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3）

我的文革（123）

         

          毛泽东凭着他的威望，硬是将“武汉兵变”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形势扭转为声讨“乱军小丑”“王、关、戚”的局面（开始只将王力、关锋抛出来，后来戚本禹也保不住了）。为了掩盖他的失败，维护他的颜面，当时他说了许多指责王力的话，经由中央文件传达到群众。如说王力不听他的事先警告，不先做调查，不先去做“百万雄师”细致的思想工作，一到武汉就哇啦哇啦乱表态，乱说话。言下之意“武汉事件”是被他激出来的。中央文件又说王力“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去外交部夺权，插手外交部工作，干扰毛主席外交路线，周总理十分愤怒，报告了毛主席。言下之意是王力野心膨胀，暴露了他野心家的真面目。此外，中共还散布一种消息，说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反对的仅是王力个人而不是毛泽东。言下之意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无论陈再道还是“百万雄师”都不敢反他，此言还有一个意思是陈再道虽犯了错误，但因为他只是反王力，不是反毛主席，而且王力在处理武汉问题上有错误，所以毛泽东仍称陈再道为同志。总之，一方面夸大王力的错误，一方面尽量减轻陈再道和武汉军区错误的性质，将“武汉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天下人不都是白痴，不都那么好骗的。因此在当时民间就在悄悄争论两件事，一件是“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不是王力、关锋在“武汉事件”后提出来的？另一件是“武汉兵变”究竟有没有针对了毛泽东？

            关于第一件事，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揪军内一小撮”这笔帐根本不应算到王力、关锋头上去。从根源上讲，这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提出来的。因为既然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既然毛泽东都说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按照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那么“揪军内一小撮”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现在王力、关锋不过是在文章中重申了这个意思罢了，何错之有？如果一点更要说他们是“乱军小丑”，那么毛泽东先要承认他过去说的那套阶级斗争理论错了，“五·一六通知”也要收回，宣布军队内没有阶级斗争，军队内没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而且，说“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关锋在“武汉事件”后提出来的，也完全不符合事实。从时间上讲，“揪军内一小撮”的说法由来已久。且不说“二月逆流”以后全国造反派就喊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查中共的官方文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一文中，就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文章说：“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文章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至于“武汉兵变”发生后，中共报纸上出现这样的提法更多更频繁。如七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说：“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也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还有同日的《解放军报》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也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社论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当天《解放军报》还有一篇社论叫《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也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文章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则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文章痛斥“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则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七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号召“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要“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那段时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了那么多社论，每篇社论都提到了“打倒军内一小撮”问题，我很奇怪难道这些文章毛泽东一篇都没有看到过而只看到了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我也好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这许多社论，难道都是王力、关锋写的？因此别人不需负责，就他两人有责。这不能服人吧？所以我十分怀疑，应该就在八月一日这天或之前的一两天，中共内部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或者说是被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危险。这才让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对“武汉事件”的处理态度。而且这件事或这个危险的严重性，一定大得足以动摇他毛泽东的权力地位，这才使得他不得不向军方低头道歉，并为了平息军头们的怒火，把王力、关锋抛出来当替罪羊。抛了王力、关锋还不够，又抛了戚本禹。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因为在上海，没有捲入“武汉事件”，这才幸而身免。不然，我想中央文革小组除了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以外，恐怕要全军尽墨了。只是这件事或这个危险的真相我们至今无从得知而已。但不得知不等于不存在。宇宙间有许多未知的星球人类靠天体力学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因此我相信也有一天这件大事或危险会被人揭发出来。

那么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几年后林彪死了，从中央发下来的“批林”文件中我们才弄明白，毛泽东批“还我长城”的《红旗》社论是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这篇社论中有一句话使毛泽东十分恼火。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句话在文章发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有错。因为林彪是国防部长，具体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人，所以称“直接指挥”也没有多大错误。但毛泽东看出来了。毛泽东说“缔造的难道就不能直接指挥了嘛！”其妒忌、愤恨之情溢于言表。这就说明了毛泽东与林彪真正的关系，他们矛盾的焦点。不过这句话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大概也没有对林彪说。这句话是到了几年后在“批林”的文件中才说了出来。而且也没有点明这句话与毛泽东改变处理武汉问题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毛泽东在“武汉兵变”后不久作这样的批示，改“揪军内一小撮”为“拥军爱民”，是不是就是对因为“林彪直接指挥的”这句话呢？如果就是因为“林彪直接指挥的”这句话，那么面对“武汉兵变”这样严重的问题，不因仅仅一篇社论的一句不妥当的话，就改变了整个处理武汉问题的态度。如果是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说法的，则这个提法已经通行很久了，何以要到八月初才发觉这个提法不对？我想其中的奥妙恐怕就在于“武汉兵变”与“林彪直接指挥”两件事撞在了一起。在“武汉兵变”前，毛泽东依靠林彪军队的支持保持权位、发动文革。“武汉兵变”后，他发现许多军队头头靠不住。正当他感到更加需要林彪支持时，却突然发现“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成了更可怕的敌人。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这还了得！这不是架空他了吗？两害相权取其轻。各地军头的危险与林彪相比，毛泽东一定感到林彪的危险更大。为了对付林彪，他必须与各地军头修好。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停“揪军内一小撮”，善待“武汉兵变”头子陈再道，再抛出王力、关锋等“小爬虫”来为军头们消气，高喊要“拥军爱民”。于是中国政局就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起了一个大变化。至于毛泽东突然喊停“揪军内一小撮”除了上述这个原因，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希望史学界对此有更深入的研究挖掘，把这件事的真相彻底搞清楚。

武汉“七·二〇事件”刚发生时，我的注意力还纠缠在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汉庭“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但慢慢的，随着毛、林矛盾的发展，裂痕慢慢公开显示，我又发现 “七·二〇事件” 其实是文革真正的转折点。毛泽东由此开始步步走向失败。“七·二〇”以后，毛泽东防着林彪却又不得不依仗林彪的支持维持局面。林彪的权力从一九六七年初的“军队支左”开始扩大，经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后，在中共“九大”达到顶点。毛泽东处心积虑想削弱林彪的地位，“九大”后他在“崇毛”问题上主动降温，实际就是在驳林彪的面子；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等问题上故意试探、刺激林彪；搞“批陈整风”、逼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做检查；南巡到处放风“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最后激出一个“九·一三事件”来。毛林火拼，两败俱伤，得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当权派。等毛泽东一死，老婆江青即刻成为阶下囚，可谓身败名裂，为世人笑。

至于“武汉事件”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否针对毛泽东而来，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否定中共的说法。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始终不信与毛泽东无关。因为人人都懂中国人的一个习俗或人情世故，就是“打狗还要看主人脸”。王力是毛泽东派来武汉的，如果“百万雄师”真尊重毛泽东，就算王力说错几句话，也不至于这样对待王力吧？除了王力，他们对谢富治也并不客气。这就说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他们不仅对王力不满，对谢富治不满，也对派他们来的毛泽东不满。

文革后中共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纪实”文章，“武汉兵变”的内幕也渐渐向世人拉开帷幕。如杨成武的《自述》，里边对毛泽东到了上海后为挽回自己颜面的动作、心态有惟妙惟肖的描述：（七月二十二日？）“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这杨成武不愧是一个老马屁鬼，拍马屁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毛泽东急于维持自己“伟、光、正”形象，把自己从“七·二〇事件”责任人中摘出来的猴急心态也呼之欲出。但另一篇作者徐海亮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里面说的就直接得多了。作者明确地指出：“8201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个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很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数十年后，徐海亮采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俞文斌时俞仍坚持认为：“‘七·二〇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

武汉部队和“百万雄师”针对的还不仅是毛泽东一个，还包括总理周恩来等人。同样是徐海亮的文章，说到七月二十日十五点左右，随王力也来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被抓进8201师部。他听见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随即有人回答：“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解放军对只要是站在毛泽东立场上支持文革的，他们都反对。所以，说“百万雄师”和武汉部队只反王力一人，那是为毛泽东涂脂抹粉、维护毛个人的形象而已。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对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后竭力为自己推卸责任，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王力头上的卑鄙、虚伪言行做了记录。如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他在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这样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九月二十日，他在同武汉军区新任司令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谈话时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总之，发生“七·二〇事件”的责任都在王力，是因为王力不听他话才造成的。然而，一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就露了马脚，把他的内心世界暴露了。是啊！你说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不是针对你的，那“七·二〇”那天晚上你应该坚持留在武汉不走。坚持留在武汉不走，说明你真的相信8201部队的人不是准对你的。可你到底还是走了，而且是乘一贯因怕死而不愿乘的飞机走的！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关键时刻最能暴露一个人的真面目。你连夜乘飞机仓皇出逃，说明你内心还是不相信8201部队的人不是准对你的嘛！你是怕8201部队的人把你也抓起来嘛！真是装什么装啊！

“武汉事件”后，随着真相一点点暴露，毛泽东在我心中原来就已开始动摇的形象此时此时迅速崩塌。“英明神武”的光环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外强中干，却还机制善变的胖老头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