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
出狱后的头几天
2025年4月1日
出狱后回到学校的第三天，4月26日星期一，上午戴宁生由小潘带领着去“自控大队”办公室觐见新近解放的三结合干部、大队政委王龙泗，还有一个军人，想来是大队的军代表政委吕佑了。当年的厉声呵斥没有了，有的是一些带有人情味的话语。
“要正确对待啊，正确对待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嘛。”王龙泗以自身为例，“我也是被打倒过的呀，可是伟大的党和领袖还是要挽救我，给我机会。”
军代表说：“伟大的党和领袖是永远正确的，要好好检查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伟大领袖是无比英明的，我们伟大的党的政策是无比温暖的。”
王龙泗又说：“我感谢伟大的党和英明领袖的政策、感谢文化大革命、感谢广大群众挽救了我，又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戴宁生没什么话可说。王龙泗和吕佑讲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们说完之前，戴宁生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了。他诚恳地听着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伟大的党和领袖弄错了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伟大的党和英明领袖的政策当然是应该感激涕零。
“你先休息几天，我们再给你做个安排。”
大队领导、也就是系领导接见仪式完结后，戴宁生被引导到大队办公室，也就是系办公室。系办公室给了他一个纸箱子，里面是他专案组查抄的他的东西。他抱着这个不大的纸箱子回到宿舍，打开纸箱，里面没几样东西。但是这些经历了多少曲折和磨难能幸存到现在的东西，样样都无比的珍贵，满载着逝去的时光。
一个小玩意儿是个指南针，早就坏掉了，并不能指明方向，是爷爷留下来的唯一的遗物。虽然是个坏的，只有感情上的价值，不过逮捕戴宁生时也算是叛国投敌的物证，至少算是反动家庭的传家宝，足以证明戴宁生的父母是协助了戴宁生叛国投敌的。还有的叛国证据是一本北京外语学院的法文入门教科书和一本法华字典。
一本长征日记【见文末注一】是戴宁生1966年12月到1967年元月与同班同学郑清生从西安步行到湖南时写的。打开那个小小的日记本，戴宁生仔细地读了每一行潦草的字迹。不知专案组的哪位成员，把没收的日记仔细地读了，目的是指望着挖掘出一点戴宁生的反动思想。该人用红笔把有嫌疑的字句划了出来，个别地方还打了问号。戴宁生觉得可笑：他那时哪里会有什么反动思想？他和郑清生是往圣地朝拜去的。翻弄着那本日记，仿佛触摸到了他的过去，感到一阵温暖。日记的笔迹太潦草了，几天后他静下心来，用监狱里练就的隶体字端端正正地把这本日记从头到尾抄写了一遍。【见文末注二】
还有五六个笔记本，是戴宁生中学时认真手抄的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有中文的如朱自清写的“春”和李白的一百多首诗。英文的如Theodor W. Storm（特奥多尔·施托姆）写的“Immensee（茵梦湖）”和其他短文，法文的Alphonse Daudet（阿尔封斯·都德）写的“La Derniere Classe（最后一课）”和“Premier Habit”，日文的如“万岁的起源”等。这些笔记本都被专案组煞有介事地挖掘开采过了，企图找到一些戴宁生的反动罪证，至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反动思想的根源。
显然，这个纸箱是当年专案组收集到的部分有关戴宁生反动罪行的物证，因而得以保存。然而，不是每样当年查抄的东西都归还给了我。原因不得而知，也没有人向我解释。
其他的个人物品则更没有了踪影。离开南京到西安来上大学时，父母为他买的一个大牛皮箱没有了，箱子里面的东西当然也不翼而飞了。从南京带来的一把心爱的小提琴【见文末注三】也没有了。最后一次隔离时从他身上搜走的100元左右的钱和100斤左右的全国粮票也没人提起。想来戴宁生当时被“打翻在地，又被踏上了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的。这些有用之物，与反动罪行干系不大，自然是各有新主和归处的了。
***
看完纸箱里的几样东西，戴宁生对自己说：“应该给父母写封信了。”
显然他出狱的事，学校没有通知他父母，就像两年多前他入狱时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家里一样。应该是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吧。最后一次给家里写信还是1968年秋天第二次被隔离时，专案组让他给家里写信索要过冬的衣服。事实上，他1968年春天第一次被隔离后就没有和父母自由通过信了。
同屋的何师傅上班去了，简陋的寝室里只有戴宁生一个人。整座宿舍楼一大半是空着的，在死寂的校园里像一栋坟地边的鬼屋。他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找出了纸和笔，一时百感交集，不知应该从何写起。
他太愧疚了，太对不起父母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和年代里，他不仅是四个姊妹中唯一的男孩，而且是最小的。三个姐姐分别比他大六、八、十岁。回想起来，他从小就在家中被父母和姐姐们宠爱着。那时他似乎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感谢要回报，从来没有孝敬父母的想法。文化大革命来了，父母都遭了殃，他非但没有能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给他们雪上加霜，又遭受他的连累。
信是寄往南京父母家的，地址是小粉桥五号附15号。那时一封信从西安寄出后，南京的家一般要四天左右后才能收到。掐指算来，信发出后要十天的样子才能收到回信。出乎意料地是，两个星期多后，系里（即大队）通知戴宁生说他有一封电报。戴宁生取回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五个字：
“圣人万万岁”
那时的私人邮件，无论是信还是电报，是没有隐私可言的。父母为了表达他们对戴宁生释放出狱回校一事的喜悦心情，并让他尽快知道他们已收到了他的信，显然这是当时唯一最安全最快捷的表达方式。至于和圣人万岁有什么关系，那就太过微妙了。
蹊跷的是这封电报发来的时间。如果父母在收到他的信后想立刻发电报告诉他信收到了，那应该是三五天的事。怎么会是两个多星期呢？否则，父母收到信后当即回信的话，也要不了两个星期呀？又何必发电报呢？几天后戴宁生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回信，解开了他心中的疑团。
原来父母已不住在小粉桥五号附15号那里了。1969年3月20日小粉桥五号附14号的邻居家起火，延烧到父母住的附15号，二楼和三层全部被烧毁了。从1969年3月起父母就住在南京大学南园筒子楼集体宿舍13舍119室了。所幸这封寄往旧地址的信辗转还是到了他父亲的手里。
戴宁生的父亲正在南京大学一个叫做“500食堂”【见文末注四】的厨房里当烧火的火夫，“劳动改造”。与他父亲一起在食堂帮厨和劳动改造的还有外文系英文专业的沈同恰教授。沈同恰教授家住在小粉桥五号院附4号，和戴宁生父母原先住的小粉桥五号附15号是一个院子，但是是不同的两排联栋屋，在同一个院子里相距一定的距离。因为所在的学术领域相差很远，戴宁生父亲和沈同恰教授虽然认知但从来没有来往过。
那天沈同恰教授在500食堂的厨房里走到正在烧火的戴宁生父亲身边，默默地递上了戴宁生出狱后写给家里寄到五号附15号的那封信，没有啃一声，就走开了。戴宁生父亲拆开信一看，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很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阴差阳错地到了和他一起在厨房“劳动改造”的沈同恰教授手里的？他真想由衷地好好谢谢沈同恰教授和其他可能传递这封信的人！可是他没敢，没敢去问，也没敢去感谢。他知道，尚若去询问去感谢，那就要被认为是“黑串联，”“抗拒改造。”唯有把这份好奇之心和感激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
当时戴宁生的母亲不在南京的家里，她在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食堂里帮厨【见文末注五】。戴宁生的小姐姐则正在南京看病。戴宁生的父亲拿到信回到家里，和他的小姐姐商量了一下，一方面立刻写信告诉了他在溧阳的母亲，一方面决定先给戴宁生发一封电报，然后跟着给他写一封信再寄一个旅行袋的吃的和穿的包裹。戴宁生重病缠身的小姐姐甚至提出到西安跑一趟去看望她弟弟，但被父亲厉声制止了。
电报内容写什么呢？“祝贺出狱”之类的言辞显然不合时宜，“来信收到”之类的有暗语之嫌令人怀疑而且没能表达喜悦之感。戴宁生的父亲和小姐姐绞尽脑汁地商量了一阵，最后他小姐姐找到了绝对安全的那五个字。戴宁生年过花甲的老父亲，在一天劳改之后，从南京大学南园的13舍走到了珠江路公共汽车站，乘了两站路，到新街口邮局发出了这封五个字的电报。
以后，戴宁生父亲在来信中叮咛戴宁生不要喝酒；但是如果太孤单了，可以吸烟。说起来，打从戴宁生能记事起，父亲就吸烟，为母亲所深恶痛绝。母亲从小就教育戴宁生不要吸烟并要戴宁生向她做出保证，长大了绝不吸烟。现在25岁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吸烟。那天下午，他百般无聊，就一个人走到了西交大一村的小卖部里遵从父命买了包牡丹牌的香烟和一盒火柴。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点燃了他生平的第一支香烟。他不会吸，很快把一根烟吸完了，还弄了一嘴唇的烟丝（那时还没有带有过滤嘴的香烟）。他打算到寝室门那里用挂着的毛巾擦一下嘴，谁知从床上站起来，走了没两步，就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就这样，他从此开始了吸烟，直到25年后，1996年，在他女儿即将出生之际，才把烟彻底地戒掉。
***
【注一】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中的附录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该日记全文发布在谷歌https://yemenghua.blogspot.com和新浪http://blog.sina.com.cn/welovethewholeworld上。
【注二】这本日记后来辗转被带到了美国。不幸的是它最后还是在搬家中遗失了，只留下了抄本。
【注三】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中的附录四十二题为“一把小提琴的故事”一文。该文也在文学城网站上发表了，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3/697.html
【注四】1971年南大承建南京市人防工程通过南大的500米坑道，简称500工程。原南大的教工食堂就改名成了500食堂。
【注五】1969年10月19日，在林彪的18日的所谓一号令下，全南大师生员工身背行李步行去了溧阳分校。该年11月28日，溧阳分校改名为南京大学五 · 七农场。1970年5月28日，南京大学校革委会决定，除留守人员外（包括戴宁生母亲的所属单位），五 · 七农场全体人员从溧阳步行返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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