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富介次郎在《上海雜記》中寫道：“此次上海之行，難忍之苦，水濁爲最。黄浦江處下游末端，地勢平坦，黄泥淤積，滿潮後泥沙更易積淀。此外，土人將犬馬豚羊屍骸之類，及所有污穢皆扔入江中，浮于江岸。且多爲人屍，時霍亂肆虐，難民等不得治，多死於饑渴，又不得安葬，故抛屍於江，此景慘不忍睹。更有船隻數萬，屎尿排入江中，江水不洁。”
“那時的上海凡爲躲避賊亂的難民，均無固定的住處，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爲栖身之地，雨淋露晒，困于饑渴，爲計算每日的生計，拼命掙扎，眞是可憐至極。聞難民多蘇州之人，約有十余萬衆。且官府無救彼等之能，餓死者日日增多。”
“清國本爲文學無雙之國，卻無治理國家之論。内爲長毛匪所苦，外受夷狄所制。實清國危如累卵，值得可怜。”
“某時，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許，極其貧寒，云帶一古木制硯臺漆套來賣。人人論其價高，不肯買。生對余哭曰：‘吾邑爲賊所犯，携老母漂流至此，旣無家産，亦無糊口之術，屢屢斷炊。求君買下此物，以錢換米，救老母之饑。’言畢悲泣。余聞其悲苦，于心不忍，遂加價買之。書生獲金，拜謝而歸。翌日，持水晶印材一枚前來，謂余：‘昨日關照，忝買吾物，救家母于水火。然而物輕價昂，實有負于心，今加此物，恰得以抵償。’余云昨日之物足矣。彼充耳不聞，故一並收下。余佩服其正直。凡躲避賊亂至上海之難民，均居無定所，或佇立路旁，或以船爲棲處，風餐露宿，饑渴交加，只爲謀一日之生計。其命如懸絲，實不堪憐之衰世也。”
日比野輝寬在《贅肬錄》中寫道：
“五日，南翔百姓爲避賊，扶老携幼來上海，途中風餐露宿，萬分辛苦。故法國士兵四處搜尋匪賊，不見其踪，只好回師。余深深嘆息，清國士兵何不去偵察？國内之賊托外夷找，何等失策也。聞得近日姦商于寧波以軍需器械與毛賊搞交易，大獲厚利。”
“清國近幾年，喫鴉片烟者甚多，官府遂不能制止。此于今之上海，以吴煦爲首，官吏皆喫鴉片烟。故雖對下民實施嚴禁，亦無遵守者。”
從上面的記載中可以明顯得出，“上海本俗地，舞文弄墨者不多，偶有來旅館作風流之交者，皆難民中人。”所謂“作風流之交者”旣指與這些來滿清的東洋人進行文化互動的文人。逃避戰爭的這些漢人文化精英中很多就此落脚於上海，成就了後來的海派文明。
今天有人就此而評論道，“上海華洋兩界之巨大反差，與其説是東西方民族文化之異，毋寧説是文明發展不同階段的區别，也卽近代文明與中古文明的區别。上海以一隅之地，如此清晰地展示了兩個時代文明的差異，呈現出古今中西交滙的紛繁多歧場景。”結合香港的情况，此論自當引發後人之深思。
華夏知識分子受儒家傳統及科舉所限，千年以來一直沉醉於墳典及吟詩誦賦，稍有關心時事者，亦僅讀讀“邸報”而已，所謂時事不過是官塲陞遷之類。曾見有文章論斷稱邸報“忠實、具體和詳細地報導了帝國内的一切事務”，此言差矣，君不見今人甚少以邸報爲據去考證史實。
現代新聞紙出現在滿清之前，讀書人的日常不離經、史及雅興，如清末官員孫寶瑄在他的《忘山廬日記》的第一篇中所記：“晨，陰。晝晷短極，倏忽已昏暮。晏起，讀《左傳》。晡，閲《明紀》。夕，讀謝希逸《月賦》，觀郭景純《遊仙詩》、左太沖《招隱詩》及謝康樂諸紀遊詩。”這簡直就是一幅理想中的標准讀書人的寫照，一個優雅的紳士以讀書爲頭等大事，前提是“衣食無憂”。如果再不以科舉爲目的，那就更接近了讀書的本義，儒家一直宣揚的讀書不僅是一種直觀意義上的閲讀，它更強調不那麼功利，目的性不那麼具體的持續學習，以便使“忠、孝、仁、義”深深地刻入讀書人的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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