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5）

我的文革（135）

 

县革会成立后过了一段日子，我们血防站两派也开始了大联合的谈判。具体时间我已记不起，大概是在初夏。也不清楚那时候军宣队是否已进驻卫生系统，但肯定还没有进驻我们单位，因为那段时间我从未见过有解放军来过我们单位。当时这个谈判的要求是谁提出的，我们一般群众也不清楚，也许仅是县革会的一纸通令。因此谈判也无人主持。我只知道两派对等地各推选了两名谈判代表，造反派一方推选的谈判代表是许震彪和叶青贸，保守派一方的代表是汪守民和潘阳明。他们进行过几次谈判，但一直没有谈成。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单位化验室又进行谈判时，不知是否为了要起草大联合协议，许震彪叫我也去参加了，因此我也算亲身经历过一次谈判。

前几次双方是怎么谈的？据许振彪简单对我的介绍，说前几次谈判，都是一谈到文革中的路线是非，双方就谈不下去。按军宣队强迫县里两派头头谈判大联合的做法，我知道军宣队是不准造反派谈路线对错问题的。但我明白我们造反派为何坚持要谈文革中的路线是非。因为这个问题非但关系对我们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作为是非对错的定位，更关系到我们造反派每个个人今后的政治前途。如果今天在这个问题不谈不争，不说清楚，等以后党组织恢复了活动，那批老当权派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说我们造反派在文革中反党反革命，那我们就失去了所有争辩的依据。因而在大联合谈判时，要求对前阶段文革两派站的路线对错做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是必要的。中共不是也做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此在全党确定毛泽东路线正确的地位吗？再说文革以来，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中共党内的许多“秘辛”被暴露出来，对毛泽东和中共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惯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都已有一定的认识。很多人都害怕这个“秋后算账”，觉得不能再上当。对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讲话中那种为结束文革而放弃原则，不惜牺牲造反派的利益，要求两派无条件地大联合的做法，我们从内心里是十分反感、甚至是抵制的。但是，坚决不谈不联合，形势不容许。怎么办呢？我们就抓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讲的“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句话做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很清楚这句话其实不是毛泽东真心想说的。他想说的就是要两派不谈原则无条件联合，然后好结束文革。但是，毛泽东发表的文字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在“青史”上不留把柄，他总是把话说得面面俱到，怎么解释都是他有理。俗语说“针无两头利”，既然你把话说得面面俱到，不肯把“革命原则”四个字去掉，这也就留下了让我们钻的“空子”。

这次也是一样。那天双方在化验室坐定后，大家先学了几段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然后接续上次谈判的分歧，继续申述己方的观点和理由。许振彪首先发言，说：实现革命大联合是当前革命的大方向，所以联合是一定要联的。但革命原则也是要坚持的，不能“和稀泥”。不坚持革命原则的大联合，其实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革命原则”就是文革中的路线是非问题。文革两年多来，我们两派在文革中的立场，究竟谁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谁在哪些事情上做对了，谁在哪些事情上做错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的认识。否则联合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也不能真正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如果是这样，即使勉强联合了，这种联合也不会巩固。

对方则强调：毛主席说“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於革命的大聯合。”你们老是翻旧账，要分路线是非，这种做法不符合毛主席教导。你们这样做实质是反对大联合、破坏大联合。

对此我们反驳：分清路线是非，让我们大家对本单位前一阶段的文革是非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正是为了“求大同，存小异”。什么叫“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认为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可不计较，都可一笔勾销。这就是‘存小异’；但是，对于文革中的大事大非，比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不该批判，“一月革”是否正确，“二月逆流”是否错误，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所以再三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算‘老账’，也不是为了争你对我错，更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些大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才能真正在毛主席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当时情况下，批判资反路线、肯定“一月革命”、批判“二月逆流”，都是文革中的大事，也都是毛泽东、党中央明文表过态的，尽管现在形势对对方有利，但对方也不敢否定。

由于对方怕谈文革是非，怕分清路线是非，而我们在此问题上坚不让步，所以这次谈判仍然没有结果。这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谈判。以后有没有再次谈判我也不关心、不清楚。由于谈判谈不拢，大联合自然也联不起来。此事一直拖到了半年多才又有了进展。事实上当时毛泽东硬逼着造反派与对立派大联合，根本是错误估计了形势，错误估计了两派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他以为靠他的权威两派会乖乖听话。但实际上两派都没有听他的话。一九六八年春夏开始全国武斗又激烈起来，就是明证。后来我醒悟到其实就在此时，毛泽东在两派心中就都已失去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继续维持他统治的，只剩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

虽然，那次谈判失败了，而且这也是符合当时我们造反派心意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后来我也曾反复设想过：如果两派坚持不联合，将斗到什么时候为止？造反派会不会斗出一个更好的结果来？我以为不会。因为全国造反派的力量相对于保守派来说始终处于劣势。像上海市区那样造反派占优势的，在全国只是个别现象。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党、政、军干部基本上都是反文革的。这种状况毛泽东也无法改变。他不可能将原来的党解散了重组一个新党。再有就是毛泽东本人，就他的内心深处讲，自发生“二月逆流”以后我始终怀疑他相信保守派要多过造反派。因为保守派再不对，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不像造反派，内中极可能藏着一些以造反派面貌出现的反党分子。去年《公安六条》的颁布，《军委八条》的下发和“二月镇反”的发生，归根结底就是由他这种猜忌心理造成的。他要军队“支左”，其真实目的是要让军队来夺走造反派手中的权力。实在来说，造反派之所以还能存在至今，基本上也是靠毛泽东的支持在勉强支撑着。而他之所以还支持造反派，是因为至今造反派对他还有用。他要搞文革，搞斗、批、改，遭到当权派和保守派普遍反对，唯有造反派支持他。没有造反派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但这种利用是一时的。归根结底，指导毛泽东和中共行动的基本方针是阶级路线。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武器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势力复辟。至于党内出修正主义，它的危害性虽然也大，但相较于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害，后者更明显。文革前他把赫鲁晓夫的危险性说得比蒋介石复辟还厉害，我以为这是为了一时的宣传需要。而就在这次谈判后不久，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就证实了我的看法。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以“反修防修”名义发动的，但他对国内阶级斗争的估计，仍深陷于之前几十年的国共内斗，深陷于建政初期血腥屠杀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的噩梦而不能自拔。作恶者怕人报复，夺人权者怕人复辟。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解放军，他们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必然选择更信任保守派。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不是造反派能改变的。

再有，毛泽东毕竟年事已高，说不定那天去“见马克思”了，那时造反派的下场将更惨。因为毛泽东健在，他毕竟对造反派还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毛泽东死了，靠林彪、江青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是不是还能撑得住局面，实在很难说。所以趁现在毛泽东还健在这个时机，他要两派“大联合”那就联了吧！比较“二月逆流”后的日子，我觉得现在造反派能得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结果，实在是烧香已经求到“上上签”了。至于将来会不会被“秋后算账”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到底，造反派既然是靠毛泽东的支持才能存活的，哪里有抗拒他的本钱？形势就是如此，乖乖听话是造反派唯一的出路。即使有人后悔当了造反派，现在也已经晚了。

而说到文革造反，站在造反派的立场，我们总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真的正确吗？我对这一点越来越动摇。比如批判“资反路线”，说运动初期整群众错了。确实，站在我们群众的立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希望被当权派整，因而任何时候都反对“资反路线”。但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过去都不错，就这次文革运动整了群众就是“资反路线”了？虽然中央文革解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所以错了。但这个解释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他们认同吗？服气吗？而再想深一层，过去历次运动整群众，都是在“阶级斗争”这个理论指导下整的。而阶级斗争是中共革命赖以进行的根本理论。所以即使毛泽东承认历次政治运动整群众也错了也不行，除非把阶级斗争也否定了，否则此事无法解释得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现在说整群众就是资反路线，其实也是靠毛泽东的权威硬压下去的，绝大多数当权派内心并不认可。由这一点出发，在他们心中，批资反路线没有道理，“一月革命”普遍夺权更是大错特错，是典型的反共反革命。到时候毛泽东死了，老当权派掌握了大权，他们要翻文革的案，容易得很。真到这一步，即使现在大联合有一纸协议，说文革时造反派什么事什么事都做对了，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想，我觉得造反派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死胡同。造反派要真正走出这条死胡同，除非把阶级斗争也否定了。而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现在两派谈判斤斤计较所谓的“共同认识”，实在也是坐井观天，只见眼前一角小天地而没有见全部宇宙，没有多大意思。

我们单位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上级派来“工宣队”以后，才在绝大多数群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由工、军宣队宣布两派实现了大联合。隔了一段时间又宣布成立了革委会。其手法与成立县革会几乎一模一样。原党支部书记兼站长张宜被宣布为革委会召集人。至于革委会的委员，我只知道我们一派的许振彪和黄樑豪两人，对立派是何人我也始终不清楚。但后来血防站大小事务好像都由张宜一人负责。几个委员都无具体的职务分工也无实际的权力，只是挂了个空名。其实县革会的群众组织代表也是这样，开大会时通知他们参加当听众，会议开过后就晾在一边当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