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2）
在马鞍山逗留期间，我和顾云林还一起骑自行车去了一次和县，一次当涂。去那里主要是想购买一些当地的农副产品。马鞍山附近农村出产花生。很多农民在自留地上种一些花生，除了自己吃，也偷偷拿到市场上卖。花生，无论带壳的还是花生米，在我小时候是很平常的平民小吃，随便哪家南货点都有卖。油炸花生米，我们那里叫“油氽果肉”，大多是喜欢喝酒人买来当下酒菜的，带壳花生则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零食。记得农历新年时，南货点都预先包了一包包带壳的炒花生，放在拷栳里像小山，一角钱一大包，五分钱一小包，都用一种粗草纸包成蜡烛包或三角包。农民上街大都会买一包来吃。但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南货店里的花生就绝了迹。我们本地又不产花生，所以开始几年我们一粒花生都没见到过。直到文革前二年开始，逢农历新年才凭户口本每人可购买一两、二两花生米。所以我很想在此买几斤花生带回上海。花生是国家统购物资，马鞍山同样是不准自由买卖的。但以前管的松，常有农民带了花生到马鞍山来卖的。二妹说她前二个月刚来马鞍山时，还常常见到卖花生的农民，偏偏在我来前不久，因为上面有文件要“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市场管理严格起来，吓得周围农民不敢来了。非但卖花生的农民不来了，卖其他农副产品的人也不来了。于是居民日常吃的鱼、虾、蟹、鸡、蛋等物也很难买到了。结果一些人不得不趁休假到附近农村去收购。我和顾云林商量后，各自设法问人借了一辆自行车，分两天结伴去了一次和县，一次当涂。
和县是马鞍山长江西岸的一个县，与马鞍山可以隔江相望。我们去和县要坐轮船摆渡过江。和县在历史上是个名城，二千多年前，项羽（藉）与刘邦争天下失败，残兵在安徽东北部灵璧县一个叫垓下的地方被刘邦的汉军围困，夜来闻“四面楚歌”，以为汉军尽得楚地，失去斗志。他的爱姬虞姬起舞与项羽作别后自刎，项羽乘乌骓马，带剩余将士一路南奔到和县境内东北方的乌江边。乌江亭长驾船欲渡项羽过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想：“藉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藉独不愧于心乎？”结果不肯渡江，与追兵战至最后自刎而死。这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就在这里附近上演。渡轮未到和县时，我在想这样一个古城不知有怎样一种独特的风貌，不料到了和县渡口上岸却是十分失望，原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十分破旧的小镇。与渡口相连的一条小街冷冷清清，街两边的房屋东倒西歪，没有商店也没有行人，只有两三个老人穿着破烂的棉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看到这样情景，我和顾云林就不想进镇子里去了，打量了一下周围有村庄的地方，就直接往村庄而去。
这里村庄的农舍也都是破破烂烂的，茅草顶，黄泥墙，低矮得很，而且分散得很；不像我家乡的农村，村民聚集而居，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很分明，房屋大多是砖瓦的。我们沿小路走近一座农舍，有一个年轻农妇蓬头垢面地站在门前，看到我们过去就迅速走回屋里把门关上，但留了一条缝，躲在门后察看我们。我们就走近了问话。她把门开大一些，畏畏缩缩地走到门口，也许是语言不通，听了好久才听懂我们的意思，是在问她有没有花生卖。不料她听懂以后一口回绝说没有花生，又说她知道我们是政府的人。我猜她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政府工商管理所的人，专门来查私自出卖花生等农产品的。因此我们向她解释我们不是政府的人，是从外地来探亲，顺便来买点花生。但那个农妇怎么也不信，最后将门也关上了。我们无奈，又走了几家，也是同样情形。我对顾云林说，恐怕这里工商管理的人来过乡下，假装城里人来买花生，她们上过当，吓怕了。今天恐怕要空手而回了。果然，那天走了几个村庄连一颗花生也没有买到。
中午我和顾云林去和县镇上吃饭。县城的街道狭小、肮脏，但经过一段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后，开始有花岗石条铺的路面，似乎在向我们显示它昔日也曾繁荣过的身份。我们找到一家饭店。店内有几张桌子，但一个食客也没有。倒是门外有好几个乞丐。我们看店内情形，好像卫生很差，此时节气已近深秋却还有不少苍蝇在飞，就不想在此吃东西。但不吃就没有东西吃。正在犹豫，却见店内一只平底锅里在煎煮什么东西，发出“吱吱”的声音，还冒出阵阵香气。因问店内服务员锅里在煮什么东西？服务员说是牛肉煎包。一听是牛肉煎包，我和顾云林都大喜。因为我们在上海常年难得吃得到牛肉，于是问了价钱和一两粮票可以买几只，就各人买了几只当中饭吃。然而当我们把自行车锁好，拿到了牛肉包，挑了一张看似还干净些的桌子坐定准备开吃时，门外的乞丐立刻都拥进来，站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吃。因我们以前听到过外地有些乞丐抢东西吃的传闻，生怕他们也来抢，于是一面警惕地看着他们，一面狼吞虎咽地把包子塞进嘴里，一面还要挥手驱赶苍蝇，根本无暇细细品尝这牛肉包的美味。吃完了，迅速打开自行车锁，推了车子像逃一样逃离这家饭店
因为渡轮班次一天只有两次，那时我们还都没有手表，就不敢去更多地方，吃了中饭后就早早到船码头等候。那天和县之行就这样失望而归。在回去的渡轮上，我坐着默想，这里的农民真穷啊，我们那里的农民就算穷的，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又想，这里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定很凶，并曾用种种手法欺骗过他们，以致那些农民见了他们像是见了鬼或虎狼。可叹一千多年过去了，“苛政猛于虎”这种状况至今未变。去和县没有买到花生，倒是后来我临回上海前几天，二妹在出去买菜时，在马路上见到一个偷偷卖花生的农民，买到了二、三斤带壳的花生，炒熟了让我带回上海。
过了两天我和顾云林又骑车去了一次当涂。当涂的街道倒是比较像样，看得出以前这里商业很繁荣。但那天天气不好，刚到当涂天就下起小雨来。我们生怕雨越下越大，回去有麻烦，因在街上看到有卖虾和蟹的人，觉得价钱还适宜，匆匆各买了几斤就往回来路上赶。那天晚上煮虾吃，我发觉长江里的虾没有我们家乡太湖水系产的虾鲜嫩。这让我感悟到水土对物品质量的影响真是关系重大。中药材讲究“地道”两字，真是抓住了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其实人也一样。我虽走的地方不多，但当初我参加工作到徐泾，就注意到了那里人的长相大多比较厚重，有较厚的嘴唇；而我们青西地区的人长相大多比较灵秀。这不是说甲地的人比乙地的人长得好或差，而是说人的长相与水土也有很大关系。后来我走的地方稍多一些，更加证实我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离开青浦到马鞍山，虽然马鞍山也不很安全，但抛开了青浦两派斗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的心情感到十分放松。不过，到了十一月下旬，天气渐渐冷了，而我棉衣都还在上海；再说来马鞍山也有一段时间了，不能永远呆下去。于是我决定回上海。我告诉了顾云林我的决定，希望仍与他一起回去。但他还不想回。于是我就一个人先回上海。二姐夫送我到江边码头。那天我上了船就在统舱中找了一个位子，老老实实呆在那里。船上有学生在卖小报，二分钱一分。我买了一份名叫“江城”什么的报纸，白道林纸铅印，纸张质量比《人民日报》还好。记得里边有一篇文章口气大得很，把屈原批得一钱不值，说他是“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殉葬人”，说他的诗就是这个阶级行将灭亡前发出的“哀嚎”。我看了很不以为然，内心在笑作者太狂妄自大、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连我们中国人最崇敬、最伟大的诗人也敢亵渎。但也明白这是中共统治下文人的通病，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是世界上最革命、最高瞻远瞩、高过一切古人的人了。此种人不仅仅文革时期如此，文革前就有。
下行的船比逆水上行的船要快很多。第二天下午，船就到了吴淞江口。等船缓缓驶进黄浦江，西边天空还是满天晚霞，江边工厂的电灯就都已经亮了。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上海的小青年，看着那一大片连绵不断的工厂和密似繁星却又比星星明亮的灯光，在甲板上一边跳一边高兴地大叫：“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将上海比喻为“极乐世界”的。身为上海人之一，我顿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和对上海的亲切感。
那天到了上海，我先去虹口外语学院找我三姐。刚好正在与我三姐谈恋爱的后来的三姐夫也在。我将一大串从马鞍山带来的螃蟹交给我三姐，三姐随手就给了三姐夫。三姐夫高兴地拎着蟹马上回家去。我又拿出一半花生让三姐请她同学吃。第二天，我回到了青浦。
青浦武斗的危险已经解除，但工作生产秩序仍没有正常。血防站的人上不上班谁也不关心；即使上班也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聊聊天，不下乡。我将余下的一斤多花生全部拿出来请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吃，算是稍稍弥补一下我离开这么多天的歉疚。那时候报纸上天天登一些鼓吹“大联合”、“三结合”和有关“斗私批修”的报道。但我看很多人对这些报道都很冷谈。
十二月三日，“火线”一派在青浦剧院召开会议批斗了原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丁明新、陆道南、孙全福、王琳、胡清瑞等人。十二月中旬，再在青浦剧院批斗了市委农口组干部宋日昌等人。这些批斗会我们单位造反派好像都没有人去参加。经历了两次大武斗，好多人都对“路线斗争”感到了厌倦。
在瑟瑟寒风中，我们送走了波诡云谲、杀机重重、遍地硝烟的一九六七年，迎来了新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