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和严歌苓已从认识到闹翻，她出尔反尔，从曾经答应协助我的人权宣传活动、公共性的文化艺术事业，到无理由的拒绝履行诺言（据说是听信与我有矛盾者的谗言等原因）。严重损害我关于中国人权的活动计划，也给我个人造成伤害。
严歌苓缺乏诚信，道德低下，良知残缺。起码是对不起我，给我造成很大损害。但我不以人废言，她写的《陆犯焉识》还不错。我和她闹翻之前写了这部书书评的三分之二，内容很长。而且我也不想浪费我的写作。所以连载于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继续接续评论之前的内容：
“陆犯焉识”来到大西北劳改营后，囚服上的2868号，在5个月后，就变成了1564号。这意味着，仅仅在这一个劳改营，号数排在陆焉识前面的人，已经死了1304人。这仅仅是一个劳改营，仅仅包括排在陆焉识之前的犯人。2868号之后同样有大批人死去，递补1564号到2868号的空缺。
三年后，陆焉识的囚犯编号变成了278号。这意味着三年里，排在他之前的1563人，死去了1286人，即82%、五分之四死亡。而这278个幸存者，只占刚来到劳改营时的2868人的9.7%。这是真的“十不存一”，或者说勉强的“十有存一”。这不是发生在古代的战乱年代，而是全球大多数地区已实现温饱的20世纪后半叶、基本没有战乱的“新中国”。
这并不是编造，而是事实的再现。1957-1961年，在甘肃的夹边沟，3000多名“右派”有85%在饥饿与疾病中死亡，仅500多人幸存。夹边沟的悲剧，就是当年中国被劳改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一部分。
与陆焉识相同珍贵的2868个生命，在1961年已有2590个消失在世界上。而2868人之外被劳改的政治犯，在1950-1970年代，死去了至少上百万人。而整个国家，则有数千万人死去。
这2868人、上百万知识分子、几千万中国人，本来都是鲜活的生命，和陆焉识有着相同的生命价值、权利自由、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又动人的故事。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9%以上，其人生故事、被捕后的经历，死亡前最后的挣扎与思考，都随着他/她们的死，永远沉埋在地下，不为人所知了。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尸骨和姓名。这就是“人命如草芥”最深刻的注解。
而如此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公开社会的历史记忆中，长期是缺位乃至不存在的。有时提及，则是如鸿毛般轻描淡写的、充满矫饰的。这些和你我她一样珍贵和鲜活的生命，在官方的宣传，和后来人的记忆中，却像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是第二次的饥荒，是心灵的荒芜与丧耻；是第二次杀戮，是精神上对于良知与记忆的灭杀。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正是在历史记忆的死灭中生活的。虽然，少数人有所醒觉。可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沉睡，或者在装睡。我们这个曾经辉煌、后来沉沦的民族，何时正视历史、珍视生命和重建尊严，何时才能真正苏醒、实现真实的复兴。
南“古拉格”与“北”古拉格：地狱是相似的，也是有别的
前面已经说到多次，中国的劳改营，颇似苏联的“古拉格”。可这只是宏观的简略的对照。如若近观，两个国家的监狱与劳改系统，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程度、管理模式和政策的差异性、军警和看守人员残暴阴险程度等方面，其实是颇有差别的。对于这些同与异，就以严女士这部小说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主，辅以其他资料，加以比较。
它们的相同，是较为明显和易于总结的。两大古拉格系统，都是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政权，为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并最大限度利用犯人们的剩余价值，建立庞大的监狱，且在监狱之外另建立的一套劳改营，以强迫劳动作为最重要的内容。除了劳动，还有所谓“改造”，就是软硬兼施的洗脑和劳动，去除犯人们脑中一切红色政权所反对和忌讳的思想、让他们成为忠于新政权的奴仆。
而两个“古拉格”的监狱条件，都是糟糕的；管理，都是严酷的；死亡率，都是颇高的。相对于监狱，狭义“古拉格”（即劳改农场/工场）的劳改犯似乎是多一些自由，而非每天24小时（除少数放风）都在牢房。但代价是在酷寒、风雪、干渴等恶劣环境下，高负荷的长期劳作。而且没有看守们允许，是不能够停下的。这些劳改犯恐怕宁愿像监狱犯人那样一直呆在监狱，也不愿受这样的劳动折磨。
“古拉格”里，没有人权人道，或者说只有装点门面的那种人权和人道。索尔仁尼琴对比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的差别，可谓人间和地狱的分别。索尔仁尼琴或是对沙俄时期的监狱和流放地有所美化，但沙俄时起码是把囚犯当成人（哪怕只是当成犯人、下等人），而非牲畜不如的对待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在沙俄时期被流放，仍然过着食品充足、可以在流放地自由生活的情景。
不仅沙俄监狱比不上苏联政权的残酷，有些方面纳粹也是不及的。红色政权对政治犯的残忍无情，从法庭审判时就暴露无遗了。
索氏的《古拉格》中，提到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在纳粹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最终无罪释放；而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苏共最高层人士，都在法庭上承认罪行，纷纷被处决。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在纳粹法庭“如狮子般咆哮”，而季诺维耶夫等人则主动认罪，当然是后者用了酷刑。除了对本人酷刑，契卡还以这些人的家人为要挟，包括将其家人带到这些党政军高层人士面前折磨。这样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也就达到了正常审讯达不到的效果。连红军元帅布柳赫尔都在酷刑下承认自己为“日本间谍”，何况这些文官了。
参与俄国革命、缔造苏联的许多军人、党员、工农，在一次次肃反中，一批批的被送进“古拉格”，又一批批的死去。有人说这样的“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自残”。确实如此。许多人至死也不能明白，自身献出一切去缔造的国家，居然将自己送进劳改营、折磨致死。索尔仁尼琴自己一开始也是迷惘的。只是当他看到更多比他更惨更冤屈的囚犯们，才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劫难。
而红色中国的法庭，以极为简易的程序，匆匆处决了百万政治犯。中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最残酷的渣滓洞、白公馆，《红岩》作者罗广斌成功的熬过酷刑活下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死在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这既说明中共政权监狱及酷刑残酷程度胜于国民党，也侧面说明国民党时期军警特宪还是有一些底线。而且，相对于国民党时期还讲法律条文、与其辩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法官警察，文革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道理的。罗广斌在国民党监狱坚守，在共产党监狱里自杀，也是因为在共产党的迫害下，更有理想幻灭之感。
说到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刘胡子”，他的自杀，同样是理想的幻灭。他一心追求进步，主动起义，却被诬指为“反革命”。他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自杀，而是想不开抓无辜民众、自己被冤屈判刑、在劳改中受尽屈辱，才死去的。
苏联和中国，两座“古拉格”，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无辜者、良善辈，乃至是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本应被格外的尊敬和优待，但政权却将他们投入囚笼，让其在贫乏与屈辱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