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官返鄉後，俞樾輾轉蘇州、德清、紹興、上虞、寧波、上海及天津等地，與各地文士切磋經學詩文。同治四年秋，經兩江總督李鴻章推薦，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六年，出任杭州詁經精舍主講。其間，先後至菱湖龍湖書院、上海詁經精舍、德清清溪書院與長興箬溪書院講學。
咸豐七年俞樾三十七歲罷官，移居江南，自咸豐八年夏開始治經並學篆隸書，於所撰《自述詩》中謂：“戊午春自汴梁歸，此余寓吳之始。”；“是年夏，閒無事，讀高郵王氏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而好之，遂有意治經矣！”並以詩述之：“十年春夢付東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揅求經義始，瓣香私自奉高郵。”；“筆墨翛然得自如，從前束縛盡銷除；不須更治詞曹事，館閣文章殿體書。”自此俞樾專事研經、講學著述。
俞樾主持杭州詁經精舍長達卅年之久，門下精英輩出，號稱“門秀三千”，活躍於江浙、北京、廣東、湖南、湖北及安徽各地，門生如禮學大儒黃以周、詞人學者譚獻、金石學家吳大澂、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奠基人繆荃孫、書畫篆刻名家吳昌碩、廣州廣雅書院山長朱一新、今文經學家崔適以及國學泰斗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等不一而足，均於中國近代學術界享有盛譽。
俞樾一生勤於筆耕， 著述不倦，撰有《群經評議》、《諸子評議》、《古文疑義舉例》、《曲園雜纂》、《俞樓雜纂》、《茶香室叢鈔》、《曲園自述詩》、《右台仙館筆記》、傳奇《驪山傳》、《梓童傳》與重編小說《七俠五義》等作。説實話這些著作中我僅僅讀過《七俠五義》，那還是在内蒙古下鄉時，當時它也是禁書。不過那時並不知著者爲誰，而且我也認爲俞樾在那時並不知名，因爲在我印象中打倒的歷朝歷代孔孟之孝子賢孫中似乎對他的名字沒有留下痕跡。俞樾所撰諸書、隨筆與劄記收入《春在堂全書》，總計五百卷。其著作不僅於當時就在滿清朝庭上下受到歡迎，甚至流傳至日本、朝鮮。《自述詩》中謂：“兩平議已播東瀛，第一樓書亦告成；卻憶湘鄉諧語在，竟將性命博微名。”曾國藩曾評俞樾與李鴻章兩位門生曰：“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吾皆不為也。”雖語出於戲謔，然確為讜言。
現在接續説説俞樾與東洋人及岸田吟香的交往。俞樾當時在日本的名望很大，這中間與他交往的日本學人及曾帶過的幾個日本學生有相當大的關係。就是這些東洋人把他的著作散佈到日本的學界，從而奠定了他在東洋的地位。他的《群經平議》及《諸子平議》在日本大受歡迎供不應求，以至日本書商請求加印。俞樾當時在東亞，也就是滿清、日本和朝鮮這個大地理範圍内是個什麼樣的存在，今天的大陆學人除專門研究者外，很少有人能真正的感覺到，不過從他接觸的東洋人的素質上大家可能會體會出來，畢竟人以類聚嗎。
據説最先拜訪俞樾的是日丰著名漢學家竹添進一郎。竹添進一郎(たけぞえ しんいちろう)，字光鴻，號井井，漢名漸，肥後人（熊本縣）。竹添進一郎先任日本駐滿清天津領事，後昇任日本駐朝鮮公使，其間發生了甲申政變，再其後棄政從教，爲東京大學教授，獲日本學士院獎。竹添進一郎是東洋研究華夏儒學的出色人物，著有《毛詩會箋》、《論語會箋》、《左氏會箋》、《獨抱樓文稿》等，爲文學博士。光看看這些書名，你絶不會認爲他就是個東洋人，而且這些書都是用漢文寫就，第一次瞭解到這些時我簡直被驚唬到了。
説到此我想起了明史專家，曾經的北京市副市長，就是熱衷於挖皇帝墳、拆北京古城墻、扒古建築的那位，據有人寫書稱他爲文化界的康生，看來民間與官家對一個官場人物的評價是很難統一的。對了他寫了一個劇本叫《海瑞罷官》我覺得會被記入史册的，倒不是那個戲劇寫得有多麼的好，或是多麼的符合史實，而是因爲它是一場毁滅中華文明事件的藥引子。他最突出的著作之中有《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見到此書時，很是佩服他，以爲他還懂朝鮮文，且能以文言古體書寫譯著，了不起。後來在國外見到《李朝實録》影印本時，才知道那原就是漢文，以文言文寫就的。再見到《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時才發現他的名字後有個“輯”字，原來不是譯，可見我讀書之不求甚解，見笑。不過這本書的名字我認爲有瑕，那時候可還沒有“中國”，僅是“明朝”。我在《關東急就章》一文中曾提到過“中國”的來歷，“中國”、“元朝”及“明朝”可是有大大的區别，這在普通話中倒沒什麼，不過若是歷史著作，那還是不混淆的好。
相比今天大多數的韓國人而言，筆者查看朝鮮半島的歷史資料有更大的優勢，因爲韓國文字已經不再使用漢字了，文言文就更不能提，他們看的都是經過翻譯的諺文，是表音文字。如果中國大陆在文字拼音化的路上繼續走下去，那會是同樣的結果。旣便如此，今天的大陆大多數人再不能或不願讀百年前的書面語著作，也是不爭的現實，所以中國人與韓國人也不過是百步與五十步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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