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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
1968年10月26日
（根据录音整理）
十二中全会，从十三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总理：十三天。）十三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对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罗苏。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主席又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新的形式、新的做法来进行的。而这个革命呢，它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一般的说存在于阶级社会里面，按马克思所说，从有文字的历史起，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不过，老实讲，在没有文字以前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马克思大概是总的说的，实际上在没有文字以前已经是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就是阶级社会，而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那个时候并没有文字。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推动社会前进，我们必须抓阶级斗争，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斗争，仅仅认为可以用行政的方法、经济手段的办法，来推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是修正主义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不斗争，敌对阶级他会向我们作斗争，他会向无产阶级进攻。你不斗他，他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应该斗争，为了进攻也应该斗争。如果想避免这种斗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而业已建立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打倒。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是倒了，但是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倒。另外，还有，由于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这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人还都存在，他们随时还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小生产的存在，他随时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成份。小生产者的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社会主义，一条走向资本主义，他是在叉路口上的经济，这种经济，随时可以滑入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来自外国的武装干涉，武装侵略，来颠覆我们的政权。和平的这种阴谋式的颠覆和武装的进攻，这也能造成颠覆。
但最主要的，除去以上三种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国家领导成份中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这个是比其他三种力量大得多，有决定性得多。苏修以及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国家领导机构的人员他们本身蜕化变质，转化为资本主义分子，政权就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政权，变成一种法西斯政权。所以，有决定性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这种国家的上层的领导。
所谓国家包含什么东西？军队、党、政府，这就是国家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是由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形成的统一体，形成的一个机构。当然还有群众组织。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一个国家的统一的体系。毛主席最近一再地强调，而且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自己的思想的发展，清楚地看出所谓国家，老实讲，从本质上讲，主要是军队。所谓从本质上讲，不是说把一切都包括，就是说从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中间抽出主要的因素是军队。军队是复辟不复辟的诸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枪杆子底下也就能够防止反动的政权的复辟。就能巩固政权嘛。所以，军队这个环节必须稳稳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稳稳地永久地来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子，不搞这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话，单只是夺得政权，这个政权还是可以失掉的。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这就是现在从南斯拉夫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么样个情况，但阿尔巴尼亚在外。
用和平的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能用和平来取得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再强调，而尤其是毛主席在近半个世纪里面一再强调和亲身实践的。毛主席是我们红军最老的创造者、指挥者，他是搞武装斗争的，而不是和平的。和平这个口号，和平过渡的口号是不能够真正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种可能，这个口号能够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和平过渡的口号，在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是麻痹人民不要动武，不要起来革命，不要推翻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了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客观作用，就是叫大家麻痹，丧失警惕性，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赫鲁晓夫新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就表现在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便宜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是要遭受一些牺牲的，要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假如不经过这次文化革命，刘、邓他们和他们这一伙子，这一帮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面，他们会一轰而起，来把国家，把党，把社会主义都拉到改变颜色。大家看了关于刘少奇的这种惊心动魄的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以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他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还有一帮子人，他同国民党始终是勾结着的，同帝国主义是勾结着的，假如时机一成熟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他们要搞复辟的。而这次文化革命，就是预先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而避免了这种危险性，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武装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一定人民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种损失。而现在这种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一次这种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继续，是国共战争的一种继续。四九年那个时候，是打拿枪的国民党，这次是打不拿枪的国民党，两次都是打国民党，一次是武战，一次是文攻。武战和文攻老实讲是阶级斗争中，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进行民主革命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斗争的形式。不是说有一个就可以代替一个，不行的，必须两个都有。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阶级斗争，它有的时候，假如说已经发生了复辟，那当然只有用流血的战争，我们应该断然毅然的展开内战；或者是外国敌人打进来，我们断然毅然展开武装反击。可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必展开武战，而用文战。在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用武战。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来打倒，就是说必须用武装斗争。但他后面又讲了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转为物质力量。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把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怎么说法咧？他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打倒。我们倒过来怎么说咧，倒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武装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还得用精神打倒。就是说，除了武装的批判以外，我们还要搞这种文装的批判。这就是我们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前进，是一个发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复辟，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另外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走向修正主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文如此，似应为“之前”──编者），世界上差不多大多数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那个时候都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些组织纷纷叛变，差不多全部都叛变了，只有列宁所领导的党中间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他们坚持下来了。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工党，这一些通通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欺骗无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由革命的政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变成改良主义的、变成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二个例子。这种复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生复辟的例子。这是我们容易看得见的。那么从资产阶级革命来看，它也曾经发生过复辟。我们举法国的例子，最典型是法国，当然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它开辟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革命的新的纪元。可是影响最大带领整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是法国本身曾经发生多次的复辟，两次王朝和两次恢复帝制。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在普法战争之后，把拿破仑第三打垮了以后，德国人胜利了，法国人失败了，这个时候才把共和体制稳定下来。而在以前两次皇帝复辟，两次帝制，它也是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并不是说革命一成功之后，资产阶级可以一直顺利地下去。不是的，它是建立了共和制度，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给农民，那是搞得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地主、贵族的手上，而农民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法国革命之所以那样猛烈，那样子有力量，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就是地主、贵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是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小资产阶级受着压迫，所以它爆发了很猛烈的革命，一直从十八世纪震动到十九世纪，前后反复的争夺。反正我们说明一条，就是连资产阶级革命都可以发生复辟，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是更可以发生这种复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取消私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扫除一切私人所有制，实行共产，实行财产社会主义化，社会化，这个是很彻底的，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比资产阶级革命遇到的抵抗要大得多。
所以，这种复辟的可能是很大的，欧洲这么多的国家都可以复辟，那么，中国如果搞得不好，那就可以把我们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又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就会使我国的历史发生大倒退。而我们阻止了这一点，就使我们国家的历史大大地跃进。两种不同的后果，取决于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否照毛主席的号召，能够坚决进行到底。
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只有通过这种思想革命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够使生产力的积极性也就是人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就能够使得生产得到大大的发展。单纯的这种经济建设是不能够代替思想革命化，是不能代替文化革命的。要有经济建设，但是不能拿这个东西来代替思想上的建设，思想上的革命，不但不能代替，而且应该用思想的建设，思想上的破，思想上的立，思想上的革命来领导经济建设，领导政权建设。这一点，我们同苏联这些国家做法不同，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搞思想上的破和立，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但搞，而且把它当作带头的东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同这些修正主义的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而不这样子，我们同他一样，一样的做法就会导致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做法，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同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大踏步地前进。所以，以上这些话就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这是主席十三号提出来的问题。我这个发言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来发表的意见。
第二个要讲的是，这次文化革命的胜利，它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
主席曾经把我们的胜利说出来了，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主席又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种胜利我们可以说它几点。
头一点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说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这个意思，具体句子我记不起了。我们如果有经济或者又有思想，但是没有政权，这一切都落空。前年我不是已经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尽管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那些只是资本主义手上的财产。即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手上的财产，我们尽管一千万吨钢、一亿吨钢、两亿吨钢，尽管原子弹、尽管导弹，但是我们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来准备财富，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没有政权，这一切繁荣，连人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头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政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是解决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一点是已经在理论上一再地说明了的。但是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巩固，怎么不失掉这个政权，这个问题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时间，他们是很难解决的。只有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上的条件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大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尽了，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但残余还有没有？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我们可以断定，残余还会有的，可以断定，还会可能发生新的，而不可以丧失这个警惕。但是基本上给了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他们这些人，老实讲，过去我们是不大了解的，总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吧，是老共产党员嘛！这一查才知道他们是一些毒蛇、是一些牛鬼，是叛徒、是特务、是内奸、是工贼。我们专案小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四九年的武装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的生命。而这一次是给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二次生命。国家机器无论用什么名义，譬如叫做巴黎公社也好，叫苏维埃也好，或者叫做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好，最主要的看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他执行什么路线。我们这个政权如果掌握在刘少奇和他这一伙子手上，他也可以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牌子，这种招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变质的。比如苏维埃政权，在赫鲁晓夫手上它并未取消苏维埃几个字，可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其它的一些国家也是的，它并不改变原来的名义，用这种潜移默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变过去了。所以挖出这些坏人，是给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以第二次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把他们这些旧家伙打倒了，走资派打倒了；叛徒、特务打倒了，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除台湾以外。而这一个政权是能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能够反映群众的需要，能够联系群众，是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政权。现在所吸收的这种政权的这种成份，不是那些旧的、叛徒、特务、坏家伙，而是吸收了经过考验的、经过事实证明的、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拥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些人来掌握政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而新政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不属于有政治问题的老干部，学会了怎么样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继续革命，而不停顿的革命，学会了怎么样子对待群众，而不是压制群众，学会了怎么样子来执行主席的指示的必要性，坚定了对主席思想的信心。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离开这两条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那么这次文化革命，是教育我们老干部相信群众和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是对于政权的巩固有重大的意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的七亿人口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共产主义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苏联虽然他们有列宁主义，德国虽然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他们思想的普及都没有达到中国七亿人口中间来普及现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同这一点是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掌握在少数的知识分子手上，并没有完全把它交给群众，为群众掌握，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上面如果要一变，底下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的能力，因此也就随着跟着变过去了。而我们把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通过文化革命普及，把这种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科学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普及到人们中间去，这样就使得，谁如果走歪道道，走倒退的道路，走反动的道路，就立刻为全国群众群起而攻之。就是把基础扎到群众中间去，这可以说是这次大革命的大胜利之一。这是在人民的方面。
在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一方面军队本身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军队派出了大批的人去参加三支两军，这对军队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这同时对于军队的战争准备，是一个最好的准备之一。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它必然要引起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同时必然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的变革。那么，我们相信和已经看到，并且将会更多的看到文化革命可以造成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三种阶级斗争形式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就是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东西是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要素，三个成份，而这三个成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有的时候以这个为主，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而在下一个时期转变再以另一种形式为主，又把其他两种带点边，捎带着；在再下一个时期，又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主，来捎带着一点。多半是前一个形式，总是为另一个形式作准备，而前一个形式发展到高度的时候就转化到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规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胜利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主席的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
虽然几十年来主席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在军队中间，在党里面是成为最高领导的，但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会有这样的普及，不能有这样大的普及。主席的思想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但是高于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实践，但是高于实践。马列主义到现在，从马克思到现在有一百二十年，而这一百二十年中间从来也没有把马列主义这样子交给群众，交给人民，交给七亿人口。什么叫七亿人口呢？七亿人口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人口。我们过去思想上最有权威的是欧洲。欧洲是什么呢？指那些东西呢？指英国、法国、德国，这是主要的，其次还有意大利。法国是很有权威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英国只有五千多万人口，法国接近五千万，还不到，德国也只五千万以下，意大利也是四千多万，合起这四个国家不过两亿多人口。那么，苏联两亿三千万。那末，就是四亿三千万，最有权威的国家是四亿三千万。美国是两亿人口，还不到，还差几百万。那么，这就是六亿人口。最有权威的国家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的人口都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的一片红。但是，他们没一片红，没有一片红！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没有象中国这一次的能够把毛主席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如此的普及起来，就是连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或者奴隶社会里面，或者封建社会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任何其他的人的思想权威得到如此普及，如此深入，如此为人民所拥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把革命的思想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的唯一的一次普及运动、教育运动、提高运动。这可以说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大大地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使无产阶级有了斗争的科学的武器。同时，是扫除了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种分子，横扫了资本主义百多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这两年半的文化革命，打败了几千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
我们通过了种种社会发展阶段，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以后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的思想，虽然一方面有代表劳动人民的，但一方面有代表统治阶级的。可是居统治地位的，统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凡是不合统治阶级、不合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统统站不住，都要打入地下的。只有维护他们利益的思想，才能站得住。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打破了几千年这种传统的为剥削阶级利益而辩护的各种各样的思想。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我们党的实践上，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而违反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就要吃亏，就要失败。这是我们从实际的经验中间体会到的。我们只要把主席的指示同群众见面，就能够变为群众的思想，就能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今后，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必须进一步地稳稳地掌握主席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及时的传达和迅速的落实主席的思想。群众只有掌握了主席的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才不会为冒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欺骗。这就是主席思想的如此广泛的普及，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那么，这收获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收获、文化方面的收获和毛主席的思想，政治上的收获、经济上的收获和毛主席思想的普及这种收获。
文化革命中间的这种成绩，我过去曾经讲过，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于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这种损失，同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这点损失，也不能够取得大的成绩。无代价地取得成绩，是从来没有的，它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损失。你打仗，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是不是呀？它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暂时付出这点代价，它的收获是很大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革命所取得胜利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还是可以说，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但是，今天说这个话，不是重复过去的，而是更高的看出损失更小，而更高的看出成绩更大。
同时，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大，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听上几句的。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伯拉图著了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是用对话的体裁来说明他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奴隶主的专政，而他的思想成为以后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对其他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哲学方面的，都起着作用的。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但这个文化同我们现在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时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也就逐渐产生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但是，他是反对神权，反对宗教。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传到德国，就产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立刻转化为农民战争。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的农民战争（应是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后来德国长期处于农民的革命的震动的中间，德国长期是不统一的。在英国，我们大家看过有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各国都发生了受他影响的东西，有的在文艺方面，有的在政治方面，有的在经济方面，有的是各方面都有点。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或者文化的改良。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骚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霍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革命或者是改良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是改良的。第三次呢，全部革命的。当然，后来有叛变的，叛变这个革命的。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第三次就是无产阶级，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恩格斯是死在一八九五年，而列宁生长于一八七○年代，所以他同恩格斯是同时代，就是列宁长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恩格斯还没有死。可以说同时代相接的，那时恩格斯还继续在著作。所以，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这一次完全是一种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特别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以后纷纷叛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俄国的没有叛变外，其他全部叛变，但是俄国也还有少数派叛变。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象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每个国家搞每个国家的一套，而没有象我们这样的一下子就在七亿人口的国家中传开。所以，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深刻的程度比我们差得多，根子比我们扎得浅得多，浅得多。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在不久以前，法国所发生的大的这种群众革命运动，有它们自己的内在原因，但是，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影子，影响和推动，很多都是学了我们的。这次法国罢工的人数，可以说超过法国自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所没有过的规模。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间，曾经发生过武装起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又在一八七一年发生巴黎公社，也是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是占绝对的优势，当时是蒲鲁东的思想和布朗基的思想。布朗基是不要群众，蒲鲁东是不要政权，不要专政的。但是，客观上这次运动是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运动。所以，它的历史意义，虽然失败，但不可磨灭的。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这是我要讲的文化革命胜利的三个方面。下面要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毛主席曾经有这些话：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前面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领导着这一个革命的路线方面的斗争。
基本上就是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要不要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实质，焦点之所在。毛主席是主张发动群众的，而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是反对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镇压群众。
这场革命用什么路线来进行，决定这场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二月提纲”是刘、邓司令部抛出来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纲领。他们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不准登载的。刘、邓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镇压群众的。江青同志的二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与刘、邓“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反对他们那个东西的。六六年五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二月提纲”，粉碎了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套班子，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那就是六六年五月间把这第一套班子打垮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经验证明，这两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清算了刘、邓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内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毛主席的大字报大大地震醒了全党，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以后轰轰烈烈的这种由亿万群众参加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但是，刘、邓司令部并不甘心，并不自动地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在他们镇压群众的做法失败以后，他们就执行一个新的手法，继续镇压群众，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邪风，施展用生产来对抗革命的诡计。表面上，他们好象是很积极于生产，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的，是拿生产来压革命的。犹之乎罗瑞卿过去表面上好象是要搞军队的军事训练，但是实际上是想压低毛主席的思想在军队中的传播。但是他不公开这样说，而是实际上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对抗。这是第一套班子的人和第二套班子的人都采取过的，压制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化的手法。
路线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公之于群众，把路线斗争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从来没有一个领袖象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这种气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是例外，列宁是例外，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毛主席采取一系列的英明的措施，比如说，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达一千三百万之多，次数达八次之多；采取了“四大”的作法，把大字报贴到街上来的作法，由刘邓不准互相串连改为互相串连的办法，批准了军委为革命群众进行平反的五条紧急指示，发布了工农业系统文化革命的两个十条，支持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等等。
亿万群众的发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和根本的保证。
不发动群众，按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一小撮坏人的办法去搞，就会使这个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使这个运动夭折，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成果。
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间，是很鲜明的有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一条就是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的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一条作法和主要的做法，关键性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还是不发动群众。毛主席是坚持地一贯地采取发动群众的这种马列主义的做法，这种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符合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做法，是有理论根据有事实证明的做法，是我们党永远要坚持的做法。
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党，应该是阶级的党，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党，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与此相敌对的阶级沾染进来的政权。除非他们放下了武器，彻底投降，我们跟他们搞点统一战线，团结间接同盟军，这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做法。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劳动群众，只有这个才强有力，只有这个才可靠，其它是不可靠的，其它是没有力量的，其他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所以这次路线斗争，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个两条路线是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做法，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做法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做法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来依靠群众。否则，我们便一无所成。
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力量没有保证来进行这个革命。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非常的必要。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先决的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成为如此广泛的可能。但是在苏联，他们也取得了政权，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他们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是完全可以依靠群众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之成为修正主义，以及他们一系列的国家转化、蜕化为修正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促进、互相保证、互相发展的。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毛主席来掌舵的，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别的什么领导，是由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来领导的。一切惊涛骇浪，任何时候出现的满天乌云，有了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都可以乘风破浪，击退逆流而胜利地前进。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个领导班子的问题。当然它的下面的实力，还是枪杆子。各级的领导班子，我们必须要很好地来配备。必须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相信群众的，是能够自己进行思想革命的，这样一种班子。如果这种领导班子，被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篡夺了的话，就要发动群众把他夺回来。就像一月风暴以后我们这样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军队。所以，军队本身更要特别地来加强这种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进行思想革命化、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子，军队本身才能够履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柱石的作用，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实力。
军队必须在“三支”“两军”中间正确地对待群众，坚决地实行“五不”的做法。无论如何不能镇压群众，特别是开枪镇压群众。我曾经常常同同志们谈，枪、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那一大群人，你知道那个是好，那个是坏。你枪一开的时候，子弹把好人打着了，坏人反而没有打着。所以，开枪无论如何不是办法，即便是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叛徒，我们也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只能采取“五不”的这种做法，而不能采取开枪的那种粗暴的做法。那种作法是同段琪瑞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吴佩孚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蒋介石的做法没有区别。开枪嘛，是向群众开枪。这就是一方面要发动广大群众，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毛主席的这种正确的措施能够落实。发生干扰、阻力，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是证明着敌对阶级的存在，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叛徒、特务、内奸和外部的帝修反的存在。所以如果对于这些干扰不从阶级上来看他的严重性，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看清楚他，他的劲儿从那里来的，是阶级的根源来的，才有那种劲头。不然他也没有那个劲头。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社会影响，他所受到的舆论的这种推动，使他走向反党、反对革命的这种做法。
在运动的过程中间，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对这条路线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这种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老干部、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等的这种漂亮的口号下，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对革命路线的这种做法。
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要刘邓的领导，而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他们关心老干部是假的，包庇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他们本身才是真的。而真正关心革命老干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他们关心高干子女是假的，而反对红卫兵和为“联动”翻案这却是真的。他们怕把军队搞乱这个话是假的，而挑动、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与中央文革对立，这却是真的。他们以抓生产为名，而实际上来镇压革命，来对抗文化革命的展开。运动初期，他们追随刘、邓镇压群众。后来又一下子摇身一变，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主席原定在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一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对于“二月逆流”，提出了批评。中央碰头会也多次地批判了“二月逆流”。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是文化革命的胜利。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了、批判了“二月逆流”，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个文化革命会要流产的。但是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今天会议中，还有几个职位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误。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同时，主席也希望能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了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样的舒服。因此，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了反对革命继续前进、反对不断革命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二月逆流”是对于文化革命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右的方面的代表。但是，他们这个右，必然在走到过份的时候，就走向引起了极“左”，就会导致极“左”的这种抬头。王、关、戚就是这一种极“左”的反党、反毛主席路线抬头的代表。他们用极“左”的这种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是打击一大片，打倒一切。其实，王、关、戚他们实际上是刘、邓、陶班子里面的老成员，是他们刘邓陶班子里面的余孽。他们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委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九·五”命令和江青同志发表的讲话，特别是主席亲自视察各个地区以后发表的指示，王、关、戚是破坏主席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的。最终，他们是遭受到了粉碎。
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六个省市的革委会成立了。从四月到九月，由于“二月逆流”造成的恶果和极“左”的思潮的这种干扰，就使预定可以成立的革委会都把时间推迟下去了。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乱的现象。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九月以后，主席的指示，又把形势迅速地好转过来了。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成立了十八个省的革委会。
今年三月间，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勾结了余立金这一个叛徒，和傅崇碧这些，他们耍两面派，实际上是搞阴谋活动。他们是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执行的。
中央“七·三、”“七·二四”的布告，是对付极“左”的这种思潮，和这个地、富、反、坏、右在中间搞鬼所造成的局面，煞住了他们这个歪风，而使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一片红。
在进入斗、批、改的这个新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论的这种思潮和做法。多中心实际上是无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搞分裂主义。我们要反对这种多中心，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继续批判“多中心”论，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唯一领导中心。反正，在这场革命中间，一下子出现这种干扰，一下子出现那种干扰，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依靠群众的路线，打击走资派的路线。这些干扰，都经毛主席很快地识破了，中央文革很努力地事事执行了毛主席的措施，使这种“左”的、右的统统遭受失败，而且保证毛主席的这个路线的胜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那就可以概括为刚才这一些，就是民主，大民主，同时要保证专政，同时，要反对这种“左”面来的或者右面来的，而根本上最主要从右面来的这种干扰，才能够保证这个路线贯彻下去。
中国革命和中国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导的。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是马列主义发展中间一个新的、崭新阶段，我比一比就知道它是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列宁主义是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是在这一时代下产生列宁主义。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种时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进行大的博斗的时代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时代的条件不同，他们各代表当时时代的特点。但是，他们共同点呢，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都有世界性的这种意义，而不是某一国或者譬如是中国的，或者是俄国的，德国的这种局限性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影响的，是反映了世界的当时的实际的。
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仅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的问题上，是提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成败命运的这种思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整个，毛主席这几十年来的革命的科学，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所表现的这种思想，都表明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没有死，而把他复活起来，而向前发展起来，而不是停顿，也不是守旧。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矛盾。而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对抗，对抗将消失，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并没有发挥起来。斯大林是马列主义者，但是后期的思想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而且搞得不好，还要变成对抗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永远的普遍的存在，必须用这一个规律来观察社会现象，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抛开这个规律，作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例外的东西，那就不对了。毛主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但他主要的能够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斗争是万物之母。这是最古典的希腊的赫拉克里特说的话。只有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下面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分成两类的矛盾，这是很必要的，而不要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内部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一切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子说是不行，是不对的。只有毛主席正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承认有矛盾，同时不把矛盾混为一谈，而区分为敌我矛盾和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原则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些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的阶段，消灭一切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