京、河北的问题当然也要追查责任。”
韩复榘说：“山东部队开始节节前进，过了德州桑园，济南丧失比南京晚十天，不该先问山东的罪吧！”这时，刘峙在旁边拉住韩复榘说：“委座正在火头上，你、我到外边休息一会再说吧！”于是，两人一同走出来，院里早有一辆小汽车等候，刘峙又说：“这是我的汽车，你先坐上，回去休息一会吧！”并嘱咐随车警卫，这是韩主席，你们要好好伺候，我还要参加会，回头再见。说着将韩推进车，汽车刚开出门，旁边的警卫就对韩说：“你被逮捕了。”接着押送到武昌武汉行营，拘留在一个楼上（以上开会情况，是据孙桐萱参加会议后回曹县讲的）。
1月19日，武汉行营组织了高级军事法庭，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行营主任何成濬（jun）、军法总监鹿钟麟分别担任审判长、审判官，贾焕成任军法官。
21日开庭审问，先问：“你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放弃济南？”韩答：“日寇火力太猛，我军无重武器，一个连才有两挺机枪，敌人一个班有两挺，我们一个师抵不住敌人一个团的火力，因而被迫撤退。”
又问：“你为什么收缴民枪？”韩答：“我不收缴，留下岂不资敌？”
再问：“钢甲车上为什么装载大量银元、财物等？”韩答：“银行的钱及公共财物，我不带走也是资敌。”
最后，审判长宣布：“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还有什么申辩？”韩再未发言，退庭。
24日晚上7时，有个持枪的士兵到韩复榘的房里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请跟我走”。韩复榘走出房间，持枪士兵跟在后头。刚下楼梯还未到底，只见院内许多持枪士兵戒备森严，韩已知情况不好，就说：“我脚上的鞋子太小了，等我回去换双鞋。”他刚要返身，后边持枪士兵便开枪连击，韩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
韩复榘被扣押后，孙桐萱、曹福林两个军长回到曹县，找谷良民商议善后问题，决定：
1、由孙桐萱领衔联名电请蒋介石早日释放韩复榘，以安军心，由谷良民部拟稿即日签发；
2、命令手枪旅即日出发到宁陵，保护山东省政府；
3、由谷良民电请武汉冯玉祥设法营救，并派姜维翰去漯河转汉口见冯玉祥。
冯玉祥派逢参谋持蒋军委会护照，到漯河将谷（书迷：疑应为韩）的家属接到武汉居住，姜维翰也同车前往。不料火车到信阳车站，已见韩被枪决的号外、标语，当姜维翰到武昌谒冯玉祥时，见冯面带愁容，长叹不已。左右人说：“冯自韩死后已三天不见客了。”当时，有位山东公路局局长刘熙众去求见，冯就没接见他。
韩死后装殓殡葬情况
韩复榘死后，由鹿钟麟买的棺木入殓，暂存放在武昌长春观一间小屋里，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的一个牌位，上写着“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这时，韩妻及子女均住在河南舞阳县，尚被监视，不能来汉。只有韩的五弟韩子中及韩的二妻纪甘青（原住宁夏主席马鸿逵处）赶来武昌，又买了寿衣被褥等，开棺后见韩已用道装寿衣装殓整齐，头面部均无伤痕，就用毛巾净了面，将重备之寿衣等覆盖在尸体上，并在棺外做了棉棺套。
鹿钟麟派人在河南鸡公山买了坟地，修造坟穴，在长春观，由韩子中、纪甘青照料丧事，谷良民和孙连仲送了两个花圈（还是用家属名字送的），姜维翰和谷良民的女儿（韩的儿媳妇）也到场吊唁。由鹿钟麟派人陪同将棺木送往鸡公山土葬。据说韩复榘生前在河南当主席时，喜爱鸡公山风景，所以坟地选择在鸡公山风景区，并立有墓碑。1954年，韩子中和其三子韩叔明同去鸡公山，将韩的棺木运到北京，改葬在西郊万安公墓。
韩死后原部队变化情况
韩复榘死后，蒋介石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名义撤销，吴化文的手枪旅仍归山东省政府直辖，五十六军番号亦同时撤销。其他如退往河南的保安团队及零星留守枪械，均被五十二军关麟征就地改编或收缴。
山东省政府迁回曹县，在河南的部队调驻鲁西一带。曹福林军长带领五十五军投往刘汝明兵团，以后一直是刘汝明的一个军，直到解放战争随同刘汝明兵团撤往台湾。厦门解放时，该军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曾是厦门市的城防司令，以后不知下落。
孙桐萱十二军驻河南，归第一战区指挥。抗战中期，孙桐萱被蒋介石借故诱至重庆，押在中美合作所，受了长期折磨才放出来，削去兵权。抗战胜利后，孙桐萱返北京居住，解放后仍住北京，1978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他开了追悼会。
谷良民部五十七军番号取消后，二十二师划归十二军孙桐萱领导。抗战初期山东台儿庄会战时，二十二师从鲁西出兵，袭击日军后方济宁，经一夜奋战由北门攻入，一度收复济宁城，促成台儿庄大捷。当时姜维翰在武汉见到冯玉祥时，他高兴地说：“老五就是不含糊（谷良民排行第五，冯习惯称他老五），到底打了个胜仗，我当了个‘当’，给他汇了四千块钱慰劳伤兵。”济宁战役后，谷良民奉命移驻河南许昌休整，不久，国民党中央调谷良民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临行时孙桐萱开了欢送会，还赠他五万元路费。谷良民到汉口后转到四川江津居住，抗战胜利后住天津，解放后住北京。谷良民经常与孙桐萱、邓哲熙等西北军老军官一起，参加北京市民革组织的学习，1975年3月20日病逝于首都医院。
吴化文部手枪旅后编为新编第四师，一直跟着山东省政府打游击，解放战争时在济南起义，编为解放军，参加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后吴化文被任为浙江省交通厅厅长，1959年病逝。
原谷良民部属一二九团团长葛开祥升任师长（番号改为八十一师，归刘汝明指挥），1949年5月3日在江西弋阳县起义，后葛开祥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河南省民革成员，于1968年12月18日去世。
现在，除曹福林、李益智去台湾情况不明外，留在大陆上的韩部的军、师长均已逝世。
韩死后其家属情况
抗战开始时，韩的家属先到曹县，韩去世时韩妻正带着儿女住在河南省舞阳县，当即被关麟征五十二军的郑洞国师监视起来。
有一天，郑洞国乘汽车来到韩家，进门就说：“韩夫人不要惊慌，我是奉委员长的命令来保护家眷的。”韩妻连忙让坐说：“我只有这些箱子，都已打开，请检查。我的警卫队员的枪支，也都收起来放在这里，请拿走。还有个武术队（由山东武术馆人员组织，约百余人，全副武装，队长是原武术馆馆长案来庚），他们都是山东人，想返回山东前线去数罪立功，请郑师长裁夺。”郑洞国忙说：“箱子赶快关起来，这些枪枝你确也无用，我可以带走，那个武术队的问题，我要请示上级一下。”韩妻又要求说：“我急于要去武汉，这里有我的孩子作押，请师长放行。”郑说：“也要请示。”就匆匆告辞了，以后郑作了答复，武术队可以全副武装返回曹县，但不准韩妻离开，只同意韩的五弟韩子中到武汉去见鹿钟麟，并办理丧事。
又过了十几天，忽然韩的老战友闻承烈（时任冯治安兵团的军需总监，韩在山东时他是济南市市长）来接他们，说是已恢复了他们的自由。闻先用汽车接韩妻到漯河车站，然后乘专车，冒着敌机的轰炸，护送到西安，与韩妻洒泪而别。
韩妻在西安住了三个月，1938年夏天又移居汉口，在汉口住了约三个月（这时姜维翰去韩家看过），因日军逼近武汉，韩妻又带着孩子们去香港住了一年，因香港生活费用太贵，于1939年夏移居上海，在上海住了三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收了租界，韩妻于1942年全家返回北平居住。
1956年韩妻病逝，与韩复榘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解放后，韩家财产受到保护，在北京绒线胡同有大房一所，是当年张学良赠送的，敌伪时期被作为敌产充公，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充公，解放后得到发还，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的，批文由专人送给韩妻过目，此房后已卖给国家。青岛也有一处房子，也卖给了国家。
韩复榘有四子一女。
长子在韩复榘去世时受刺激较深，得了精神病，死于北京精神病院。
次子武汉大学毕业，北京解放后，参加华北人民大学学习，主动参军，在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参加过解放大西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在旅大地区转业至兰州，任教师工作，1980年6月被民革甘肃省委会吸收为民革成员。
三子现在西安运输部门工作。
四子清华大学毕业，原在北京某学院任教师，1978年考取出国学习，现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进修。
女儿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现在北京任技术员。
韩复榘的第三代，已有孙子10人，孙女4人，其中已受大学教育者8人，内有科学院副研究员1人，1978年考为研究生的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