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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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战士掉队了。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离队的，是有意识的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反正我父亲是一头雾水。
但这毕竟是大事，当时军团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军团部找我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我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批评？你要接受纪律处分！”
我父亲问：“什么纪律处分？”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我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抬着你？还有这好事？你自己走吧，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我父亲心想林彪还真有点子，弄出一个“走路禁闭处分”。我父亲其实倒是轻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随部队行军，不用筹集粮草，不用值班查哨。警卫员仍然为自己服务，一到了开饭时间警卫员就端过来饭和菜，晚上还给自己找门板搭床铺。这日子真是悠哉游哉！只是有些不习惯，因为原来作为一营之长，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肖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我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解放后，我父亲就这个问题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
“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作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我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周恩来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