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员（3、4）

第二章：童年的光影

 

1967年6月19日，星期一

天一亮，我就醒了。

不是被军号声吵醒的——招待所离操场有一段距离，军号声传到这儿已经变得很轻，像从水底传来的声音。我是被阳光晃醒的。窗帘没拉严实，一道金色的光线从缝隙里挤进来，正好落在我的眼睛上。

我坐起来，愣了一会儿。

木板床，军绿色棉被，搪瓷脸盆，印着“为人民服务”的茶缸。墙上的挂钟指着六点二十。空气里有煤球炉子的味道，还有隔夜剩菜的油香。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实得让人想哭。

我穿上衣服，走出招待所。

团部的晨景和昨天傍晚不一样。操场上已经有连队在出操，值班员的口令声在晨风中传得格外清晰：“一、二、三、四！”那声音年轻、响亮、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炊事班的烟囱冒着白烟，白烟在低空缓缓飘散，和山间的晨雾搅在一起。远处的山峦在晨光中显出轮廓，深绿色的松林覆盖着山坡，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面上泛着白光。

我站在招待所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六月的早晨，空气清冽，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肥厚，绿得发亮。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的、粉的、黄的，花瓣上挂着露珠。操场的围墙根下，一丛丛野草开着细碎的白花，蜜蜂在上面嗡嗡地飞。

我沿着操场边上的水泥路往东走。路过家属区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军嫂在门前的自来水池边洗衣服，她们一边搓衣服一边聊天，声音不大，但笑声很脆。一个小男孩蹲在水池边玩水，裤腿湿了一大截，他妈妈回头骂了他一句，他嘻嘻笑着跑开了。

院墙边的槐树长得很高，枝叶浓密，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满树绿叶，风吹过时沙沙作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我继续往东走。

大院的东南角，有一排灰砖平房。围墙上刷着白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墙根下长着一排冬青，冬青的叶子绿得发黑，油亮油亮的。平房前面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这就是部队子弟小学。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那排平房。我的心跳加快了。

学校里已经有人了。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梳着两条辫子，脸上带着笑，正在和几个早到的孩子说话。她手里拿着一个铃铛——不是电铃，是那种手摇的铜铃铛，黄灿灿的，在晨光中闪着光。

孩子们背着书包，有的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胸前戴着红领巾。他们的脸被晨光照得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条小辫子，辫梢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蝴蝶结在晨风中一飘一飘的。

我认出了这所学校。不是从照片上认出的，是从记忆里。我在这里上过学。

我迈步走了进去。

操场不大，铺着青砖，砖缝里长着青草。旗杆的基座是水泥砌的，上面刻着“1958年建”。东边的围墙根下，有一排水泥乒乓球台，台面上搁着几块砖头当球网。西边是一排冬青树。北边就是那排教室，一间挨着一间，一共四间。每间教室的门都开着，晨光从门口涌进去，在地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走近第一间教室的窗户，往里面看。

教室不大，二十几张课桌，木板做的，桌面被磨得发亮。长条凳，一张凳子坐两个孩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拼音挂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黑板上写着拼音字母，白粉笔的字迹很工整。角落里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小人书——《鸡毛信》《小兵张嘎》《地道战》。

角落里还有一个铁炉子，烟囱从窗户伸出去。现在是六月，炉子没生火，但我能想象出冬天的样子：炉火烧得通红，铁皮烟囱烧得发黑，教室里暖烘烘的，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花。

我又走到第二间教室的窗前。

这间教室是一年级。孩子们还没到，课桌上空空的。我一眼就认出了第三排靠窗的那个位置——我坐过的位置。

那个位置靠窗，上课的时候可以看外面的操场，看操场上打篮球的同学，看远处山上的松林。冬天的时候，窗玻璃上结满霜花，我就用手指在霜花上画画，画坦克，画飞机，画打仗。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才把手缩回去，留下一个脏兮兮的指纹。

我想起了那个冬天的早晨。

那天特别冷，窗玻璃上的霜花特别厚。我用手指在霜花上画了一辆坦克，炮管画得又长又粗，履带画得歪歪扭扭。我画得太认真了，没有注意到老师已经走到了我身边。

“林远！”老师喊了一声。

我猛地抬起头，课本从桌上滑了下去，啪嗒掉在地上。

全班都笑了。孩子们转过头看着我，有的捂着嘴笑，有的笑得前仰后合。

我低着头，脸红得像苹果。

老师没有发火。她把课本捡起来，递给我，摸了摸我的头：“喜欢坦克？”

我点了点头，不敢说话。

“那长大了当兵，开坦克。”

我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又低了下去。

那一年，父亲在部队，很少回家。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顾不上管我。我在课本上画坦克，是因为我想父亲。父亲开过坦克，在朝鲜战场上。我想，如果我也会开坦克，是不是就能和父亲在一起了？

教室里有了动静。

孩子们开始进来了。他们背着书包，有的自己走，有的被家长送来。一个男孩跑进来，把书包往桌上一扔，转身就跑出去和同学打闹。一个女孩坐在第一排，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翻看着。

然后，他进来了。

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系得歪歪扭扭。脸上有冻疮的疤痕——六月的天，冻疮已经好了，但疤痕还在，红红的，像两片小树叶。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青色的头皮。他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东西，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那就是小时候的我。

我站在窗外，看着他，看着曾经的自己。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是一张纸，折了好几折，纸边都磨毛了。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铺平，然后从铅笔盒里掏出一支铅笔，开始在纸上画。

又是坦克。

这次画得比课本上的那辆更认真。炮塔画圆了，炮管画直了，履带画了一圈又一圈。他画得很专注，嘴唇微微噘着，眉头皱在一起。晨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短短的头发照得发亮。

“林远！”门外有人喊他。

他抬起头，看见一个男孩在门口向他招手。他笑了，把画纸小心地折好，塞进书包里，然后跑了出去。

操场上，孩子们开始打闹。他跑在最前面，攥着一个沙包，追着一个比他高半头的男孩。

“林远！接包！”他把沙包扔出去，没扔中，沙包砸在墙上，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我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个瘦小的身影在晨光中奔跑。

他的白衬衫被风吹起来，红领巾在胸前飘动。他的笑声很脆，像玻璃珠子掉在地上，一颗一颗的，清脆悦耳。他的脸被阳光晒得发红，额头上有了汗珠，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他也不擦。

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花坛里的月季花在晨光中开得正好，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几只麻雀在墙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

我想走过去。

想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你长大了会当兵，会开坦克，会去很多很多地方，会见到很多很多人。你会去戈壁滩、六盘山、大巴山、秦岭、湛江、老山。你会放一千多部电影，你会让几十万战士看到外面的世界。

你会成为我。

但我没有走过去。我不能。

因为如果我走过去，如果我告诉他这些，他就会知道未来。如果他知道了未来，他就不会在课本上画坦克。如果他不画坦克，他就不会想当兵。如果他不当兵，他就不会去那些地方。他就不会成为我。

而如果我成不了我，我就不会站在这里。

这是一个只有穿越时间的人才能理解的悖论。

所以我只能站在这里，看着他。

他追着沙包跑到了操场的那一头。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青砖地面上。影子很瘦，很长，像一根竹竿。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奔跑的孩子，看了很久。

阳光越来越亮，晨雾散了，远处的山峦清晰起来。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月季花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甜甜的，淡淡的。操场上，孩子们的打闹声、笑声、喊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谱子的歌。

我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校门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瘦小的身影还在操场上奔跑。他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帆。他的红领巾在胸前飘动，像一团小小的火。

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

我走出了校门。

我走到BJ212旁边，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引擎。

车子驶离学校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些孩子在操场上奔跑，笑声在晨风中传得很远。

那个追着沙包跑的孩子，正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白点，消失在晨光中。

他不知道，很多年后，他会从独库公路的悬崖上坠下去，然后回到这个早晨，站在教室的窗外，看着他。

我踩下油门，BJ212在军营中行驶。

前方的路很长。戈壁、雪山、高原、丛林、海岛、老山……都在等着我。

而后视镜里的那个孩子，他也有他的路要走。

他会长大的。

第四章：会发光的箱子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部大院都在议论一件事——那个新来的放映员，不用胶片就能放电影。

消息是从团部会议室传出去的。那天林副政委让林远当场放《上甘岭》的时候，门没关严。先是几个路过的参谋干事探头进来，然后是隔壁连队的战士，最后连团长的家属都来了。会议室不大，挤不下那么多人，后来的人就趴在窗户上看。

他们看到的是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

没有放映机，没有胶片盘，没有那种吱吱嘎嘎转动的机械声。只有一个银色的、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盒子，一根细细的线连着一台比字典厚不了多少的机器。那台机器对着白墙，一按，墙上就亮了。

画面清清楚楚，比团部那台老式35毫米放映机清楚一百倍。颜色鲜亮，声音浑厚，郭兰英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都震了。有人看见那台机器的镜头里射出一道白光，白光里有灰尘在飞舞，那些灰尘像是被施了魔法，排着队往墙上跑。

“这是啥机器？”有人问。

“激光投影仪。”林远说。

没有人听得懂。但没有人继续追问。因为墙上的画面已经把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吸走了。

那天晚上，大操场上算是第一次正式放映，来了不止一千人。

团部大操场能坐一个团，那天晚上连家属都来了。军嫂们搬着小板凳，抱着孩子，坐在队伍后面。孩子们坐不住，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被大人呵斥一声，缩缩脖子，安静几分钟，又钻。营区外面村子里的老乡也来了，站在操场边的杨树下，伸长脖子看。

当银幕上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五角星时，全场安静了。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嗑瓜子，没有人交头接耳。一千多双眼睛盯着那块幕布，一千多个人同时呼吸，同时屏息，同时叹息。

林远选了一部国产战争片——《奇袭》。

1960年上映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支志愿军侦察分队深入敌后、炸毁敌军桥梁的故事。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没有千军万马的冲锋，只有志愿军侦察兵，在敌后斗智斗勇。林远选这部片子，是因为他想让战士孩子们看到——打仗，不只有正面战场的炮火连天，还有敌后的孤军奋战。

银幕亮了。

朝鲜的山，朝鲜的水，朝鲜的丛林和公路。志愿军侦察兵化装成美韩军队，深入敌占区。他们穿着敌人的军装，开着敌人的吉普车，说着刚学会的几句英语和韩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行。

 

当银幕上的侦察兵遇到敌人的巡逻队时，一个战士攥紧了拳头，嘴里低声念叨着：“别慌，别慌。”当侦察兵用几句蹩脚的英语蒙混过关时，操场上有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自己也跟着闯过了一关。

那场戏是最安静的。

侦察兵们潜伏在草丛里，敌人的坦克从他们面前隆隆驶过。履带碾过地面的声音，在银幕上轰隆隆地响，在操场上空回荡。大家屏住了呼吸，没有人动，没有人出声。一个战士的手紧紧抓着膝盖，指节发白。

当侦察兵最终炸毁桥梁、敌人的运输车队被堵在江边、志愿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时，操场上有人喊了一声“好”！不是看电影的那种好，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打了胜仗之后的那种好。

 

孩子们不懂战争的残酷，但他们懂英雄。他们从幕布前面钻来钻去，钻到最前面，仰着头看，嘴巴张着，眼睛瞪得溜圆。

电影放完后，没人离开。

林副政委不得不站起来，拿起扩音喇叭喊：“各连带回！”战士们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一步三回头地往营房走。孩子们不肯走，被母亲拽着手拖回去，边走边回头，嘴里嘟囔着：“妈，明天还有没有？”

接下来的晚上，林远又在团部大操场放了一场。这次不是打仗的片子。

林远想，老放《奇袭》《上甘岭》，战士们提气，但孩子们也需要看点别的。他在硬盘里找到了一部法国喜剧片——《虎口脱险》。

这部1966年上映的电影，讲的是二战期间几个法国人帮助英国飞行员逃离德军占领区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场景：德军军官在睡觉，打呼噜打得震天响。隔壁的法国指挥家为了给同伴发信号，用指挥棒敲床栏杆，吹口哨，学鸟叫，把那个军官折腾得够呛。

电影一开始，孩子们还没什么反应。他们不习惯看外国电影，也不习惯听法语。但当那个胖胖的德军军官躺在床上，嘴巴大张，发出“呼——哈——呼——哈——”的呼噜声时，孩子们笑了。

一个男孩笑出了声，然后捂住嘴，看了旁边的大人一眼。大人没说他，因为大人也在笑。

指挥家开始敲床栏杆了。他敲三下，停一下，又敲三下。那个德军军官翻了个身，呼噜停了，指挥家赶紧缩进被窝。过了一会儿，呼噜又响起来了，指挥家又敲。

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一个男孩从板凳上滑了下去，坐在地上，抱着肚子笑。另一个男孩学着银幕上的样子，用手指敲旁边的凳子腿，嘴里“嘘嘘嘘”地吹口哨。

“别闹！”他妈妈拍了他一下。

他缩了缩脖子，但眼睛还是笑成了一条缝。

电影里那架大飞机最后从滑翔机上飞走的镜头，孩子们看呆了。他们没见过那样的飞机，没见过那样的飞行。一个男孩站起来，仰着头，嘴巴张着，好像那架飞机正从他的头顶飞过。

电影放完后，孩子们不肯走。

“叔叔！明天还放这个！”一个男孩喊道。

“叔叔！那个德国人打呼噜太好笑了！”

“叔叔！那个指挥家敲床的样子，我也会！”

他们围着林远，七嘴八舌地说着，眼睛里全是光。林远蹲下来，看着那些脸。红的、黑的、有冻疮的、干净的、流鼻涕的、笑出眼泪的。每一张都不一样，但每一张都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叔叔，你明天还放吗？”一个小女孩扯了扯他的衣角。

林远看了看林副政委。林副政委站在远处，正在和一个参谋说话。他好像感觉到了林远的目光，转过头来，微微摇了摇头。

“下星期。”林远说。

孩子们发出失望的叹息。

那天晚上，招待所的门被敲了不下十次。

先是一个参谋，借故来送开水，站着不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最后问：“林同志，你那机器，真的不用胶片？”

林远把投影仪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那台机器比一本厚字典大不了多少，银白色的外壳，镜头像一只眼睛。参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像是怕弄坏了什么珍贵的东西。

然后是团部电影组的小王。

小王二十出头，瘦高个，是团部的电影放映员。他去年才从军区文化站培训回来，带着一台16毫米放映机，两个大胶片盘，走遍了全团的每一个连队。每次下连队，光设备就要两个人抬。他听说了林远的机器，晚饭都没吃就跑来了。

“林同志，我能看看吗？”

林远拉开箱子的拉链。拉链顺滑得没有一点声音，小王甚至没感觉到它在动，箱子就开了。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样东西。

最大的那件是一台机器，像小孩坐的凳子那么大，银白色的外壳，正面有一个圆形的镜头，像一只眼睛。小王认出那就是投影仪。团部的放映机，两个大胶片盘，一摞家什，架起来像一门小炮。

旁边是一块黑色的、有两块砖头厚的东西，沉甸甸的。林远说那是储能电池，能给投影仪供电二十个小时。小王不太懂什么是“储能电池”，但他记住了“二十个小时”——团部那台老放映机用的发电机，加一次油只能放两部电影，而且声音大得像拖拉机，每次放电影，发电机要摆在百米开外，战士们才能听清银幕上的对白。

然后是那块银色的、比巴掌还小的硬盘。一千多部电影存在里面，小王想都不敢想。

最后，林远从箱子的夹层里掏出两个东西。

那是两个音箱。每个都有小西瓜那么大，黑色的，外壳摸上去有一种奇怪的质感——不像是塑料，也不像是木头，像是某种小王没见过的东西。箱子的正面蒙着一层黑色的网布，网布后面隐约能看到几个圆形的单元，大大小小，排列在一起。最大的那个有茶杯口那么宽，最小的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大。

“这是啥？”小王问。

“音箱。”林远说。

小王当然知道音箱。团部那台老放映机也有音箱，但只有一个，木头壳子的，比这个大一倍，声音大了就破，声音小了又听不清。每次放电影，音箱要摆在幕布正下方，离远了后面的战士听不见，离近了前排的战士又嫌吵。

林远把两个音箱摆在弹药箱上，一左一右，相隔两米。他从硬盘里调出一段音乐——不是电影，是一段纯音乐，小王没听过。

林远按下播放键。

那一刻，小王愣住了。

他听到的声音，和他这辈子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

那个声音不是从音箱里“出来”的，而是从空气中“长出来”的。它不像是被机器放大的，像是本来就在那里，只是被什么东西唤醒了。小提琴的声音像一条丝绸，从左边那个音箱飘出来，在空中打了个旋，又绕到右边。低音的部分像闷雷，不是那种轰隆隆的炸响，而是一种沉沉的、稳稳的、像大地在呼吸的声音。

小王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他的耳朵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他听惯了收音机里的单声道广播，听惯了团部广播喇叭里沙哑的起床号，听惯了老放映机那个破音箱里吱吱嘎嘎的对白。他以为电影的声音就是那样的——能听清就行。

但这不是“能听清就行”。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小提琴的声音在左边，大提琴的声音在右边，中间是空灵的、透明的空气。他感觉自己不是站在屋子里，而是站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四周都是音乐。他甚至能“看见”那些乐器——小提琴在左前方，大提琴在右前方，定音鼓在最后面。

“这是环绕立体声。”林远说。

小王睁开眼睛，看着那两个小小的黑色箱子。他不敢相信，这么小的东西，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不是声音大——是空间大。它把一间屋子变成了音乐厅。

“这里面……有几个喇叭？”小王指着音箱问。

“高中低音单元加在一起，七个。”林远说。

小王凑近了看。透过黑色的网布，他数了数——最大的那个是低音单元，茶杯口那么宽，负责低音；中间那个是中音单元，鸡蛋大小，负责对白和旋律；最小的那个是高音单元，比小拇指指甲盖大不了多少，负责高音和细节。每个音箱里，这样的单元有好几个，大小不一，各司其职。

“这个叫三分频设计。”林远说，“低音归低音，中音归中音，高音归高音，互不干扰，声音才干净。”

小王听不懂“三分频”，但他听懂了“干净”。那声音确实干净——干净得像雪山高原上的空气，没有一点杂质。

他又凑近了一点，看到了音箱外壳上刻着的一行小字。他不认识那个英文单词，但他记住了那几个字母的样子。

林远看出他的好奇，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音响品牌之一。一对这样的音箱，在……在很远的地方，要卖到几千块钱。”

小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一个月的津贴是六块钱。几千块钱，他想都不敢想

林远把投影仪递给他。小王接过去，掂了掂，轻得让他吃了一惊。他把机器翻过来看底面，又凑近了看镜头，最后问了一句让林远差点没忍住的话：

“这机器，能放8.75毫米的片子吗？”

8.75毫米，是中国独有的窄胶片规格，专为偏远地区放映设计的。小王当了三年兵，放了一年电影，他脑子里想的全是胶片。

林远摇了摇头：“这机器不放胶片。”

“不放胶片？”小王愣住了，“那放啥？”

林远把移动硬盘拿出来，那块10TB的硬盘在他手心里比巴掌还小。小王看着那块银色的、沉甸甸的小方块，眼睛里全是困惑。

“这是硬盘。”林远说，“电影都存在这里头。”

小王盯着硬盘看了半天，像在看一块来自外星的石头。他伸出手，想摸一下，又缩了回去。

“这里面……能存多少电影？”

“一千多部。”

小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当放映员一年，经手过的胶片加在一起，只有十几部。一千多部，他想都不敢想。

第二天，消息传得更远了。

师部来了电话。军部来了电话。兄弟部队来了电话。都是问同一个问题：那个不用胶片的放映员，能不能来我们这儿放一场？

林副政委的办公室门槛都快被踩破了。他不得不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放映安排请与宣传股联系。”但没用，人们绕过宣传股，直接来找他。

第三天，团部下了通知：鉴于放映员林远同志的设备特殊、片源丰富，为避免影响部队正常训练和生活秩序，自即日起，每周放映不得超过四场。其余时间，林远同志应优先保障边防部队和周边各部队的放映需求。

通知是林副政委签发的。他把通知递给林远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压不住的笑意。

“没办法，”他说，“你再这么放下去，我的兵都不训练了。”

林远接过通知，点了点头。

“不过，”林副政委点了一支烟，“周边那几个连队，你去一下。他们好久没放过电影了。”

林远看了看通知下面附的名单：边防十二连、坦克六连、通信营、工兵营、炮兵营、教导队、卫生队、汽车连……

一共十几个单位。

他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里。

“副政委，边防十二连在帕米尔高原，海拔四千二。”

“我知道。”

“路不好走。”

“我知道。”

林副政委吸了一口烟，看着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踢球，笑声在晨风中传得很远。

“正因为路不好走，才需要有人去。”他说。

林远没有再说话。他走出办公室，回到招待所，开始收拾设备。

移动硬盘，10TB，存着一千多部电影。

激光投影仪，4K分辨率，最大投射三百寸。

储能电池，改装过的，能连续供电二十小时。

两个西瓜大小的环绕立体声音箱

智能手机，可以拍视频，屏幕比这个时代任何电视都清晰。

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小王看了半天，没看懂。参谋翻来覆去地看，也没看懂。团部的技术员来了，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电路，我没见过。”

他们当然没见过。

这些东西来自2025年，来自六十多年后。

林远把设备装进箱子，拉上拉链，拎起来试了试重量。四十多公斤，不轻，但一个人能背。

他走出招待所的时候，那个看《虎口脱险》时笑得从板凳上滑下去的男孩正蹲在招待所门口玩石子。他看见林远，站起来，仰着头问了一句：

“叔叔，你明天还放电影吗？”

林远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黑色的、亮晶晶的眼睛，里面有好奇，有期待，有一种说不出的光。

“放。”他说，“但不是在这儿。”

“那在哪儿？”

“在很远的地方。”

男孩歪着头想了想：“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林远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山。山峦层层叠叠，最远的那一座，山顶上还有雪。

“很快。”他说。

他上了车，发动了BJ212。车子驶出大院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个男孩还站在招待所门口，向他挥手。

后视镜里，他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林远踩下油门，BJ212在公路上飞驰。

前方是戈壁，是雪山，是帕米尔高原。

前方是边防十二连，是那些在海拔四千二百米守边防的战士。

前方是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后视镜里的那个孩子，他也有他的路要走。

他会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