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1）

我的文革（121）

 

也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毛泽东准备给左派发枪，叫做“武装左派”。我不知这个消息是否确实，但很大程度上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当时武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频繁，武斗工具也越来越升级，从锄头、木棍迅速发展到长矛大刀，现在很多地方的保守派都已经有枪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造反派还没有枪，是很容易被保守派消灭掉的。而造反派被消灭了，文革自然也就搞不下去了，一切回复到四月以前的情形。我想这是毛泽东要武装左派的原因。

那么保守派的枪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有部分是过去地方武装部发给民兵用的枪。据我“四清”后在唐郁“蹲点”时见到的公社民兵情况，这些枪大多是抗战时使用的“三八大盖”，比较老式，但也有比较新式的，还有少量轻机枪；此外还有手榴弹、刺刀等武器。文革开始后，中央曾下令将发给民兵的枪枝弹药都收起来集中保管，一般都存放在公社的武器库里。文革中各地公社党委的立场基本上百分之百地支持保守派。所以保守派从公社武器库里拿枪来用，就如从自己家里拿一样方便。除了这些，还有不少是从当地驻军那儿明抢暗送得来的。说“明抢暗送”，是因为解放军一般会事先通知保守派，什么地方的军事仓库内有什么武器，你们什么时候可派人去“抢”。到时他们会让哨兵故意撤走，甚至故意让你们把哨兵也“俘虏”了，等你们把武器“抢”走了，再把“俘虏”释放。这样做，军队至多担一个保管枪支弹药不力的罪名，而不会因直接送枪支持群众组织武斗而违反中央命令。这些枪比较新式，大多是军队现役使用的武器。总之，自从大规模武斗开始后，是保守派先有枪而造反派没有枪，因此武斗起来造反派总是吃亏。其实无论是民兵的枪还是军队的枪，都由军队管着。不是军队头头故意“失误”，保守派神通再大也弄不到枪。这一点毛泽东应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既然毛泽东说要武装左派，说明他也阻止不了军队送枪给保守派，那就干脆给造反派也发枪。

当时，很多造反派翘首以待，盼着那天解放军会来发枪。但“武装左派”的事很快就没了下文。我猜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想想也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发枪给造反派的风险毕竟太大了。半年前，他取缔了出身大多“不纯”的、由临时工、合同工组成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解散了主要由转复军人成立的“红卫军”，批准解放军以“支左”为名镇压被怀疑是“混进”造反派组织的各色各样“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为的不就是怕这些人乘造反之机攻击共产党，搞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吗？现在怎么心一热，反要主动向他们发枪？所以武装左派的事很快就不提了。

那时，为了配合毛泽东 “武装左派”的策略，江青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文攻武卫”。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江青具体是怎样说的，但我立刻觉这个口号提得非常及时、非常好。因为保守派现在发动的武斗，已不同于“二月逆流”时。那时他们“砸”造反派组织，抓造反派头头，还仅是想摧垮造反派；但现在他们明显是要用武力来消灭造反派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两派斗争不再是单纯的路线斗争，而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造反派还傻兮兮地、循规蹈矩坚持文斗，只做消极抵抗，岂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消灭掉？就当时我们绝大多数造反派的内心来说，我们不赞成武斗，也不希望发生武斗。但形势并不总是按你想象的那样发展的。造反派在“二月逆流”被镇压以后，希望的是平反、复起；但复起后立即遭到保守派的武斗对待。面对对立派的血腥武力，除非造反派也武装起来，否则就只有投降或等着被杀两条路。而这两条路我们当然都是不愿意走的。那么，造反派就只有也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一条途径。就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喜欢武力攻击别人，但若别人用武力攻击我们，我们至少也要设法自卫，要有自卫的权力。所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武卫”两字是很正确地说出了造反派心声的。

应该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与毛泽东的“武装左派”精神是一致的。但不久“武装左派”没了下文，而“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没有收回。那么造反派就只得自己想法去找枪。文革以前，若有人私藏枪支弹药一旦被查出，那是铁定的“现行反革命”罪。所以开始造反派对拥有枪支弹药一事十分惧怕。但现在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若说持枪武斗非法，那也是保守派犯法在先。如果中央不能阻止保守派持枪，也就没有理由因造反派持枪而单单给造反派定罪。我不知道我们青浦造反派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枪的，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弄到枪的。但后来确实也有了枪了。有几次听说造反派去对立派控制的公社武器库抢武器，但都失败了。因此我猜这些枪不知是否是从外省市的造反派那儿弄来的。因为我们青浦武斗还在使用长矛大刀时，外省市早已在用真枪真炮了。

江青讲话的传单不久我就看到了。当时江青这个讲话全文的传单我有保存，但后来弄丢了。前不久我在网上发现一张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印发的、江青“七·二二讲话”传单的照片，是讲话的全文。为了让读者了解江青这个讲话的原貌，我特地将它抄录於下，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

（群众呼口号）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作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 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又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又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按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请翻印 请张贴 请传阅）

 

当时我仔细看了江青的这个讲话后，觉得她说要发动群众来制止武斗是典型的空话、废话。现在参加武斗的两派难道不都是“群众”吗？还要发动那些“群众”来制止武斗？但她两次提醒造反派不要天真烂漫，在敌人没有放下武器前，你们也不能放下武器，觉得她在讲这个话时还是真心担忧造反派的安危的。

文革以后有些所谓的“史学工作者”众口一词地咬定：说文革武斗是因为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后才加剧的；甚至有说文革武斗就是江青提了这个口号才挑起的。这样颠倒是非和栽赃的手法，完全是一副“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历史都由我说了算的心态。这里，我只想引用李逊所著《大崩溃》一书、其中第十三章的注释三所列的史实为证，证明上述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的荒谬。“注释三”说：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四川省‘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口号，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反派发生冲突。四月十五日，‘产业军’扬言‘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从五月四日起，宜宾地区武斗不断。五月十五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援。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六月二十三日，河北农业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七人，伤二百五十人。武汉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起武斗不断，据不精确统计，从六月四日至六月三十日，死一百零八人，伤二千七百七十四人。”（李逊著：《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P389。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初版一刷。）

李逊这个注释中列举的武斗，仅是全国各地武斗的部分例子，这些武斗都发生在江青讲话之前。重庆在五月份的武斗中就已动用了高射炮，武汉六月份的武斗死了一百多，伤二千七百多。这些难道都不算武斗，都不够激烈，而必要等江青讲话后的武斗才算是武斗，或“加剧”了武斗？值得注意的是李逊在这个注释里也指出了全国武斗是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开始激烈的。而这正是《军委十条》下达后保守派的反应。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错误的；发动文革才是文革武斗的真正根源。但如果因为江青声誉不佳，因为文革失败了，就将文革武斗的责任全部推到江青头上，这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是无耻的栽赃！这些人根本不够格称为“史学工作者”，而只能说是一批匍匐在权贵脚下、“有奶便是娘”的弄笔奴才！他们与姚文元并无本质不同，都是一批服从主子旨意而可以任意歪曲历史的“文痞”！甚至比姚文元更下流！当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用心查了许多历史资料，请明史专家提供意见，而这些人写文章，完全是信口开河！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革还没有结束，党政军当权派们和保守派们就要众口一词地咬定，武斗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才激化的，武斗主要是造反派挑起的。为什么他们要颠倒是非、迫不及待地将武斗的责任推到江青和造反派头上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挑动武斗是他们在文革中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文革武斗死了好多人，伤残的人就更多了。据“维基百科”，有学者估计在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间共有三十至五十万人因武斗死亡。另据一九九六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联合编撰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记载，则说文革武斗造成了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百零三万多人伤残。这些数字无论哪一个更接近事实，都丝毫不亚于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这样的大罪，与“大跃进”后饿死几千万人一样，是要“上书”的。因此他们都害怕。因此，他们要尽可能早地预做准备，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

在历史造假方面，中共是有丰富经验的。比如抗战末期，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凭藉几部电报机、电话机，指挥几个参谋人员，在短短数天内就“统计”出了抗战以来七年多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共进行过大小多少万次的战斗，消灭了多少万日军、多少万伪军的惊天战绩。这些战绩只有空洞的数字，没有具体的、每一次战斗的时间、地点、交战双方的部队番号、参战人数、指挥者姓名，以及敌我双方死伤的数字，己方牺牲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资料。这是典型的伪造历史。一九六一年，时任国务院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和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曾对一九五九至六一年三年中各省粮食和人口变动情况做过一个统计。实质是对这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做个统计。可是统计报告上报给周恩来后，周立即下令销毁一切调查统计材料。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材料销毁了没有。这是典型的湮灭历史。虽然后来仍有不少人用各种方法统计出了这三年内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但因为失去了这个原始的、政府统计的权威资料，至今很多人仍在为究竟死了多少人争论不休。

而把文革武斗的责任推到江青头上，则是典型的歪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