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
被捕入狱
2026年3月13日
第三天早上，也就是1969年2月12日早上，戴宁生被带出了那间暗室。他以为那只是南大专政队传讯他，其实是西安交大来了三个人，两名工宣队的和一名高年级学生。他们用手铐反铐了戴宁生的双手就把他带到下关火车站乘车返回西安了。
他的一两件东西留在了关押他的房间里了，特别是那件外衣，里面放了剩余的一张五角钱的人民币和二两粮票。南大专政队把这几样东西还给了戴宁生的母亲。那天戴宁生母亲劳改了一天回到家里，看到了那件外衣，还以为是戴宁生回家了呢！她好心的朋友告诉她，你儿子腿瘸了，被反铐着带走了。她从那件衣服里摸出了那一张五角钱的人民币和二两粮票，洗干净了那件外衣，晒干后，好好地收了起来。她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恶劣成员恐吓她：“你儿子的案子是由总理直接抓的！你要和他划清界线，老实交代他的问题！”这些事都是1972年秋天戴宁生出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她母亲对他说的。
至于1969年2月12日那天他是如何被带上火车押返西安的，戴宁生的记忆基本上是空白的。他隐约看到火车上车厢接头的过道上贴着的抓捕他的通缉令，那大概是西安交大散发张贴的。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视无所见，听无所闻。脑子是麻木的，没有想任何事情，当然不会去关心西交大和南大这些高等学府怎么会有手铐，怎么就可以使用起手铐来，怎么就可以散发和张贴起通缉令来。
2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西安交大行政楼前搭建了一个临时用的台子，召开了全校逮捕戴宁生的大会。高台的对面是西安交大的标志性建筑物，西交大图书馆。图书馆门前原本是两尊标志性石像，一边一个男学生，一边一个女学生，正在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文革开始时破四旧的高潮中，应该把这两尊石像砸掉的。不知道谁起了善心，只把他们用木板包了起来然后写上了符合时宜的革命标语。行政楼和图书馆之间是个新竖立的圣人的石像。他高举着一只手，号召着，大家都去尽情地做恶吧！
虽然1月18日，中发??5号文件决定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但因为春节将近，很多人还是离校回家过年去了。加之因为革命风暴而没有及时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也终于分配了工作离开了学校，三年来也没有新生入校，校园里的人比平时少了许多。参加这个全校逮捕大会的应该不足500人的样子。2月8号晚戴宁生选择了那两名高年级倀鬼当班时逃跑，现在这两名倒霉的倀鬼，“董超”和“薛霸”，总算轮到他们来好好表现一下阶级仇恨了。他两给戴宁生狠狠地做了一个“喷气式“，押上了那个临时的逮捕大会的高台子。
一个人，按理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但可能只是交大治安保卫组的（就这几年戴宁生和他们交往的经验而言，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上台宣布了逮捕令。逮捕令中除了姓名和性别属实之外，其余全属编造，包括戴宁生的年龄也被加上了两岁。想来编造罪行是必须的，不然就戴宁生那点屁事实在够不上被逮捕的资格。好在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切都无所谓。
其中较有娱乐性的是说他是清末卖国贼两广总督“名琛”【见本文末注一】的后代，所以他出身反动，生来就有卖国的血脉。那时距离互联网时代还有近半个世纪，专案组是如何有这个重大发现的？想来工科学校里能了解这段历史知识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戴宁生只知道他父亲是广州生的。再说，名琛是江苏省溧水人，莫非戴宁生果真有这个传奇的老祖宗？2013年前后戴宁生因从台湾的堂哥那里得到一份家谱而对家谱一事兴趣大发【见本文末注二】，弄清了他家在苏州东山的根和移民南京后的分支直至现时的众多亲戚。他甚至在上海图书馆花费了一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德辉编纂的《吴中氏族谱》66卷的一套光盘。遗憾的是，他们家和那个名琛并没有宗亲关系，至少这最近的三四百年内是难以联系上的。
那天上午宣布逮捕戴宁生后，旋即押上了囚车，是一辆公安局的专门押解犯人的吉普车。周围围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高呼着各种各样的“打倒”口号，把攥紧了拳头的手臂伸向天空。也夹杂着一些好奇的人，他们追着囚车走着跑着，向囚车里张望着。车上的公安员关上了囚车的后门，囚车从拥挤的人群中徐徐向西挪动，逐渐加速摆脱人群。【见本文末注三】
正在囚车开始加速行驶时，有人在猛烈地敲打着囚车的后门。一个公安员打开后车门，戴宁生看到敲门的人是他同班的女同学张转霄。张转霄可能是班上最后一任主管戴宁生专案的文革小组头头。她为了能追上行驶着的囚车，小跑了几步，敲开了囚车门，两边是高呼口号的愤怒的人群。她递进来了一个小包袱，也许还问了一句：“你还需要什么吗？”
回想起来，班上五个女同学中，唐雪英、杨金娣和裘翰卿三人来自江南，张转霄和王会筱则来自当地陕西。来自江南的戴宁生初到西交大时也多多少少沾染了当时看不起北方人的偏见。文革风暴一来，唐雪英和杨金娣就窜上了天，整起戴宁生这样的反动学生可谓不遗余力。想来在戴宁生起初的专案组里，唐雪英是个小头头。到后来把戴宁生折磨够了，顽固的戴宁生不好玩了，他们就把这根啃得没味道的骨头扔给了张转霄。记得张转霄上任伊始，还到东二楼二楼关押戴宁生的走廊里来看望过戴宁生，摸了摸桌上的褥子和被子，问：“够不够？冷不冷？”也许后来还让戴宁生给南京的母亲写了封信索要过冬的衣物。
戴宁生接过那个小包袱，里面不过是几样戴宁生被关押在东二楼时留下的生活用品。他没有回答她，只是心里被深深地打动了一下。人性没有完全泯灭啊，哪怕是在现在这个人间地狱里！
终于，囚车沿着围绕交大行政楼的林荫道走出了西交大校园，驶向了西安西北方向郊区的一个颇为遥远而未知的地方，一个监狱。后来他的狱友告诉他，这个监狱是陕西省第一监狱，因地处红庙坡，所以一般人就称其为红庙坡监狱，或者干脆简称“红庙坡”或“红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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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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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红庙坡监狱到底在西安什么地方？1978年，戴宁生行将永远离开西安回南京老家在南京大学就读数学系研究生时，骑着自行车试图在西安的西北方找到它。那时的西安，出了西北方向的城门不远，城外就大抵都是农村了。虽然圣人已死，圣人的妖婆已关进了秦城监狱，戴宁生还是心有余悸，没敢放肆地四处打探红庙坡监狱到底在哪里。最终是没有找到。
直到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那天，他怀揣美国护照，由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的老同事白芙玲女工陪同，乘出租车，直接来到了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在玉祥门外，红庙坡路和永兴路交口处、南北方向的永兴路上。向东开的大门两边挂着两个竖立的大牌子：“陕西省看守所”和“陕西省公安厅监所管理总队。”
事隔36年多，红庙坡一带已见不到农田了，四处都是建筑物。一眼看去，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街道和房屋，又脏又乱。他和白芙玲先绕监狱的墙走了一会儿。红庙坡监狱临街的三面围墙上没有了当年的铁丝网；那时传说是电网，不知真假，估计是假的，说说而已。现在是三层不同颜色的砖砌成的高墙，大概有四人高左右。三层不同颜色的砖说明它在原来的高墙的基础上又两次加高。监狱四个角上都新盖了封闭的看上去面积挺大的岗楼，岗楼上还有窗子；这样一方面外面的行人看不见持枪站岗的士兵，一方面站岗的士兵可以免受冬日的严寒和夏日的炎热。
挂着牌子的大院的铁门紧紧地关闭着，只有旁边的一扇小铁门开着。小铁门上面是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门前并无士兵站岗。戴宁生向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他的美国护照，说明来意，并表示希望能见到有关领导。传达室即差遣一个人把他领进了一个东西向的长条形状的平房里。平房里是看守所各种相关办公室，他被引进了挂着所长牌子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正坐着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引路人介绍说：
“这是我们夏所长。”
戴宁生递上他的美国护照，毕恭毕敬地说：
“夏所长好！1969年2月到1971年4月间，我在这里被关了两年。”
夏所长接过护照，一边翻弄着，一边客气地说：“请坐，请坐！”
戴宁生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同行的白芙玲则选择了远处墙根的一张长沙发坐了下去。戴宁生认为这位夏所长不太可能看得懂他手头上的那本美国护照都写了些什么，但一定有能力辨认这个印有美国国徽的小蓝本本是一本真正的美国护照。夏所长向引路来的人招招手，吩咐道：“你去给他们沏杯茶！”随即把护照本还给了戴宁生。
戴宁生接过护照本，又递过去了一张彩色复印的1971年4月1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的红头“批复” --- 陕公发（1971）87号，也就是他当年的所谓“释放证”【见本文末注四】。这个东西夏所长显然能完全看明白，他点着头，友好地说：“没错，就是这里。”
夏所长看上去50岁上下，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穿一身警服，显得颇为英俊。谈吐之中，态度和蔼友善，没有太多官场那种令人讨厌的腔调。眼前的夏所长和当年戴宁生接触到的那些监狱中的狱警狱卒差别实在不小。
“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啦！你那时的情况我了解。”
戴宁生说：“那太好了！这么说来，这里应该有我的档案？”
夏所长指指身后的一排文件柜子说：“有有有，都在这些文件柜里。”
初见夏所长，戴宁生犹豫了一下，没有提出来看看他当年档案的要求。错过了这个机会，失之交臂，真是追悔莫及。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他在他西安交大同班同学高玉书的陪同下再次来到这个红庙坡监狱企图能看到当年他的档案时，夏所长已经退休了，几个小官僚对他说：“没用的档案已经销毁了，有用的都转移到秦岭山里去了。”
回想起来，夏所长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戴宁生当时就和他拉起家常来了，说：
“那时东院都是政治犯。听说西藏工委书记范明【见本文末注五】还在这里住过几天。现在里面都关着些什么人？”
夏所长听着，点着头说：“现在没有政治犯啦。”
“那都是些什么人？”
“犯了经济问题啊。也都是些很受人尊敬的领导。”
戴宁生听了，真是恍然隔世！夏所长避免了使用“犯罪”两个字而说是“犯了问题”；没有用罪犯两个字称呼被关押的犯人，而称他们为“受人尊敬的领导”。倒不是戴宁生对这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同情，只是他那年已过知天命之年，成熟的他当然知道当今天下多如牛毛遍及全中国的贪官污吏有两种：被关进监狱的和趾高气扬仍然在位的。夏所长似乎对此也有所领悟，不像30多年前人人一味紧跟、个个落井下石。戴宁生又多了几分对夏所长的敬意。
戴宁生说：“我那时的主要问题就是肚子饿，饿死我啦！”【见本文末注六】
夏所长说：“没那个问题啦，他们现在都吃得不错。”
“做饭的庞师傅还在吗？”戴宁生问道，“他可是救了我一命的，我得谢谢他！”
戴宁生接着讲述了他出狱前的一场白痢，监狱不给治疗，多亏庞师傅给了他一大把生大蒜头才把白痢止住。
“他退休啦！现在他儿子顶替他的工作。”
说起来，戴宁生那天第二件失之交臂的事就是没有追问一下夏所长那位庞师傅住在哪里。他本可以去庞师傅家登门拜访一下，聊一些1969年到1971年的老事情的。
戴宁生换了个话题，对夏所长说：“我把那时的监狱画出来，你看看，对不对？”
夏所长对这个话题也颇感兴趣，他拿出一张纸，两个人你一笔我一笔的一边说一边画起来。
戴宁生说：“那时监狱里分为东院和西院，正中间是一个砖铺的走道。每个院子里大概有五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间牢房。”
按每个牢房最多四个人算，东院的政治犯总共应该不到100个人。
“我住在东院最后一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西院听说关押的是国民党的战犯。”
夏所长说：“对对对，不过战犯早就都大赦啦，现在也没有东院西院了。新盖了二层楼，条件可好啦！”
戴宁生一时醒悟过来，说：“难怪把围墙加高了这么多，是为了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吧？”
夏所长没有提出异议。想来除去铁丝网时，把围墙加高了一次。后来在狱中盖了二层楼时，把围墙又加高了一次。按逻辑推算，现在东西两院合并又把平房换成了二层楼，就算每间牢房两三人，总人数也应该在300人左右。
戴宁生又在草图上加上了当年的厕所所在地和贴着围墙的一圈菜地，还有那时的审讯室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夏所长在草图上坐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戴宁生正想着把这张草图拿过来带走，夏所长却一把把草图揉成了一团扔进了办公桌下的字纸篓里。
夏所长把戴宁生和陪他来的白芙玲送出办公室，又送出了那条平房。左手边就是通往监狱的一扇大铁门，上面好像还有铁丝网或是电网和持枪站岗的士兵。夏所长指着里面的二层小楼房说：
“现在里面的条件好得很，每间房间都有电视。”
戴宁生提出是否能带他进去参观一下？夏所长一口拒绝了：“那绝对不行！”
虽然没能亲眼看到，但戴宁生相信夏所长讲得是实际情况。
“那我们合影留念一下吧！”夏所长没有拒绝。白芙玲以监狱大铁门为背景给他两照了两张相片，然后他们就握手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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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名琛（1807年～1859年），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自诩“海上苏武”。人称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注二：2013年前后，戴宁生写了不少有关的文章，见他在新浪网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lovethewholeworld）和《莫厘峰》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我和‘世和堂’的缘分，”“癸巳寻根记，”等，以及尚未发表的“《德成家谱并注 — 涵盖1776年至1926年》前言，”“《德成后裔氏家谱-1840年至2012年》前言，”“德成后裔癸巳大聚会始末”等文，见附录三十五、三十六和三十七。】
【注三：据霍有光编著的《交通大学（西安）年谱 —— （1950 - 1978）》第1423页称：“…… 1968年9月至1969年2月，全校被迫害致死的共10人，…… 破所谓反标34起，送司法机关逮捕9人。”】
【注四：释放证见《在中國的一場噩夢附录》一书中的第三十八项。】
【注五：范明（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陕西西安人。1950年8月受中共指派，护送十世班禅返回塔尔寺，并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曾历任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8年被打成“右派”，撤销了党政军一切职务，同时还被开除党籍、军籍；后又涉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得到平反。】
【注六：参阅章诒和著《刘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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