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被暗杀一案，其政治背景和内幕虽然至今仍不十分明了，但其大体情况还是清楚的。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陈其美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尚能自卫自存，而在护国运动大有进展的情况下，何以丧于敌手?
众所周知，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活动期间，由于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所以同黄兴和欧事研究会成员之间积怨甚深。1915年初，中华革命党为摆脱势单力薄的处境，陈其美曾两度致书黄兴，谋求重新合作，但由于陈其美仍对黄兴的主张持批评态度，强调对孙中山要"必如众星之拱北辰"，党员要"遵守誓约，服从命令"，因而难以为黄兴接受。即使在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公然帝制自为，黄兴与欧事研究会以及进步党人兴起护国讨袁的情况下，由于孙中山对他们持疑虑态度，坚持"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的方针，中华革命党仍然在孤军奋战。当时，陈其美是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作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是发动起义的实际主持人。1916年2月，陈又被孙中山任命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身负重任。孙中山和陈其美企图踵辛亥故事，谋取上海，以充实中华革命党的实力，取得反袁护国运动的领导权。鉴于梁启超正在筹划组织军务院，孙中山担心："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因而全力支持陈其美在上海部署起义。按辛亥革命时，同盟会领导人没有参加武昌起义，革命的中心一度在武昌，而同盟会领导人则没有在武昌取得领导地位。然而，由于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起义成功，并掌握了沪军都督的要职，更进而支持联军进取南京，于是，革命的中心转到上海，同盟会领导人才得以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有鉴于辛亥革命的经验，为了扭转反袁各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华革命党必须争取上海起义成功，才能与梁启超，蔡锷等的护国军派争衡。
然而，护国运动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有所不同。辛亥革命时，清军在上海没有驻扎重兵，而护国运动时，北洋军在上海屯兵两个师，兵权由冯国璋牢牢地掌握着。而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与其他派系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上海资产阶级对陈其美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当时，上海信成，四明两银行的领袖沈缦云，周舜卿，虞洽卿等，支持陈其美发动起义，"光复前后9月13、14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向商界所借款项约达三六六万两。而资产阶级的准军事武装商团也参加了起义，并支持同盟会系的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遗憾的是到了护国运动时，经历了辛亥、癸丑沧桑的资产阶级，由于对战争给经济的破坏作用十分担忧，所以，他们不赞成中华革命党的激进主张，陈其美因而很难再得到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
当时，沪上商界对不赞成帝制的冯国璋寄予希望，而冯与沪商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6年8月18日上海总商会在议事厅开幕时，冯国璋派代表前往祝贺，并表示："请转告商界各业，将军坐镇江苏，自应担负完全责任，万勿误会。"浙江军界于4月12日起义后，上海总商会要求驻沪北洋军队不要派兵赴浙。松沪护军使杨善德，副使卢永祥等遂宣布："以保护地方人民生命财产为唯一宗旨"，严守中立。因此，上海商界对驻沪北洋军队"口碑颇美"。上海及周围地区的资产阶级对冯国璋的表现亦感到满意。这样，资产阶级再也不会像辛亥革命时那样支援陈其美和中华革命党人，这就导致了陈其美在上海地区的孤立无援屡遭失败。
当时，孙中山曾屡屡敦促陈其美等上海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但陈其美联系的海陆军"相顾莫肯先发，尝与约，彻夜候之，卒失期。一日同安舰受金将发矣，至时，舰长遁，员兵哗乱，宋振发愤蹈水死，公(指陈引者)悲慨，愈不自胜。"(〈陈英士先生墓志铭》)由于屡遭失败，孙中山向日本人所借经费用尽，孙本人于5月8日回到上海，并于9日发表宣言，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独掌政权的方针，表示将与各派联合讨袁。这样，陈其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陈其美在上海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力量。但是，陈其美还希望尽最后的努力，图谋再起。为此，不能不借款项，然而在饷源枯竭的情况下，他只有铤而走险了。正是在这种面临绝境的背景下，张宗昌指挥下的暴徒，以鸿丰公司的名义与陈其美接洽，以替陈筹措款项为钓饵，诱陈上钩。陈饥不择食，虽然知道鸿丰公司为侦探机关，仍姑与接洽，希图万一，结果，许国霖等暴徒得以进入陈的住处，乘陈不备，将陈击毙。所以，陈其美之死，从更广泛深刻的政治背景而言，一方面反映了袁世凯的残暴和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是上海资产阶级抛弃中华革命党，抛弃陈其美，与非袁的北洋派妥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