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0）

我的文革（140）

 

广东的情形与广西大同小异。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广州最著名的 “红旗工人”、“中大红旗”、“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九个群众组织和北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二司”、“三司” 等五个外地驻穗的造反团体代表一起开会策划夺权。二十二日早晨，“中大红旗”学生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四位书记用车载到中山大学，向他们宣布夺权的决定。四位书记商量以后决定同意交出省委、省委办公厅、省委文革办公室等印章。二十三日，他们又以省委名义发表了《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说“一月二十二日，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是一件大好事，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个伟大创举。省委坚决支持这个革命行动，并且庄严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二十四日，广州市也被造反派夺了权。照此形势，如果广州军区也承认造反派夺权，那么接下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将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事。

但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对于参与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似乎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就开始陆续派部队对广东省的电台、报社、“公、检、法”、海港、铁路、重要矿山等机构、单位实行军管。如果支持省革会，那无疑要将军区已经掌握的地方政权交出去。这对于已经尝到掌握地方大权甜头的军区领导们是不太愿意的。而且，他们从骨子里是不相信造反派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与成立革委会相反的一些措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广州警备区主持召开了广州市三级干部大会，成立由警备区负责人为主的“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市的工农业生产。三月十五日，中央决定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任命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对全省实行统一领导。同日，广州市也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四人全部为军队干部。对于中央的这个军管决定，我不知道是毛泽东做出的还是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做出的。但这决定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以军管来取代成立革委会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决定与毛泽东提出的建立革委会来取代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是相悖的。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涉及中央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还有待史学工作者的挖掘。在当时，以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与林彪的关系我们一般老百信还不清楚，但“杨、余、傅事件”后就清楚了。所以，在广东问题上，周恩来与林彪的立场应是一致的。总之，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广州军区对成立广东省革委会兴趣不大；即使成立革委会也必须是以军区领导为主乃是很明显的事。所以赵紫阳等广东省委领导承认造反派夺权并主动予以配合，无法得到军区认同也是必然的。

那么中央为什么要对广东实行军管呢？从文革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等史书透露的消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作出军队“支左”决定后，二十七日周恩来就因广东省委书记们“自动向造反派交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和云南等边疆省份实行军管。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周恩来还说：“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由此看来，且不论周恩来说的“按主席思想”是不是真的“主席思想”，至少周恩来自己的观点是清楚暴露出来了：他对造反派夺权实际是反对的。这与他在公开场合赞成造反派夺权完全相反。他对“主动向造反派交权”的当权派也强烈不满。也许在他看来，这些主动向造反派交权的当权派无异是共产党的投降派。相反，因恋权而对成立省革会表现冷淡的广州军区，在周恩来眼中反倒成了可以信赖的、控制广东的力量。我很怀疑，周恩来的这个态度得到了林彪的赞同。而毛泽东思想深处对造反派也是不信任的。这样，周林意见一致，而毛也不强烈反对，于是对广东军管决定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以稳定沿海边疆地区为由，先是对广东，接着又对云南、福建、浙江、江苏等省都实施了军管。说白了，实施军管的目的就是要排斥造反派掌权的可能。周恩来的这个态度，联系到他在外交部策划“由自己人夺权”，玩弄一套假夺权把戏，两者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由于军管实际上否定了造反派夺权，因而遭到最早夺权的“红旗”造反派反对。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还发生过一次“红旗”造反派冲击军区的事件。而以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对“红旗”造反派也就开始怀恨在心。三月广东实行军管后，省军区取缔了属于“红旗”派的“珠影东方红”、“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与此同时军区则支持、扶植与造反派对立的“地总”、“红总”、“主义兵”等“东风派”，处处打击“红旗派”。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山医学院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参与武斗最多时人数达一万以上。中央派周恩来到广州处理两派分歧。他到广州后曾表态说“东风派”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但第二天回到北京后又改口说“东风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根本无法化解两派的矛盾，对促使广州军区“端平一碗水”，公平对待两派也毫无助益，反而更激化了两派矛盾。此后，黄永胜放开手脚镇压造反派。其手法与广西韦国清大致相同，如也普遍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大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力追查所谓的“反共救国团”，说“反共救国团”广西的是分团，总团在广东，其实是借这些名目打击杀害反对他的“红旗派”。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有人造谣说有一批劳改犯越狱逃到广州，当局纵容广州市民随意捉拿陌生人，将他们殴打致死或吊死在街边树上，制造红色恐怖。据有人统计，全市发现的被吊死者有一百八十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黄永胜升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而他留在广州的班底，在当年五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再次大肆镇压“红旗派”和有海外关系的人。据统计，当时被杀、自杀的人数达三万三千多。很多无辜受害者的尸体沿珠江一直飘到香港。文革后我去了香港后曾听工厂的工友谈起过此事，唯他们不清楚这些海上浮尸究竟来自广州还是其他地方。文革后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来广东调查，结果认为文革时期广东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十万人以上。所以回顾广东省文革历程，广东的许多武斗和杀戮，究其原因都与军区想独占全省权力这一点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