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员（7、8）

第七章 银翼凌云

从坦克师出来，我独自向西，直奔六盘山。一个空军师的歼击机团驻扎在那里，常年驻守在海拔三千米的云端之上。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窄得只容一辆车通过。我挂上四驱，慢慢往上爬。海拔越来越高，发动机开始发抖。

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到了山顶。营区建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四周是茫茫云海。停机坪上停着几架歼-5战斗机，银白色的机身反射着月光。

接我的是团政委老赵。四十出头，瘦高个，脸上的皮被山风吹得粗糙发红，说话带着东北口音。

“林放映员，欢迎欢迎。”老赵握住我的手，“师里来电话说了你要来，我们等了好几天了。”

我打量着营区。飞行员宿舍是三层小楼，外墙刷着淡黄色涂料，窗户是双层的，门口铺着防滑瓷砖。楼旁边是小食堂，炊事班正在准备晚饭，飘出炒肉的香味。停机坪那边，地勤人员正在给歼-5做维护，工具箱摆得整整齐齐。

“条件不错。”我说。

老赵点点头：“飞行员是咱们的心头肉，吃住都是最好的。但山上的日子终究是苦的，一年有大半年积雪封山，出不去进不来。”

他领我往营区东头走。走了没多远，我看见一栋灰扑扑的建筑，门口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军人俱乐部”四个字，红漆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屋顶塌了一角，山墙歪了，用几根粗木头顶着，窗户用砖头封死了，门口拉着一道警戒线。

“去年冬天雪太大，把屋顶压塌了。”老赵说，“开春一化冻，山墙就歪了。师里来人看过，说是地基下沉，不能再用了，等明年开春翻修。”

他苦笑了一下：“从那以后，放电影就在室外。你知道山上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夏天放电影，幕布被吹得跟船帆似的，银幕上的人全在跳舞。冬天更别提了，零下二十度，战士们穿着军大衣、戴着皮帽子坐在风里看，一场电影放完，人都冻透了。”

我看了看那栋歪歪斜斜的俱乐部，又看了看四周光秃秃的山顶。

“上个月师里放映队上来，”老赵继续说，“幕布刚挂上就被风撕了一个口子，用胶带粘上，又被吹跑了。放映队的人追出去两百多米才把幕布追回来。放一场电影，比打一场仗还累。”

我说我有办法，不在室外放，也不用俱乐部。

老赵愣了：“那在哪儿放？”

“在宿舍放。”我说，“把每个宿舍的门当幕布，关上门窗，拉好窗帘，一间一间放。门板是白的效果好。战士们在屋里看，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老赵盯着我看了几秒，眼圈忽然有点红。他拍了一下大腿：“林放映员，你这个办法，救了咱们团的文化生活了！”

那天晚上，我把投影仪搬进了飞行员宿舍楼。

第一间宿舍是大队长刘振国的房间。刘振国三十出头，飞歼-5已经八年，是全团飞行时间最长的人。他刚洗完脸，穿着一身蓝色的春秋装，头发还湿着。

“林放映员，放的什么片子？”他问我。

“《长空比翼》，1958年的空战片。”

刘振国眼睛一亮：“这片子我熟。航校的时候看过，后来自己飞了再看，发现好多地方不对。”

我说那你今天再看看，看能挑出多少毛病。

我关了灯，拉上窗帘，把镜头对准白色的门板。画面亮起来，门板上出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

刘振国坐在床沿上，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门板。

电影放到第三分钟，米格-15和F-86第一次遭遇。刘振国忽然开口：“这个动作不对。”

我按了暂停。

“你看，”他指着门板上定格的画面，“米格-15的推重比比F-86高，垂直机动性占优。电影里这个飞行员做了一个水平盘旋，这是拿自己的短处去拼敌人的长处。他应该拉起，做垂直机动，利用高度优势。”

我说这是电影，不是教学片。

刘振国摇摇头：“正是因为这是电影，才更应该拍得真实。战士们看了要是学错了，将来打仗要吃大亏的。”

我重新启动了投影仪。

电影放到第十五分钟，主角张雷在追击中开炮。刘振国又开口了：“停。你看这个射击距离，至少八百米。米格-15的机炮有效射程是六百米，八百米开炮纯粹是浪费弹药。”

我说你当年开炮的时候是多少米？

刘振国想了想：“最近的一次，三百米。敌人的飞机占满了整个瞄准镜，我按下炮钮，三炮齐发，打了两秒钟。那架F-86的机翼当场就飞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攥紧了。

电影继续放。后面刘振国又挑出了七八处毛病：翻滚动作的速率不对、编队队形太松散、破S机动的进入高度太低。他说一句，我停一次，一部八十分钟的电影，放了快两个小时才放完。

放完之后，刘振国坐在床沿上，沉默了一会儿。

“林放映员，谢谢你。”他说，“虽然这片子毛病多，但有些东西还是拍到了点子上。你看最后那场空战，张雷被三架敌机咬尾，他做了一个急上升转弯，然后反向滚转，从太阳的方向俯冲下来——这个战术是对的，利用阳光隐蔽自己。”

我说你刚才挑了一晚上毛病，难得夸了一句。

刘振国笑了：“批评是为了进步，表扬是为了记住。这个战术我当年在朝鲜用过，管用。”

第二间宿舍是两名年轻飞行员，一个叫王海东，一个叫李向阳，都是二十四五岁，飞歼-5刚满两年。他们听说我要在门板上放电影，早就把宿舍收拾好了，连床单都重新铺了一遍。

“林放映员，我们听大队长说了，你在门板上放电影。”王海东搓着手说，“我们俩特意把班次调开了，就等着看呢。上个月在室外放那场，我俩穿着皮大衣坐在风里，电影放了一半幕布飞了，啥也没看成。”

这次我放的是《长空雄鹰》，1976年的片子，讲的是抗美援朝空战。

电影刚放了五分钟，李向阳就喊了停：“等等！你看这个编队，四机编队，长机和僚机的距离至少两百米。这在实战中太远了，敌人一穿就能把你穿散。”

王海东接话：“对，应该是一百米以内。僚机要能看见长机的座舱盖，那才算到位。”

我说你们俩比大队长还能挑。

王海东嘿嘿一笑：“大队长是我们的师傅，他挑大毛病，我们挑小毛病。”

电影放到空战场面时，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盯着门板上的画面，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念什么。

突然，两个人同时开口：“停！”

他们对视了一眼，王海东先说了：“你看这个敌机，被咬尾之后做了一个破S机动，向下俯冲。主角没有跟下去，而是做了一个水平转弯。”

李向阳接着说：“这是错误的。破S机动是为了获得速度，你要是水平转弯，就跟丢了。正确的做法是跟着俯冲，保持咬尾。”

我说你们俩配合得还挺默契。

王海东说：“双机编队，不默契怎么打仗？”

那天晚上我放了四间飞行员宿舍，每间都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嫌慢，反而都觉得放得太快了，恨不得一帧一帧地看。

第二天一早，老赵指着山顶更高的方向说：“上面还有个雷达站，比咱们这儿还高八百米。那地方车开不上去，只能骑马。站里有八个兵，守着咱们师最高的一部雷达。”

我抬头看去，更高的山顶隐没在云层里，看不见。

“他们那儿看电影更难。”老赵说，“俱乐部塌了之后，我们放室外，他们连室外都放不了。山顶风更大，幕布根本挂不住。每次放电影，他们只能轮着下山来看。从上面下来骑马要两个小时，看完再上去又要两个小时。有时候轮到他了，片子放完了；有时候片子没放完，他又要赶回去值班。八个兵，从来没一起看过一场电影。”

我说我去。

通信员小王牵了两匹军马来。一匹驮投影仪和幕布，一匹驮我。小王是甘肃人，当兵五年，脸上皱纹很深。他帮我捆好设备，检查了马鞍，说：“林放映员，你骑的时候夹紧腿，这马认生。”

我翻身上马，姿势不对，那匹马不满地打了个响鼻。小王笑了笑，翻身上了另一匹，两腿一夹，马便小跑起来。

上山的路比昨天更险。窄窄的小道沿着山脊蜿蜒而上，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山壁，路面全是碎石，马蹄踩上去直打滑。越往上走，风越大，吹得人在马背上摇晃。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我骑在马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山顶。

雷达站建在最高处的一块巨石上，营房是石头砌的房子，外墙刷着迷彩，窗户开得很小，看起来像碉堡一样结实。房子旁边是雷达基座，巨大的天线在风中缓缓转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房子后面有一个蓄水池，收集雨水供全站使用。从这里往下看，飞行团的机场像一块小小的手帕，停在云层下面。

站长老马是个山东大汉，三十出头，满脸胡碴子，嘴唇发紫，指甲凹陷。他看见我来了，老远就迎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林放映员，你可来了！昨天团部来电话说你要上来，我们高兴得一宿没睡好！”

我问他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老马想了想：“今年三月，我下山看了一场。但那天站里两个战士值班，没看成。再上一次是去年冬天，他们两个看了，我又没看成。反正每次总有人轮不上。”

他笑了笑，说：“我们这八个人，从来没有一起看过一场电影。总有人要盯着雷达，走不开。”

我看着那些战士，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最小的才十八九岁，脸上全是高原红，嘴唇干裂出血。他们轮流值班，轮流下山看电影，从来没有凑齐过。

我说今晚我给你们放。八个人，四个值班，四个看，看完交换。

老马眼睛一亮：“这个行！”

那天晚上，我把幕布挂在了石头房子的内墙上。四个不当值的战士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上，腰杆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另外四个坐在雷达屏幕前，戴着耳机，目光在屏幕和幕布之间来回扫。

我放的是《长空雄鹰》，一部空战片。

电影放了不到二十分钟，雷达忽然叫了。

那种声音尖利刺耳，像有人在用刀子划玻璃。老马从床沿上弹起来，快步走到雷达屏幕前，一把推开值班的战士。他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关掉投影仪！”老马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我立刻关了投影仪。幕布上的画面消失了，石头房子里只剩下雷达屏幕的绿光和日光灯的白光。

老马盯着屏幕，声音压得很低：“方位零三零，距离一百八十公里，高度两万，速度零点八马赫，不明目标，正在朝我空域逼近。”

值班的四个战士已经进入状态，有人调整频率，有人追踪信号，有人记录数据。床上那四个看电影的也站了起来，迅速穿好鞋子，站到各自的岗位上。八个人，不到十秒钟，全部就位。

老马抓起红色电话机，拨了一个号码：“团指，雷达站报告，发现不明目标，方位零三零，距离一百八十公里，高度两万，速度零点八，正在朝我空域逼近。重复，不明目标，正在朝我空域逼近。”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老马回答：“是，正在跟踪。信号清晰，机型判断为高空侦察机，方向由东南向西北，推测目标可能是酒泉方向。”

他放下电话，转过身看着屏幕。

石头房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天线转动的声音。

十分钟后，山下的歼击机团出动了。我从雷达站的窗户往下看，看见山下的跑道灯亮了，两架歼-5战斗机滑出机库，加力起飞，发动机的轰鸣声从山下传上来，穿过云层，震得石头房子的窗户嗡嗡响。

老马守在雷达屏幕前，声音一板一眼：“目标高度两万，速度零点八，方向两四零……我机高度一万五，速度零点九，正在爬升……距离一百六十……一百五十……一百四十……”

他对着电话说：“团指，目标没有转向，继续向西北方向飞行。”

电话那头又说了什么。老马回答：“明白。”

他放下电话，转过身看了我一眼：“敌机不理会，直奔酒泉方向去了。”

又过了几分钟，老马对着电话说：“目标高度两万一，速度零点八五，已过兰州方向……我机高度一万八，追不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老马摘下耳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从紧绷变成了松弛。

“够不着。”他说，“这种飞机两万米以上，我们的歼-5最高只能到一万六。”

石头房子里没有人说话。

一个年轻战士忽然开口：“站长，前几年不是打下来过好几架吗？”

老马点点头：“那是导弹部队打的。咱们的飞机够不着，但地空导弹能打。前几年在江西、福建打下来好几架。”

年轻战士又问：“那咱们的雷达能引导导弹吗？”

老马看了他一眼：“那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任务是发现、上报。打不打、怎么打，是上面的事。咱们够不着，但总有人能够着。”

他走到幕布前，看着上面凝固的画面，转过头对我说：“林放映员，接着放。”

我说好。

我重新启动了投影仪。幕布上的画面又动了起来，那架米格-15继续开火，敌机拖着黑烟往下掉。

八个雷达兵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上。四个值班的继续盯着屏幕，四个不当值的回到床沿上，腰杆挺直，继续看电影。

电影放完，老马坐在床沿上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了一句：“林放映员，下次来的时候，带一部讲导弹的电影。”

我说我找找看。

老马点点头：“咱们的飞机够不着，导弹能够着。我想看看那东西是怎么打的。”

第二天早上，老马送我下山。走到山路口，他忽然站住了，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手工打造的雷达模型。

底座是一块打磨过的铁片，上面焊着一根细铜管做成的立柱，立柱顶端是一个用铝皮剪裁、弯折、焊接而成的雷达天线。天线可以转动，虽然有些歪，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认真——反射网、馈源、支架，一样不少。底座上刻着四个字，是用钉子一笔一笔凿出来的：“六盘之眼”。

“我自己做的。”老马说，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山上没啥好东西，这个你留着。”

我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不重，但很结实。那个可以转动的天线在晨风中微微晃动，像还在工作一样。

“老马，你这是把整个雷达站送给我了。”我说。

老马笑了：“你喜欢就行。”

我把雷达模型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下山之后，我去了团部，跟老赵告别。老赵送我到停车场。

“林放映员，你那个在宿舍放电影的法子，我准备在全团推广。”老赵说，“以后每个连队自己放，不用等集中放映，战士们不用在风里挨冻了。”

我说这个法子好。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营区。

走出不远，我停下车，回头望去。

六盘山的早晨，云海翻涌如潮。那座飞行团的机场就建在云层之上，跑道像一条灰色的带子铺在山顶，停机坪上的歼-5战斗机在晨光中闪着银白色的光。跑道尽头，几盏导航灯还没有熄灭，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了山上。

更高处，雷达站隐没在云层里，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那部雷达的天线还在缓缓转动，八个雷达兵还在盯着那个绿色的屏幕，守着这片天空。

我想起昨晚那一幕：警报响起，电影中断，八个人十秒钟各就各位。老马对着电话报出那一串数据时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课文，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那不是害怕，是兴奋。守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了。

我想起大队长刘振国坐在床沿上，对着门板上的空战画面挑毛病的样子。他说“三百米开炮”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那是一个真正上过战场的人才会有的眼神，平静下面藏着火焰。

我想起那两个年轻飞行员，王海东和李向阳，一个说“僚机要能看见长机的座舱盖”，另一个接“那才算到位”。他们才二十多岁，还没有打过仗，但他们在认真准备着。每一部空战片都被他们一帧一帧地研究，每一个战术动作都被他们反复讨论。

这些人，守在海拔三千米的云层之上，一年有大半年积雪封山。他们的宿舍里有暖气，食堂里有肉吃，待遇是全军的最高标准——但待遇换不来繁华，换不来热闹，换不来山下的万家灯火。他们拥有的，只有这片天空，和天空中的那些光点。

而那些光点，随时可能变成敌人。

我忽然想起老赵说过的一句话。那天晚上我们站在俱乐部的废墟前，他看着那栋歪歪斜斜的房子，说了一句：“林放映员，你说这些人图什么？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连场电影都看不安生。”

我当时没有回答。

现在我想，答案也许很简单——他们图的就是，让山下的人能安生地看电影。

山顶的雷达转一圈，山下的万家灯火就亮一分。歼-5的发动机响一次，远处的人间烟火就多一缕。

我踩下油门，车子沿着山路慢慢往下开。后视镜里，云海翻涌，机场渐渐模糊，变成一道银色的影子。雷达站看不见了，但我仿佛还能听见那部雷达转动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像这座山的脉搏。

风吹过山谷，卷起路边的积雪。我把车窗摇上，那个手工打造的雷达模型在口袋里硌着我的掌心，那个可以转动的小天线，像是在我口袋里悄悄转动着。

再见了，六盘山。再见了，云层之上的人们。

我开进了云层里，四周白茫茫一片，看不见路，看不见天，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听得见。云层下面，是人间。

 

第九章：深蓝之下

从六盘山回来，我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总政文化部王副部长亲自打来电话：“林远同志，南海舰队邀请你去放映。他们的潜艇部队，需要你。”

“潜艇部队？”我有些意外。

“对。”王副部长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潜艇兵的生活条件比陆军和空军都苦。出海一次，一两个月见不到太阳。淡水定量供应，每人每天一茶缸。空气是循环过滤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最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疲惫，是精神上的孤独。”

“我明白了。”

“这次去南海，路途遥远。我给你配一个司机，小张。他是总政的老驾驶员，技术好，人也可靠。”

“不用，我自己能开。”

“听话。”王副部长的语气不容置疑，“你一个人跑这么远，我不放心。小张陪你，路上有个照应。”

我只好答应了。

小张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河北人，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他穿着一身干净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脚上的解放鞋刷得发白。他接过车钥匙，没说话，拉开驾驶座的门，坐进去。动作很利索，侧身、落座、收腿，一气呵成。坐定之后，他先调整了座椅和后视镜，然后发动了引擎，轰了一脚油，听了听声音，才挂挡起步。

我坐在副驾驶上，把设备箱往脚边挪了挪。

“林同志，坐稳了。”他说。

BJ212驶出总政大院，一路向南。我很快就知道王副部长为什么派他了。

国道上坑洼多，一般的司机遇到坑，要么急刹，要么猛打方向。小张不一样。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像一台精密的雷达，提前几百米就把路面扫得清清楚楚。遇到小坑，他不躲，让车轮自然碾过去，车身微微一沉，稳稳弹起，像船过浪头。遇到大坑，他提前松油，让车速慢慢降下来，车身滑过坑沿，不颠不晃，我坐在副驾驶上几乎感觉不到震动。

过弯的时候更绝。他从来不在弯道里踩刹车，而是入弯前就减好速，弯道最急的地方，他轻点一下油门，车身微微下蹲，稳稳地切过弯心，然后加速出弯。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晃动。

“小张，你这技术哪儿学的？”我问。

“山里。”他说，“我们老家在太行山里头，出来进去都是盘山路。我爸赶马车，说了一句话——‘弯道前减速，不是弯道中减速。牲口都知道，人不知道？’”

他难得说这么多话。说完又沉默了。

过了黄河，路越来越差。有一段路正在修，半边封了，半边只容一辆车通过。对面来了一辆拉煤的大货车，速度很快，没有减速的意思。

小张没说话，也没紧张。他扫了一眼右侧的路肩，往右带了带方向，车身贴着路肩的边缘。对面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反光镜几乎擦着我们的反光镜。过去之后，我瞄了一眼右轮——离路肩边缘不到五公分。

“你算好的？”我问。

“大货车的轮距比咱们宽四十公分。”他说，“它不敢靠右，因为右边是沟。它只能靠左。咱们给它让十公分，它就能过去。”

“你不怕它不让？”

“它会让。”小张说，“拉煤的司机都是老手。新手不敢开那么快。”

傍晚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小镇。镇口有一个集市，人很多，路被堵得水泄不通。小张没有绕路，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走到巷口，看了几秒钟，回来上车。

“穿过去。”他说。

他指了一条小巷，窄得只容一辆车通过。巷子两边是摆摊的，卖菜的、卖布的、卖糖葫芦的。人挤人，人挨人。小张把车慢慢开进巷子，不按喇叭，不骂人。遇到挡路的人，他摇下车窗，喊一声“劳驾”，那人就侧身让开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不急不躁。

穿出巷子，到了镇子另一头，路通了。我看了看后视镜，巷子里的人还在挤，像是没人注意到有一辆车刚刚从这里穿了过去。

“你怎么知道这条巷子能走？”

“卖糖葫芦的那个老头。”小张说，“他前面有个空档，刚好够一辆车过去。空档里有碎冰碴子，说明他刚挪过摊位。他为什么挪？因为巷子那头有人喊他。他急着过去，所以把摊位往里收了。他急着过去，说明巷子那头是通的。”

我看着他。他面无表情，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你以前来过这个镇子？”

“没来过。”他说，“看路就行了。”

第五天傍晚，我们到了湛江。

南海舰队的营区建在海边，椰子树在晚风中摇曳，海面上停着几艘灰色的军舰，夕阳的余晖照在舰体上，泛着金色的光。空气中有一种咸腥的味道，那是大海的味道。

潜艇支队的政委姓孙，是个四十多岁的老潜艇兵，脸上的皮肤被海风吹得粗糙，但眼睛很亮。

“欢迎欢迎！”孙政委握着我的手，使劲摇了摇，“林远同志，你的名声我们已经听说了。坦克兵、空军都看过你的电影了，我们海军也不能落后！”

“政委客气了。”我说。

“走，先吃饭。”孙政委领着我们往食堂走。

海军的伙食比陆军好得多。有鱼有虾，还有一大碗海鲜汤。小张吃得眉开眼笑，一连吃了三个馒头，但吃相很规矩，不吧唧嘴。吃完把碗筷摆正，坐得端端正正。

孙政委看了一眼小张，说：“这兵不错。”

小张没说话，只是坐得更直了。

吃完饭，孙政委带我参观了潜艇。

那是一艘033型常规潜艇，长七十六米，宽六点七米，水下排水量一千八百吨。从外面看，它像一条巨大的鲸鱼，灰色的艇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走进潜艇内部，我的第一感觉是——挤。

舱室之间只有窄窄的通道，两个人并排走都困难。舱内布满了管道、阀门、仪表盘，密密麻麻，像一座迷宫。床铺是吊在舱壁上的，只有六十厘米宽，一个人翻身都困难。

“这就是潜艇兵的生活空间。”孙政委说，“出海的时候，七十多号人挤在这里面，一待就是一两个月。”

“淡水呢？”我问。

“每人每天一茶缸。”孙政委说，“洗脸、刷牙、喝水，全指着这一茶缸。洗澡？想都不要想。”

“空气呢？”

“循环过滤。”孙政委指了指头顶的通风管道，“时间长了，空气里全是柴油味、汗味。新兵上艇，头几天都吐得死去活来。”

他带我走进指挥舱，指着一个年轻战士说：“这是小陈，声呐兵，在艇上干了六年了。”

小陈站起来，向我敬了个礼。他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但眼神里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他的手很白，那是长期不见阳光的结果。

“小陈，你最久的一次出海，多少天？”孙政委问。

“报告政委，六十八天。”小陈说。

“六十八天没见太阳？”我吃了一惊。

“六十八天。”小陈笑了笑，笑得很淡，“出来的时候，看见太阳眼睛都睁不开。有个战友，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码头上看太阳，看了半个小时，把眼睛看坏了，送医院住了三天。”

“值得吗？”我问。

小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林同志，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当兵的，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任务来了，就得去。”

孙政委把我领到他的房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几十封信。信封都是部队统一印制的，没有邮票，没有邮戳，只有收件人的名字。有的写着“父亲母亲收”，有的写着“爱妻收”，有的写着“女儿收”。

“这是艇上所有人的遗书。”孙政委说，“每次出海前，每人写一封。回来了就存着，下次出海前再写。有些人的信，已经存了七八封了。”

他拿出一封，信封上写着“李娟收”。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小学生描红。

“这是小陈的。”孙政委说，“他每次出海都给媳妇写一封。回来也不拆，就存着。他媳妇不知道他写了这么多信。”

他又拿出一封，信封上写着“爸爸收”。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

“这是老李的。”孙政委说，“他儿子写的。他儿子今年六岁，每次他出海前，他儿子就写一封信给他。不识字，照着字帖描的。‘爸爸，平安回来。’就这几个字，描了六年。”

他把铁盒子盖上，放回抽屉。

“每次出海，我们都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他说，“不是不怕死，是有比死更重要的事。”

那天晚上，放映安排在潜艇支队的大礼堂。

大礼堂能坐五百多人，但那天晚上来了将近六百人——除了值班的，能来的都来了。有的战士从几十公里外的码头赶过来，骑着自行车，骑了两个小时。

我把幕布挂好，调好投影仪。孙政委问我能放什么，我说什么都能放。他想了一会儿，说：“放个打仗的吧，战士们喜欢。”

我选了一部《甲午风云》。

当邓世昌驾驶致远舰冲向吉野号的时候，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那些潜艇兵们坐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银幕，像要把每一个画面都刻进脑子里。

坐在前排的一个老潜艇兵，看到邓世昌殉国的那一幕，忽然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拳头攥得紧紧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旁边的战士拉他坐下。他坐下了，但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电影放完后，孙政委站起来讲话。他说：“同志们，一百年前，咱们的海军被人打垮了。现在，咱们的潜艇在大洋底下游着，谁也不敢欺负咱们。这就是咱们当兵的意义！”

战士们鼓起掌来。掌声持续了很久。

那个老潜艇兵走到我面前，握了握我的手，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纸一样，但很热。

后来孙政委告诉我，那个老潜艇兵就是老李，支队最老的兵，在潜艇上干了二十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他的腰板还是直的，眼睛还是亮的。

“他明年就要复员了。”孙政委说，“在艇上待了二十年，身上落了一身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听力也下降了。但他从来不跟人讲这些。”

“他想看什么电影？”我问。

“他说他想看一部关于大海的片子，不是打仗的，就是大海本身。”

我从硬盘里找到了一部纪录片《海洋》。我单独给老李放了一场。他坐在大礼堂的第一排，一个人，看着银幕上的鲸鱼、海豚、珊瑚礁，一句话都没说。

电影放完后，他站起来，向我敬了个礼。

“谢谢。”他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很瘦，但很直。

在南海舰队待了五天，我给潜艇兵、水面舰艇部队、陆战旅都放了电影。临走的那天早晨，孙政委把我送到营区门口。

“林远同志，”他说，“下次来，提前打电话，我去接你。”

“好。”我说。

我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小张发动了引擎，挂挡起步，车子驶出营区。

后视镜里，孙政委站在营区门口，向我们挥手。

开出湛江，上了国道。小张沉默地开着车，他的手很稳，方向盘在他手里像长在车上一样。开出去几十公里，他忽然开口了。

“林同志。”

“嗯？”

“那个老李，二十年。那些信，一封都没拆过。”

“嗯。”

“我当兵五年了。”他说，“每次出任务，也给家里写信。不是遗书，就是报平安。我妈每封都回，说家里挺好，别惦记。”

他停了一下。

“林同志，你说，潜艇兵在水底下待两个月，他们想什么？”

“想家吧。”我说。

“嗯。”他点了点头，“我当兵五年，回过两次家。每次回去，我妈都说，又瘦了。其实没瘦，她就是心疼。”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有问。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前方是下一个部队，下一场电影，下一个等着被照亮的人。

而后视镜里，湛江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灰点，消失在天际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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