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下来后随即参加政府开办的免费英语班。多伦多是座移民城市，英语班里集中了各种肤色的学生，老师也来自不同国家。其实我在国内一直没有放弃英语学习，阅读和文法还过得去，到英语班主要想提高自己的口语和听力。班里老师和同学的英文都带有浓重的口音，再加上这里的学生英文底子普遍很差，交流时连比划带说，出口的语句基本没有什么文法，连蒙带猜虽能搞懂对方的意思，但距离自己想学的口语相差实在太远。这种课程对老师也没具体的量化要求，他们得到的报酬又低，个别老师上课时也就应付差使，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仅没有进步，原有的语法知识也逐渐丢掉了。留在学校远没达到自己的初衷，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反正都是同样的语言环境，打工时也能练习口语。
身为新移民，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和人脉，找工只能依靠网络、报纸等公共资源。发了无数简历，发现没人对自己感兴趣，简历投出去后也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一般而言, 想在加拿大找到好的工作, 或者有人际关系，或者通过中介公司。我们这些抵达加拿大刚刚几天的新移民, 甚至还不能用英语表达自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际关系。再加上不了解这里的劳动市场, 也就是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 那些好的中介根本就不会为我们提供服务。
记得好不容易得到信息，有家公司招聘懂机械的员工。立刻带上精心准备的简历前往应聘, 老板是东欧人, 还对我进行了面试, 包括画法几何和制图原理，老板显然具备同样的教育背景。我向他解释了苏联模式的外投影体系和欧美标准的内投影体系，老板似乎对我的专业知识很满意，带我到车间参观, 步入车间的那一刻，兴奋的心情立刻消失。这不过是一个小作坊。制作单人皮划艇，船身是玻璃钢基材，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沙纸打磨船身，使皮划艇由粗糙的毛坯变成光滑靓丽的成品。老板是聪明人, 广告吹得天花乱坠, 好像对员工的专业知识有相当要求, 其实就是招不到本地员工，把目标对准了我们这些技术移民，根据新移民找工心切和较好的教育背景，编排了一套诱惑人的面试流程。参观时看到一位大陆移民, 戴着防尘面罩正在工作, 灰头土脸, 浑身粘满了粉尘, 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免使人怀疑它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最终我拒绝了这份工作。看样子我们找工作难, 有些条件特别差的工作，老板想招到员工也不容易。
从报纸上看到一家公司需要铣床操作员，立即前往面试，老板问到机床操作的具体细节时我根本答不上来，大学毕业后虽然也在基层企业工作，但从未接触过机床加工，自然回答不了老板提出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计算机知识，可是我根本不会。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太差的工作不想干，想干的工作又不会。还是要去学校回炉，以便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后来我在colloge（社区学院，专门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类专业人员，类似当时国内的中专和技校）选修CNC（数控机床）课程, 在班上又遇到那位打磨皮划艇的同胞, 河南人, 硕士学位,他已经从那家公司辞工了。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随手领取一份免费报纸，发现有家中介距离我家住址很近，就前往那家中介碰碰运气。这家中介的老板是位黑人，三十来岁，两鬓留著修饰得非常考究的短胡子。他让我填写表格，留下姓名、工卡号、电话等相关信息，随后就没音信了。好在这家中介离我住处不远，我就天天往中介跑，询问用工情况，得到的回复总是让我继续等。终于有一天，中介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要给我派工，让我第二天早晨去他们那里接活儿。第二天一早，我按时来到中介公司，大厅里早已聚集了七八个人，全是本地黑人。突然闯进一位外国人，不免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诧异的目光一下子全都聚焦在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他们相互议论着，然后有位个头高一点的黑人试着用简单的英语和我沟通。
“ 你从哪里来？”
“ 中国。”
“ 来加拿大多久了？”
“ 两周。”
“ 才来了两个星期！” 大厅里又是一阵骚动。一个刚来加拿大才几天的新移民就能和他们一起被中介录用，自尊似乎有点受伤。“ Do you have any change（你身上有零钱吗）？” 那位黑人继续问，他用手指了指立在墙角的自动售货机，机器里装有各种食品和饮料。他担心我听不懂，继续补充说“Loonie，money（钢镚，钞票）” 同时把头扬起来，用手比划成喝饮料的样子。“ 没有。” 我摇摇头答道。机器需要的钢镚虽然不多，但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给他就别想要回来了。人群中再次掀起一阵骚动，“ He understands everything( 他什么都明白)” 有人这样评论，这回我真真切切地听懂了，他们在欺负新来的人。大厅里随后恢复了平静。
中介老板这时候从办公室走出来，挨个点我们的名，叫到的人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用工单位地址和联系人姓名，老板要求我们十一点前赶到那里。人群陆续离开大厅，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汽车，只有我需要搭乘公交和地铁。这时已经九点多钟，还需要照着地图找到用工地址，那时我对多伦多不熟，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紧张。
乘公交、转地铁，几经折腾终于来到靠近湖滨的市中心。是个高档商务区，从地铁站出来放眼四周，全是贴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看上去十分厚重的花岗岩建筑，阳光下十分扎眼。大学毕业后就被学校分配回老家乌鲁木齐，那是国内比较落后的边疆地区。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基层矿区搞建设，这么高大上的洋氛围，我是头一回见识。
我是最后一位抵达的，找到那里，已经迟到了十多分钟，好在用人单位的工头正在给大家分配工作。“ 他还真找到了。” 那位大个子黑人对他的伙伴道，我按时在那里出现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 你是Simon吗？” 工头问我，Simon是来到加拿大后我为自己取的洋文名字。得到证实后他把手一挥，带我们来到一栋大楼门前，工头胸前挂了一张磁卡，他在读卡器前划了一下，大门随后自动打开，进去后每过一道门都要刷一次卡，最终我们坐电梯来到了办公区。我头脑有点晕乎，长年在基层摸爬滚打，哪里见过这个？当时的感觉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走廊里那些华丽的装饰和现代工艺品让我大感震撼。
我猜应该是一家刚租了写字楼的新用户，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布置办公区，把办公家具搬到规划好的地点。我们被编成两人一组，同我合作的是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偏瘦，一米七二左右，比我稍矮一点。我俩要把一张写字台搬到另一个房间，小伙子和我商量，面对面各抬一头，一前一后慢慢往前挪。在国内指挥别人干活早已养成习惯，我不假思索就否定了他的方案，我提出两人面朝一个方向，走在前面的背贴桌子，跟在后面的面向桌子。黑人小伙儿挠了挠头，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一，二，三，” 两人同时发力，“ 走！” 没想到他那边抬起来了，我这边根本抬不起来。其实这张写字台很重，我在国内从没干过体力活，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技巧。我这边的桌腿依然撑在地面，黑人小伙儿在前面一挪动，“ 咯吱” 一声，我这头的桌腿撇开了。我俩都愣在那里。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况且是在国外，我心里有点发怵。“ Just wait here.（在这儿等着) ” 小伙儿说完就出门找工头去了。五六分钟后，小伙子返回来，“ 工头让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以后下午一点钟在楼下集合。”
在街上随便买了支热狗，吃完以后在附近漫无目的的散步，阳光照在四周摩登大厦的玻璃幕墙上，光线在幕墙间交相辉映，让我头昏目眩。看看马上就要到点儿了，回到集合地点。工头重新一一点名分配工作。我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工头很客气，“ 下午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你可以回家了。”
加拿大的头一份工作还没开始就这样戛然而止，还损坏了雇主一件家具。我灰溜溜地搭地铁踏上回家的路，耳边是铁轨有节奏的轰鸣声，窗外一片漆黑。我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国内职场不顺，我选择移民国外，但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体力劳动，明显不是我的擅长。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从人生的谷底重新站起来？
一周后中介打电话通知我去取支票，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本来我对它早就不抱期望了。支票计四十八加元，去掉各种费用实际到手四十三元多一点，工作时间按四小时计，其实我在那里前后总共干了不到十分钟。
“ 这么多钱呀！” 妻子看到手中的支票十分惊讶，出国前，她在设计院工作，每月的薪资也就七八百块，这张支票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是她一个星期的工资呢。
我和太太的中小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上大学后才开始学习英语，从ABC起步。离开大学近二十年，太太上学时学过的那点英语早已还给了老师。登陆加拿大后，她立即参加政府开办的免费英语课程。我俩来加拿大时随身携带的现金并不多，虽说有免费的英语课程，但吃喝拉撒、租房、交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花钱。即使拼命节省，银行的存款还是一天天见底。看到我轻轻松松就挣了这么多钱，太太十分羡慕，也想出去试试，可惜那时她没有语言，只能在华人圈里找工。
那天我和太太到超市买菜，看到隔壁中餐馆门前有“ 請幫工一名，有意者面談” 的招聘广告，随即进入饭馆表明来意。老板看上去已经年过五旬，我们的言谈举止让其一眼就认出是才来不久的大陆移民，“ 我们这儿不要技术移民啦。” “ 我不是技术移民，餐馆的帮工我在国内干过。” 太太蒙他。老板明显不相信，他不愿意在我们身上多花时间，搪塞道，“留个姓名和电话号码啦，合适的话给你们打电话。” 太太向老板要了纸和笔，趴在前台写地址。“ 用繁体字写。”，听老板口音他应该是香港人，考虑到香港人使用繁体字，我特意提醒她。在国内时太太在设计院从事设计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科研设计单位大都在绘图板上手工绘图，那时还没普及计算机。多年的专业经历让太太练就一笔漂亮的正楷仿宋体。她写完姓名和联系电话，这场注定失败的找工经历也就结束了。
我们多傻呀，人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技术移民，想请那种文化不高的粗人。太太却用那么正规的仿宋体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生活在简体字环境，却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正楷，还是繁体字！这不明摆着告诉对方我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吗？算了！就当是吃一堑吧。虽然有国内多年的专业经验，没有语言，来加拿大后根本无法进入相关领域；寻找体力岗位，我们又处于竞争的劣势，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处境。路是自己趟出来的，既然选择了移民，遇到任何挫折只能自己承受，想办法从跌倒中重新站起来吧。
那段时间，我曾尝试用各种方式进入专业市场，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也曾找过华人中介，希望借此摆脱困境，可是人家在电话里一聊，我没有相关专业经验的缺陷就暴露无遗。虽然时代已跨入二零零零年，改革开放给内地带来许多新鲜事物，身处边陲的我是一点也没接触到。那时候整个西方社会正处于经济繁荣的巅峰，市场对各类技工的需求很大。沿海发达省份出来的人，很多都有外资工作经验，他们找工的过程就比较顺利。 是时候回炉重新武装一下自己了，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储备的那点苏联背景的知识已经无法应付眼前的市场需求了。白天干着零工，晚上和周末去Centennial College学习，半年后终于拿到了CNC（数控机床）证书，这是我重新爬起来的希望，怀揣着这份证明，我又开始发简历了。
好不容易盼来一份面试通知，约定面试时间后，赶紧向工头请假。面试地点Oakville，距离我家地址Scarborough七十多公里。老板是位上海人，办公室有点乱，地上堆了些材料和零件。请我入座后他认真地看了一遍我的英文简历。“你在Centennial College上过学？”，老板随口问道。“上过培训课程。”，我笑了笑。“简历写的很好，英语不错。”老板评论道。随后他介绍了一下公司情况，公司有一台水力切割设备，整个安省只有一台，老板为其能有这样一台先进设备感到骄傲。上海人比较直率，老板开门见山，“按照你的资质，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这家公司很小，员工和我加起来才四个人。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跑这么远的路。”他不愿意招聘像我这样的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又在学校受过培训。觉得这种人一旦熟悉了环境就会跳槽，他不愿为别人培养人才，让公司成为他人的培训基地。“没关系，我从来没见过水切割设备，不介意的话，能否带我参观一下？”“当然可以。”老板爽快地答应。说实在话，此前还真没听说过水能切割钢板，看到水切割设备的工作过程，的确让我开了眼。虽然在学校学习了CNC课程，但真正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回家的路上，正赶上下班高峰，堵车十分严重，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我有点撑不下去，找到一个carpool（紧贴高速公路的临时停车场，供那些拼车上班族使用）泊完车后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继续上路。找工真难啊，只怪自己功夫不过硬。
煎过一段时间以后，中介终于肯给机会了。那次中介派我操作数控铣床，一家飞机零件制造商的夜班，按地址开车来到那里，怎么也找不到公司的门牌号。四周转了一圈，发现一间厂房车间的侧门是开着的，进去后里面空无一人，通道里的应急灯一闪一闪的，昏暗中发出耀眼的红光，能听到空中压缩空气管道传出的呲呲漏气声。小心翼翼地退出，把门关上。没想到大门关上的刹那，触发了保安系统，整栋建筑警铃大作，路边四五个西人正在谈事儿，他们终止谈话，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被怀疑成窃贼了。硬着头皮过去解释，其中一位老板模样的西人领我到他办公室，查地图，打电话，终于找到正确地址，也算是没有白白虚惊一场。我在那家公司只干了两天，车间地面被油漆粉刷的通红透亮，干净得就像医院的手术室，餐厅里牛奶、点心、咖啡什么都有，向员工免费供应。这一切让我羡慕不已，我要是成为这种公司的一员该有多好，然而这只能是梦想，太高不可攀了。在中介的帮助下，我不停地变换工作，也算是慢慢走进了CNC这个领域，对它有了初步认知。
来加拿大时互联网虽已开始流行，但报纸和广播电视仍保有相当的读者和观众，商家更愿意在传统媒体上刊发他们的广告。当时多伦多有三家华文报纸：“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和“明报”，其中最受广告商青睐的是“星岛日报”。每天打零工回来，我都会买上一份。根据广告栏里刊有的各种招聘信息，不断地发简历或打电话过去，但就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段找工的日子，我们在痛苦的挣扎中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回家躺在床上时，国内过去的往事偶尔也会浮现在眼前，但心里想得最多的，是第二天怎么从头再来，去抓住市场上空缺出来的工作机会。来到加拿大，不就是为了这点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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