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革十年，军队支左，大量部队去部队农场种地，政治学习超过正常训练。许多军人连最起码的基本训练都做不到。文革结束

全训部队很少，多是半训。以我所在的坦克11师为例。我们师是当时全军的4个甲种坦克师之一，（坦克1、2、3、11师），即使这样的甲种师，只有我们坦克42团为我师全训部队，坦克43、44团、炮团、高炮团（半训）、装甲步兵团（农场种地）。我父亲的1军，当时是三个步兵师，每年有一个步兵师去湖北的沉湖种水稻开垦。1975年换防的浙江，依然是每个师去萧山农场轮番耕作。全军情况基本都是这样，这样的部队参加对越反击战，残胜就不错了。我非常反感反击战开始之前的所谓应急训练，当时就写信给总参，列举应急训练的危害，总参专门写信回应。这是典型的临时抱佛脚，战争用这种方法就是大量的流血牺牲，原因就是部队平时缺乏训练，对越反击战我们掌握主动权，决定发动战争时间，假如发起战争的是敌方，没有严格训练的士兵，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同样没有经历过战争，反击战的老兵在战场存活率高于新兵，训练与不训练差别极大。

中国军队从朝鲜回来训练最扎实是六十年代罗瑞卿任参谋长组织的大比武，整个部队训练水平如今的部队也难以赶上。最弱的时期就是1977年至1979年，反击战结束，中央军委痛定思痛接受对越反击战教训，重视训练演习，减少大量的政治学习，部队训练水平有所提高。九十年代军队经商，连队不是想着办法训练而是想着挣钱，部队的军事训练又打折扣，军队经商让部队贪腐成风，买官卖官，即使今天都无法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