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父母文革中考虑过自杀
2026年5月5日
自从1968年元月戴宁生回家短暂地和父母生活了几天后，南京大学和西安交大和其他大学一样，这几年经历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备战和疏散，批修整风，等等，层出不穷的运动。现在正在清查深挖大抓所谓的5·16分子。
1968年4月2日，南京大学校革委会决定成立了“当权派管理小组”。1968年5月4日展开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要人们忠于圣人、圣人的思想和圣人的路线并且对圣人、圣人的思想和圣人的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1968年6月12日正式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到1969年元月3日，南京大学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
1968年秋天，南京大学数学系成立了父亲的专案组，父亲第二次被关押在原来的一间学生宿舍里，“隔离审查”。他终日的任务就是写检查写交待和挨批斗。他在1967年第一次被隔离审查时写的题为“初步检查”的交代材料的基础上，又绞尽脑汁，写了32页70多条的“补充交代”材料，以及其他各种零零碎碎的专题交代。这些交代材料涵盖了父亲从1910年出生后有记忆起的所有事情和所有认识过的人。【见文末注一】
1949圣人的党取得政权之前，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四处奔波，还到处受气受累，直到累坏了身体。1949之后，父亲感到国家和自己都有了光明的前途。他不但有了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也通过努力工作挣得了自己的地位。父亲一介书生教书匠，能有什么“罪行”可言呢？主要的问题在于，1949年后，他算是上了贼船。现在说得抽象点，就是执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
具体地说，父亲批判了自己在教学、科研和群众路线三个方面的“错误”。更具体地说，在教学中他要求数学系的学生学好“三高【见文末注二】”、外文和物理。在科研中他全力以赴地卓有成效地推行165计算机研制项目的工作【见文末注三】。他在1967年11月写的“初步检查”中说，在教学方面，自己“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 …… 是淡薄的。”“ …… 平时工作中常片面强调要学好‘三高’、学好外文、学好物理，把业务放在第一位。”“照这样办法搞下去，就有可能把学生培养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刘邓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我的罪过。”
他在1969年开始写的“补充交代”一文的第17条中交代并自我批判道：“1965年在一次165支部大会上。我说过三、四、五专业承担的任务多，人力不足，应突出重点。我提出165为主的口号。这也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口号。是违背大圣人教导的。大圣人对他侄子谈话时指出，阶级斗争是门主课。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提出以业务的东西为主。”
很多年后，当戴宁生看到父亲的这些写在蓝色油墨的复印纸上的交待资料时，无限感慨，这些交待材料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父亲是个多么正直的人，老实本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件坏事也没做过。
母亲本不过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不幸也上了贼船，文革开始前当了几年南京大学附属幼儿园的主任。文革一来，她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不了被夺权后批斗一番下放劳动。她虽然没有被关押和隔离审查过，但也被逼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了很多的交代材料。说起来，她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呢？举个例子，她在1967年春写的“自我检查稿”中第（八）之5条中自我批判道：她有“资、修的教育思想。”“在教学上没有强调以阶级斗争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主而是智育第一。”“生活上力求让孩子们吃好、睡好、玩好，忽视了艰苦朴素方面的教育。”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
母亲是个胆大和无所畏惧的人。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并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造反派按公式凭空想象批判她是资产阶级出身的臭小姐，过着收地租和房租的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她反驳说：
“哪来的资产？自从我懂事以来，我们家就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们倒是给我找块地找间房找点资产来让我看看！”
夏天，父亲被隔离时，母亲下午就送去绿豆汤给父亲解解暑。
造反派厉声呵斥道：“你丈夫是受批判的走资派，你不要再来这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母亲说：“他有高血压心脏病，他要是晕倒了，你们怎么批判他呀？”
可是文革几年来，似乎今生今世都要被迫按照造反派的逻辑苟活下去了。父亲反复被隔离审查、抄家、劳改、批斗，家中被火烧掉了，儿子进监狱了，现在小女儿又病重了。母亲也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疾。
对父亲这样一个人，又是批判斗争，又是隔离关押，又是成立专案，又是内查外调，等等，等等。怎么收场呢？父亲说，一个叫潘良元的专案组的造反派小头头几次向父亲暗示，要父亲去自杀。他对父亲说：谁谁谁跳楼了，谁谁谁上吊了，谁谁谁怎么怎么自杀了，那意思很清楚 ---- 你也自杀吧！自杀了就解脱了。就像电影《追捕》中长谷对杜丘说的：“唐塔不是跳下去了吗？朝仓也跳下去了，现在你也跳下去吧。”只不过《追捕》是1978年才在中国上映的，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小头头十年前就有这个好主意了。
母亲说，自杀的事她和父亲也商量过、考虑过。母亲说，她和父亲都没有罪，只是活着太没有意义了，太没有尊严了，太累太辛苦了，死了确实是最容易的解脱。但是他们最后决定不自杀。母亲说，他们决定不自杀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四个子女。那时，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自杀。不管是什么情况，官方的定义，凡是自杀死了的人一律是“畏罪自杀”和“自绝于人民”。父母不愿意他们的子女不清不白地一辈子背上那个父母“畏罪自杀”和“自绝于人民”的黑锅。父亲对戴宁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最爱面子，最怕的就是丢脸。可是这个圣人就是厉害呀，他就是让你斯文扫地，让你丢尽你的脸，做不成人。”
是的，肉体上的折磨之外，圣人和他的党的伟大创举是对人进行无以复加的精神上的折磨。在戴宁生所有认识的和所知道的自杀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有罪的，更扯不上什么“畏罪自杀”。他们不是“自绝于人民”，而是与黑暗的暴政一刀两断；他们不堪凌辱，用生命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作了最后的抗争。古今中外，有谁能逼迫这么多人选择自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已经明白自诩了是攀比不上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怕是也望尘莫及，作践自己的顺民百姓，无以复加矣！请有良知的人们睁眼看看，扪心想想，让历史明鉴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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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见附录二十七，题为“父亲的交代材料”一文。】
【注二：“三高”可能指的是高等数学、高等代数和高等几何。】
【注三：见附录十六，题为“父亲和165计算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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