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6）

我的文革（126）

 

（四十五）“十·一七”大武斗

 

整个九月，几乎都是中央大声疾呼两派大联合的声音。但青浦两派的对立依旧。进入十月，武斗的气氛又渐渐浓烈起来。十月六日，“火线”一方召开全县公社和镇党委书记、社长会议，批斗了被“红色”一方推出来担任“县革会筹备主任”的原县委副书记孙全福。“红色”一方怀恨在心，一直在密谋报复。

当时社会上早有传闻，说“红色”一派有枪。因为双方武器不在一个等级上，武斗起来要吃亏，因此造反派一方也一直在想办法搞枪。一次，听一个被“火线”一方派到“红色”去“卧底”的人传来的消息，说城西公社武装部武器库内存有一批枪支弹药，防守不严，较易弄到手。“四清”以后，各公社民兵训练，不但有步枪、手榴弹，还有轻机枪。我在唐郁蹲点时，就见到大队民兵连长有一挺机枪放在家里，出工时就将机枪抱到田头。文革后听说枪都收上来了，因此公社武装部的武器库里有枪就很正常。为此，十月九日晚“火线”策划了一次“突袭”，派人袭击了城西公社武装部。但打开武器库一看，枪一支也没有，只有几颗教练用的假手榴弹。因为一无所获，参加“突袭”的人怀疑公社档案室内有整群众的黑材料，顺手又冲击了公社档案室。这些行动被对方抓到了武斗的理由。

十月十七日，两派在县城终于又发生了一次大武斗。武斗延续了几天，共死了七个人，是青浦县文革武斗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然而点燃这次武斗的导火索却不是为了抢枪，而是因为“火线”一派冲击了“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占据的一个据点。

前面说过，“七·二一”武斗以后，双方在县城里各占据了两座大楼做武斗的据点。青浦县城原来的范围很小，后来逐渐发展，在城北和城西方向又形成北大街和西门街两条街，住有不少居民。诸家弄是连接西门街和县城大马路的一条小马路。原来的县红十字会医院就在诸家弄西边尽头处。旁边有一条小河，河上一座水泥桥，是西门街居民和城西公社部分大队农民往来城内的必经之道。红十字会医院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刚开始时搬到汽车站北面、临近县中学的新建医院里，改名青浦人民医院，空着的老房子被我们血防站借来做临时工宿舍。六六年十月以后，当批判资反路线即将成为潮流时，大部分临时工被辞退，剩下不多的几个临时工搬到站里居住，这里就一直空着。一九六七年初，徐泾、朱家角等几个公社的血防组成员成立了“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就占用了这片空房子。这个组织成立后就站在保守派立场与我们血防站造反派对着干。我们夺当权派权，他们就试图反夺权，但没有成功。此后他们一直没有动作，我们也差不多已忘掉了他们的存在。但近来不知是受了什么人指使还是出于“武斗”战备心态，他们居然将大门和临街的窗户统统用厚木板钉死，在二层高的屋顶上搭了一个平台，居高临下监视下面的马路，俨然成了一个新的武斗据点。这不仅对经过此地的居民安全形成威胁，“火线”一派的人心里也不平衡：凭什么你们多了一个武斗据点？于是有一些好事之徒常去叫骂挑衅，而驻守在内的人就上屋顶揭瓦片扔他们。这样，几天之后到了十月十七日那天，这种形似玩笑的小冲突竟演变成了大武斗。

且说十七日那天下午上班不久，我们都还在站里分组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以及报纸社论。自“七·二一”以后，我们全站员工都没有下过乡促过生产。当然学习也是吊不浪当的，很多人常常偷着出去逛街也无人管。这一天也一样。先是有人去街上溜了一圈回来，告诉大家说“老红会”那边又打起来了。我因为原先计划下午要出去理发，于是我也溜了出去，先到县城主要的商业街聚星街上的一家理发店理了发，然后弯到诸家弄那边去看热闹。此时大约下午二时左右。诸家弄不长，不过六、七十米，站在路口就可以望到底。马路北边是县人委的大院，有一道粉白的围墙围住。南边都是民居。南边最西面就是“老红会”。我看见有数十人站在路两边的墙下往西看热闹。而接近“老红会”的地方，马路中有六七个人，有的吆喝着，有的弯腰在捡地下的碎瓦往上丢。这几个人我估计都是“上工司”观点的，或者就是附近的居民。“老红会”的屋顶上也有几个人，他们一面躲避下面丢上去的碎瓦，一面揭屋顶的瓦片向下回击。下面往上丢碎瓦片要难击中人不易；上面向下扔瓦片也不容易扔中，但相对威胁要大些。尤其瓦片落地成碎片溅开来会弹到人身上。但也伤不了人，击中了最多流点血。这样的“武斗”形同儿戏，我看了觉得有些滑稽。

因为危险性不大，想看得清楚些，于是我就沿着人委大院围墙的墙脚又走近一些。看了大约十来分钟后，突然有一小队十多个人，手执长矛，头戴柳藤帽，喊着“一、二、一”的号令列队过来。围观的群众拍手欢呼起来。我估计这是“火线”（也称“上工司”）一方的“文攻武卫”队，只都看不清是那些单位的人。这些“文攻武卫”队员行进到“老红会”前二十多公尺就站定了。开始，他们也捡地上的碎瓦片向上扔。见几次扔不中，就不扔了。站在马路中商量了一下，然后分横列站好，端起长矛，作准备冲锋的姿态。一个人领头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余人就高声呼应。这样连喊了几遍，愈喊愈响亮，愈喊愈急促，突然领头人一声“冲啊！”，这些人一下子都冲到了“老红会”的大门口。这“老红会”临街的楼是一座二层的老式歇山顶楼房，人冲到了楼下大门口，屋顶的人看不到也扔不到瓦片。这一来这些进攻的“文攻武卫”队员反倒安全了。他们从从容容用铁管做的长矛将木制的大门撬开，然后冲了进去。围观的群众都走近来看“战果”。仅一会儿，这些“文攻武卫”队员又都出来了，但没有“俘虏”。估计里边的人都从南面另一头的门逃走了。

看着战事结束，观众纷纷散去，我也开始回站里去，却突然被人叫住，回头一看，是我们站里的黄虔生。他笑吟吟地一手抓着一支长矛，一手拎了一只急救药箱过来，将药箱交给我，要我带回站里去。那个年代医生出诊都流行背这样的药箱，牛皮做的，里面可以放一些常用药和血压计、听诊器、注射器等物。我们单位各个科室原来也都有一只这样的药箱，我以为这药箱就是我们单位的，因此也不以为意，只是奇怪刚才没有看到他，他是什么时候也来参加武斗了？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忽然发觉帮黄虔生将药箱带回去，此举其实不太妥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我是坚决不去参加任何武斗的，也不想被人怀疑我参加过武斗，带一个药箱回去恐怕会被人误会我去参加了武斗。但此时已没有办法了，黄虔生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只得将药箱带回单位。

稍后，黄虔生也回来了。他回来后在办公室里向大家大吹他的“英勇事迹”，说他冲进“老红会”后，到处搜查那批“王八蛋”，但那批“王八蛋”都逃走了。后来搜到一间房间，看见一张桌子底下藏了个人，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妈的，老子顺手就给了一枪 （中国古代将长矛称为长枪，此时仍沿用这叫法 ）。那个人连说别戳别戳，赶忙爬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女的。哈哈，给老子屁股上戳了一枪！”我从“四清”时就很厌恶这个黄虔生，实情是个流氓。后来我知道那个女的是徐泾公社血防组的，屁股上被戳了一个大洞，幸好没有伤到神经，伤口治好后没有落下行走不便的残疾。

就在黄虔生大肆吹牛的时候，突然街上有人一边跑一边大叫：“农民进城了！农民进城了！”随即看见许多行人急匆匆从我们单位大门口经过，大约是赶着回家。有人赶紧将单位大门关上。办公室里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心想，上次武斗被我躲过，这次武斗恐怕躲不过了。几个家在上海的同事想回上海去，但有消息说汽车站那边正在武斗，公交车停开了。接着又有消息说青中“红旗”去攻打青浦一中，被城东的农民包围，“红旗”死了一个学生。既然无处可逃，大家只得在办公室内坐等事态发展。

下午四时左右，许震彪从外面回来告诉大家，说这次武斗看来规模很大，不但城东、城西公社出动了好多农民，据说其他公社也有农民在所有青浦通外面的公路上设了卡子。现在对外交通都已断绝，迟下农民说不定会搜城，为了安全起见，凡愿意上青中大楼去躲避的赶快跟我去。再晚一点，恐怕上大楼也上不了了。听许震彪这样一说，我们站里造反派大约有十多人同意上青中大楼。此时走城里大马路已经不可能，我们就从北门经吊桥走小路。经过人民医院时，大家先在医院里停留一下。许震彪联系了医院的造反派后拿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又派人察看了医院到青中那一段不长的公路上是否安全，然后大家集中在一起快速进入青中，上了北面的那幢教学大楼。现在仍记得一起上青中大楼的人有许震彪、叶青贸、黄樑豪、汤学诚、程军溥、张丽明、杨婧芬、顾云林、周令全、曹黄梅和我等十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