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8）
那天下午四点来钟我们又分到一个饭团。吃过饭团，我忽然起了想上三楼楼顶去看看的冲动。上三楼楼顶必须要爬一条悬空挂在楼外的竹梯，很危险。但已经有几个同事爬上去看过。我先看别人是怎样爬上去的，然后照着办。原来，这竹梯上面一端用两根粗木棒分别扎紧两边的毛竹，木棒另一头则绑在楼顶的一块木板上。木板上压了许多大石头，以支持竹梯可以承受一定的重量而不掉下去。竹梯悬空挂在楼外一尺半左右地方，下端刚好比三楼楼面低一些。在三楼走廊的围栏边放一张课桌，又从楼顶垂一条绳子下来，要爬梯的人先站在课桌上，用手抓住绳子然后站到围栏顶上，等站稳了、看准了，伸手出去抓住竹梯，再小心跨到梯子上，一步步爬上楼顶。由于敢爬梯子的都是年轻人，身手敏捷，只要小心一点，倒也无人摔下去过。
楼顶的风比较大，但很凉爽。楼顶中央搭了一个露营帐篷。还有一口大水缸和一只用石块垒起的大铁锅，傍边堆了一些劈开的床板等物做烧柴。大楼四周则堆满了砖头、石块，还有许多装满了液体的实验室用的玻璃烧瓶。大约有三四十个学生守卫着这儿。站在楼顶向西北方向远望，夕阳挂在半空。地里的稻子早已收起，在田埂上堆了一个个稻垛。田里低洼地方的积水，在夕阳下发出亮晶晶的金色反光。再远处，灰黑色的一大片房屋是北大街。可以看见有一群人站在屋外，似乎在看我们这边的热闹。青（浦）安（亭）公路在大楼西边一百公尺处由南向北蜿蜒伸展。公路两旁的树木早已树叶落尽，只剩下灰黑色的枝干。透过这一团团乱发似的树枝，可以看到北面公路上有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手里拿着长矛似的东西，方向对着我们学校而来。他们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停下，一会儿退回去，一会儿又前进，我猜不透这批人究竟是要来攻击我们，还是要去攻击县招待所的造反派。等了一会儿，忽然见到从南面汽车站方向也来了一队人，大约有三四十人，手里也都拿着长矛。我估计这是“火线“一方的人了。那北面的队伍看见“火线”一方的武斗队，就骚动起来，队形散开了。一个头目似的人站在那队人面前说了些什么，然后队伍整好又开始向南行进。南边“火线”一方的队伍则保持队形向北移动。开始速度并不很快，但当接近北面的队伍时速度明显加快了。此时北面的队伍再次停了下来，队形散开，却没有进攻。现在可以判断出，这北边队伍的人没有斗志，所以畏缩着不敢前进。而就在此时，当双方距离仅剩三四十公尺时，南面的队伍发起了冲锋。远远的我似乎听见了“冲啊”一声怒吼，北面队伍的人立即如惊弓之鸟纷纷向后转身逃跑。有几个原来站的位置较前的也立即转身向逃跑，但还有几个人不沿公路往后逃，却走下公路从田中间往北大街方向逃。于是南面队伍中也有人跳下公路追过去。这里没有公路树枝的遮挡可以看得更清楚。有两个逃得很快。但有一个走不快。他在收割后的稻田中跌跌冲冲地走着，很快被后面追赶的人赶上。距离越来越近，那个人大概心慌了，在一个稻垛边突然跌倒。那后面追的人用手里的长矛，仿佛蜻蜓点水一样在他身上点了一下，然后跳开，去追赶更前面的人。第二个冲上来的人也用长矛在那人身上点了一下。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都用长矛开玩笑一样轻轻点一下。最后一个用一把大刀，当他冲到那倒下的人旁边时，将大刀扬到头顶上，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的圈。夕阳与刀面相撞的一刹那，突然闪出一片耀眼的金光。然后看着那刀斜劈下去，动作优雅得仿佛在跳舞蹈。一瞬间，刀又扬起，持刀的人却也突然跳开了，丢下那人不管，也向北大街方向追去。在这一瞬间，我认出了这个拿大刀的就是那个“红东北”的女红卫兵。等我回过头来再看公路上的战事，北面原来进攻的农民已经逃的不见影踪。“火线”一方的已经开始收兵往回走了。
后来听说那个跌倒的农民，是城西公社的。他大腿上、屁股上被戳了好几枪，戳烂了一根神经，一条腿就此瘫痪。他逃不快的原因是这天他穿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双皮鞋，而田里的泥土还软，皮鞋脚一踩上去就陷，身上又穿了两套呢裤呢制服，难怪走起路来跌跌冲冲。这皮鞋、呢质衣服当然都是这天进城武斗抢来的。如此说来，是贪心害了他。
大约是因为睡在原来的教室不安全，这一天晚上我们单位的人不管男女都被安排在同一间室内睡觉，只有普通教室一半大小，但三面都有墙，安全好多。地上铺了稻草，两排人脚对脚睡下，刚好一屋子。中间的空隙不到半尺，勉强可作人行道。由于男多女少，刚好程军溥夫妇俩都上了大楼，就让他俩人做男女分界线。由于房间北面没窗，暖和了不少；人又多，因此虽没有被子夜间倒也不冷。睡在稻草地上，我忽然想起以前听站里几个老同事说的往事。五十年初他们下乡工作，条件很艰苦，一次住宿的床铺不够，那时年纪最小的连燊德还只有十六七岁，便让他与一个年纪最大的女同事合睡一张床。想不到类似的克难情景又重现眼前。
第三天，包围大楼的农民已经全部撤走。那天中午，我们血防站的同事集合了悄悄走出大楼到人民医院，列队去太平间看望前天被农民打死的青中学生盛茂全。他是青中“红旗”的小头头，我们刚开始造反时，青中“红旗”派他与另一个女学生来我们单位与我们联络，也算是有过“战斗友谊”，今天来送他最后一程。据说那天他们一批青中“红旗”学生去攻打保守派的青浦一中大楼，被城东公社的农民截断后路。盛茂全撤退时走在后面，被几个农民抓住，将他的头按在一条小水沟里，活活淹死。我一向很怕死人，那天在太平间里看他的遗体，倒也不觉得害怕，只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本来是一个生气勃勃热情的小后生，看上去很精明干练，可如今脸色蜡黄地躺在我们面前一动也不动。这样年轻，就如一朵鲜花还没有开放就萎谢了。从此他在人世间消失。再过一段时间恐怕除了亲近的人，没人会记得他。农村培养一个高中生不容易，他的死不知会给家庭带来多少痛苦。望着他的遗体，一个数度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疑问又一次困扰着我，他死得值得吗？说是“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毛主席会知道他吗？
那天下午，“红旗”头头洪国钧带了一批学生，拿了教练用木枪，在南面操场教他们做军事规范动作。洪国钧参过几年军，做规范动作有板有眼。各单位进大楼的造反派见形势缓和了，也纷纷到操场上散步，疏散几天来被困在大楼内的闷郁。我在操场上看了一会洪国钧他们的操练，看见有人从南教学大楼里走出来，也有人走进去，引起我的好奇，于是我也走去看看。在南大楼的二楼，我发现有一间房间内地上铺满了书，足有一尺多厚。好几个人就踏在书上弯腰挑书看。我看房间不大，只有半间教室大小，也没有书架，显然这里原来不是学校图书室。我翻了几本书，发现有的书上有学校图书室的图章，有的没有。因此我估计这些书都是“破四旧”时抄家抄来的，以及从学校图书馆清理出来的“毒草”。因为是“垃圾”，所以连捆绑也不捆，就这样散乱地堆在地上。我这个人别的没有嗜好，就是爱书。当我发现这些书时，其心情以“老鼠跳进白米囤”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开始，我只有翻翻的意思，看看有什么我没有见过的书。翻着翻着，翻到了一册全本的《古文观止》和一本孙过庭的《书谱》。古文是我喜爱的东西。家中原有上下两册的《古文观止》，还是当年我大哥读书时留下的，封皮本来已经脱落不见，我重新做了封皮，很珍爱。但抄家时被抄走了。孙过庭的《书谱》我过去闻其名而没见过。我很喜欢这两本书，想占为己有吧，此行为为窃，被人知道不光彩，因此几次拿在手里又丢掉。但今天不拿吧，又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书了。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心中很犹豫了一阵。最后决定：就做一次贼吧！反正自古以来窃书者人称为“雅贼”，不像其他的贼那么难听。再说我家原有几箱子书，抄家被抄走，这些人是公然的抢，是强盗，比贼还不如呢！主意已定，我将这两本书卷起来分别塞在两只裤子袋里。虽裤袋鼓鼓的，有一截还露在口袋外，我也不管了。好在也没有人来管我。回到大楼，很多同事都看到了我的裤袋中藏了书。竟然没有一人来问我藏了什么书。
因为在大楼里每天只吃两个白饭团，肚子里“饥火”、“馋虫”上来受不了。许震彪征询了各人意见后，叫人偷偷回单位吩咐管后勤的华祖禹和食堂烧饭的亚娟，替我们每人买半斤肉烧红烧大肉吃。第四天中午，我们偷偷回到单位食堂，肉已烧好。大家空口将半斤一块的红烧肉，连皮带汁一口气吃掉。胃口大的吃完了犹嫌不足。那时候居民吃肉每月有定量，但单位食堂控制较宽，不然要食堂替我们每人烧一块半斤的肉恐怕还难办到。像这样子空口吃肉在我平生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刚参加工作时在徐泾蟠龙。趁此机会我把“偷”来的两本书悄悄藏到我宿舍的衣箱里。那本《孙过庭书谱》，一九七六年父亲最后一次回来探亲回香港时，我将此书连同我自己买的、抄家时硕果仅存的《二王法书管窥》一起让他带走。我父亲也喜欢书法。
大约到了第五或第六天，武斗危险还没有解除，回单位睡觉大家还不敢，但青浦往上海的公共汽车已经恢复通车。从上大楼第二天起就听人说安亭那边“工总司”集中了几万人、几百辆卡车，要来“踏平青浦”。又听说上海集中了多少人在人民广场，要来“彻底摆平青浦”。但总也不见人来。此时既然去上海交通已有，家在上海的几个同事就回上海去了。我也在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但我回不去家。练塘正是保守派的后方大本营，再说轮船也停开还没有通航。我也不想再到三姐学校去。因想不如到安徽马鞍山我二姐那里去避避风头，也可趁机见识见识马鞍山是个什么样子。刚巧顾云林的姐姐也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说起来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说走就走，两人立刻回到单位匆匆收拾了几件预计要用上的衣服和牙刷牙膏毛巾等物，把所有的粮票、钞票都带在身上，就到汽车站乘车去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