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进入四川，旧时代迅速结束。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战争终于停止；但对于外公一家而言，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也随之开始。
外公原本与人合办县里的火柴厂，在当地算是小有产业的实业者。按照后来宣传的政策，这类人通常被称为民族资本家，应当受到一定保护。但在实际的土地改革和成分划定中，他却被定为“地主”。原因大概很简单——家里有几亩出租的土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已经足以决定一个家庭的社会身份。
幸运的是，外公并未因此坐牢，更没有被列入“镇压”的名单。或许因为他为人正派，平日不曾仗势欺人；或许因为家境虽殷实，却不至于显得骄奢显赫；又或许只是因为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命运恰巧给了他一条生路。
外公当过军阀的军需官，这段经历，他无法完全隐瞒。县里人多口杂，总有人知道他当年随田军长在川北、成都一带南征北战的事迹。只是，究竟打过哪些仗、经历过什么场面，他一向轻描淡写，从不多言。
尤其是那段与红军作战的历史，他始终讳莫如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长大成人，偶尔和外公闲谈时，他才轻轻吐露一点往事：当年围剿红四方面军，如何仓促败退，如何狼狈逃散。他说得平淡，却带着一种隔了半个世纪的沉重。
我不禁暗自庆幸，这些话他没有在解放初期说出口。倘若那时就广为人知，一个曾经在川北战场上追剿过红军的人，恐怕难有好果子吃。那是政治高度敏感的年代，历史并不允许个人随意解释。外公能安然度过，靠的既是谨慎沉默，也是不动声色的低调处世。
随着成分的确定，一系列变化接踵而至。家里的土地被没收，祖屋被收回重新分配。全家被安排住进一间狭窄的阁楼。楼梯陡而窄，进出十分不便。外婆当时怀着身孕，一次下楼时失足从楼梯上滚落下来，结果一对龙凤胎流产。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追究，但却成为外婆一生难以释怀的伤痛。
在此之前，外婆已经生下了好几个孩子，可大多是女儿。唯一的男孩，只有小舅一个。那时候的乡里乡亲，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婆家人也常常在背后冷言冷语，说外婆“命里不旺”，生不出男丁。外婆虽然平日隐忍，但心里自然憋着一股子气。
若不是那场意外，如果那对龙凤胎能够顺利降生，外婆就能再添一个儿子。那不仅意味着家庭里多了一分希望，也足以让她在婆家面前扬眉吐气。可命运偏偏如此捉弄，一瞬之间把希望变成了永远的缺憾。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空气渐渐宽松，人们议论起过往的时代，敢说一些心里话。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共产党是让原本的富人变穷，而原本的穷人还是穷。”外婆对这句话深表赞同，而且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虽然家庭状况骤然恶化，外公本人却仍然被留在火柴厂工作。最初是公私合营时期，他以资方代表的身份参与管理，负责财会事务。后来工厂完全收归国有，他继续在厂里做会计。身份从“资方代表”变成普通职工，但在许多人眼中，他始终带着“地主资本家”的标签。
家庭的骤变，让孩子们心中生出一种共同的念头：离开，逃离那片让人低头受气的土地。
大舅、大姨、二姨和母亲，几乎同时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上。那时学习条件艰苦，但他们比谁都更用功。或许正是生活的重压，反倒逼出了拼劲。后来，他们一个接一个考上了大学，在那样的家庭背景下，已是难能可贵的逆袭。
而年仅十二岁的四姨，选择的道路更为激烈。那年，她听说部队在四川招生，可以赴疆读军校。她二话没说，只带了一个搪瓷洗漱杯和一块毛巾，就“裸身”报到，离开了家，从此踏上了远去新疆的征途。25年后，她才与她父亲再次见面。
大舅先后考上了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最后选择了川大就读（也可能是因院系调整而被调到川大）。他是家里唯一念到本科的。
大姨和母亲后来考上重庆大学的专科；二姨则进入西南师范学院深造。考上大学，既有他们自己的拼搏，也有时代的机缘。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各类建设人才。院校录取时，虽然会审查家庭出身，但还不算太过苛刻。像外公家的几个孩子，哪怕背着“地主家庭”的成分，只要成绩突出，依然有机会。
然而到了1958年之后，形势陡然收紧。“阶级立场”成了压倒一切的标准，出身不好的人即便学业优异，也往往被卡在政审上。就像我的一位堂姨，1958年参加高考，成绩完全够线，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刷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进入师范专科学校。
孩子们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成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或单位骨干。经济上，他们会寄钱回家接济父母。但思想上，时代的教育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学校里反复强调阶级立场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父母的“地主成分”往往被视为需要划清界限的历史问题。
在那个年代，这种标签不仅是档案上的一句话，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中。外公在厂里工作一直认真谨慎，账目从未出过差错，但仍常常要听到一些刺耳的话。有一次，一位负责管教的干部当面训斥他：“你这个地主资本家分子，要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别以为子女在外面有点地位就翘尾巴。”
面对这种指责，外公从不争辩，也不反驳。他只是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而子女们对父母既有感情上的牵挂，也常常带着某种批评的态度。有时他们会劝父母“思想要跟上时代”，甚至直接指出父母过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落后”。外公听到这些话，很少回应。
在子女和晚辈面前，他几乎从不抱怨自己的处境。即使偶尔谈到时代变化，他也只反复说一句话：
“共产党结束了军阀混战，这是好事。”
至于其他方面，他很少继续评论。这是否说明他对其他方面的不满？
大姨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支援东北，分配到天寒地冻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那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年轻的她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北方，在厂动力处工作。
50年代，外婆被查出患了癌症，去到重庆的医院治疗。那所重庆医院的医护人员展现出了医者仁心，对他这个“地主婆”并没有歧视，而是竭尽全力地治疗，最后成功治愈。
之后，外婆带着年仅几岁的小舅，踏上漫长的旅途，前去投奔女儿，也暂且逃离在家乡被管教的严酷环境。这样，外公就孤身一人留在家乡。
大姨到了长春一汽后，工作极为勤奋，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很快便得到领导的赏识与重用。那时，她正值青春年华，心中燃烧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有一次，工厂突发火灾。大姨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抢救国家财产，结果被严重烧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副处长江某某前去看望，特地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把小Y治好。她还是个姑娘，不要在她的脸上留下伤疤。” 医生护士连声答应，悉心照料。后来，大姨奇迹般地康复了，脸上竟没有留下痕迹。
后来，国家为了支援中央建设，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北京，充实中央各部委的力量。大姨因工作出色，也有幸被选中，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工作。外婆也带着小舅，跟她搬去北京，从此在首都安了家。
在此之前，大舅已经从四川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那时的广播电台是共和国的“喉舌”，汇聚着一批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与宣传骨干。大舅以他沉稳、严谨的性格，很快在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当大姨从长春调到北京时，兄妹在阔别多年之后终于重逢。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火车在北京站缓缓停下，大舅早早等在月台上。见到从车厢走出的妹妹和年幼的小舅，他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兄妹三人相拥而笑，外婆在一旁擦着眼角的泪。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舅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那时国家经济紧张，物资匮乏，粮票、布票样样稀缺。虽然大舅不是外婆亲生的儿子，但外婆却把他的孩子视若己出，悉心照料。
1964年，我母亲被单位派往北京培训，为期半年。那时我刚满一岁，离不开人，母亲只好把我也带上，一同北上。到了北京后，她把我交给外婆照料，达半年之久。
外婆照顾我极细致——洗衣、喂奶、哄睡，从不言累。邻居们都夸她是个“心细如针”的老人。或许在照看孙辈的同时，她也在无声地享受着晚年的温情：这位曾经历尽风雨的妇人，终于在新生活中，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安宁。
1966年，小舅已经十八九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那一年他即将参加高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他考上大学十拿九稳。
然而命运就在此时拐了一个弯。那一年，“文化大革命”骤然爆发，全国的高考制度被取消，升学渠道戛然而止。小舅的大学梦就此暂停，到了八十年代才作为函授大学生勉强重圆旧梦。
后来，北京某厂办起了厂办中专。小舅报名就读，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凭着聪明与勤奋，很快在技术岗位上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厂级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公已经年纪不小，不再是运动中最受关注的人物。但他的成分档案依然存在。在那样的年代，这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提起、被批评。他依旧在工厂里做账，按时上班下班，尽量让自己不引人注意。
文革一开始，外婆就回到了家乡。一方面，她要照顾年迈的外公，关心他日常的起居；另一方面，她也要接受各类监督和改造，以摆脱来自红卫兵的“逃避改造”的指责。
我的弟弟于1971年出生。到了1972年冬天，母亲因工作繁忙而无法全职照顾，而父亲又在野外队驻外。无奈之下，弟弟只得送到母亲的老家，由外公外婆接手照料。他们同时也照顾二姨的儿子。母亲到家乡接送弟弟，所见所闻，觉得外公外婆的生活与常人无异，没有受到管制、限制自由的迹象。
1973年弟弟回家的时候，外婆也来到成都，和我们一起生活，并且去成都的医院看病。
到了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过去的政策逐渐调整，许多历史问题开始重新审视。外公当年被没收的一小部分房产得到归还，一些过去的身份标签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时，外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他在火柴厂工作了大半辈子，从公私合营到国营企业，一直做着财会工作。没有升迁，也没有显赫的职位，但始终安安稳稳把事情做完。改革开放初期，他终于离开工作岗位，结束了几十年的工厂生涯。来到成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老人了。
工作结束之后，生活的节奏开始慢下来。几十年紧绷的日子似乎突然松了一口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重新联系过去的老朋友。那些人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有当年的军阀旧部，也有过去经商的伙伴，还有一些同样经历过时代起伏的人。
他们在成都的茶馆里见面，喝茶、聊天、打麻将，一坐就是一整天。许多过去不便谈起的往事，也渐渐重新被提及。
外公的人生，也由此进入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