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电”考：查无实据，事出有因
1960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告诉斯诺：1935年9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分裂的原因是一份电报。关于这一天，《毛泽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写道：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
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到中共中央驻地
巴西向毛泽东报告。”
当天晚上，毛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家祥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单独北上。次日凌晨，红三军仓促脱离右路军主力，向俄界进
发，与驻扎在俄界的红一军会合。据《年谱》记载，毛“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
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
一军会合。”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出走的原因是避祸，防止一、四方面军武力冲突。随着党内高层
北上南下的争论日趋激烈，毛相信，统兵八万的张国焘随时会对兵力不足一万的中央
红军下手，搞武力兼并。
分裂结果是：四方面军全部加一方面军一部（五军和九军）约八万人随张国焘南下，
跟毛泽东北上的部队不到七千。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也同张一起南下。
七十九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找这份导致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密电”。为了这
份“草地密电”，有人丢官，有人丢命，也有人飞黄腾达。毛泽东在世，“密电”问
题是党史禁区，无人敢碰；毛去世后，从徐向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密电”
提出质疑。
笔者远居美国，在史料的占有上与国内党史研究者无法比肩，有的只是思想的自由和
距离的优势：无需揣摩上意为稲梁谋，不必保持政治正确，又远离党内派系恩怨；不
在庐山之中，有时反而可以见到庐山的全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
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草地密电”
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
史料，对“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的解释。
历史必须经得住逻辑的检验。逻辑在人心中，是“人类内心的道德律”（康德语）。
事实可以伪造，逻辑不行。
1.毛泽东、叶剑英对“草地密电”的说法
第一个把“密令”公诸于众的人是凯丰。1937年2月，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
里》一文中，凯丰写道：“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
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中），要彻
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按照凯丰的说法，“武力解决中央”是下面干部的口号，张国焘讲的是“要彻底对中
央开展斗争。”
如果说“密电”在凯丰那里还是流言，毛泽东则把它写进了中央文件。1937年3月，毛
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
中央的路线”，“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
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1971年8月28日，9-13事件前夕，毛泽东再次谈到“草地密电”：“张国焘搞分裂，发
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
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
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两次讲话的区别在于，71年版的“草地密电”是发给陈、徐二人，而不是只给陈昌浩
一人的。大权在握，此时的毛泽东已不需要分化张国焘旧部，也不再考虑徐向前的感受。
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历史随人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叶剑英生前似乎很少谈及“密电”，个中原因大概是“偷窥”的形象并不光彩，而
“伪证”的流言更令人尴尬。《叶剑英传》引述叶的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
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
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
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
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
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
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
给他，没有出娄子。”
以上是官方正史对“草地密电”的解释。毛泽东、叶剑英的叙述的确天衣无缝，栩栩
如生。问题在于，毛、叶的故事只是一面之词，电报案的当事人都否认这个故事，不
承认“草地密电”的存在。
2.当事人对“草地密电”的说法
张国焘：否认发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1937年3月底，毛泽东在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密电问题，张当即否认，说：“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
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对会议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肃反、反对
中央、阿坝会议、杀害胡底等，张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但两个问题他拒不承认：一
个是曾中生之死，说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个就是“用武力解决中央”。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有拉拢干部的行为，有争权的举动，也有看不起中央
的表现，但一般来说并不跋扈。两军有矛盾是事实，但至少在张看来，矛盾还没有发
展到必须兵戎相见、武力解决的地步。会师时一方面军的状况是：“官比兵多，兵比
枪多，枪比子弹多。”见此情景，张主动给一方面军补充物资和兵员，同时请一方面
军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这些做法的善意，是很难否认的。在处理两军关系时，过分
的往往是凯丰、张闻天这些国际派人物。他们公开指责四方面军“军阀主义”、“土
匪主义”，从而挑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陈昌浩：从未就“草地密电”问题表过态，但却为此负罪终身，最后自杀。合乎逻辑
的解释是：如果确有此电，而他又没有执行，他应是红军的功臣，中央的救星。终身
不提此事，是因为此事无法提，不能提：说有“密电”，对不起良心；说没有，对不
起领导。无奈之下，性情耿直的陈昌浩只能保持沉默。
他原本不是这样。用原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的话说：陈昌浩“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
的军神！”陈有此声誉，源于四方面军战士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一次，红军俘获
了一架国民党迫降的飞机，飞行员还没反正，陈就命令他升空，一手拿枪顶住飞行
员，一手往下面的国军阵地扔迫击炮弹。
说到陈昌浩的威望和霸道，何福圣讲了另一件事。“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
志亮，算得上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
和他接近。又一次，倪志亮给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
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你*****的···’谁知对方‘啪’地一声把电话砸了。
不一会，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
一边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
就是一顿乱抽。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止住。”
1937年3月，西路军祁连兵败，陈昌浩坚决要求徐向前和他一起离队，回延安去为西路
军讨一个说法。“回去斗争”，这是陈昌浩平生说的最后一句硬话。
不久，陈昌浩历经磨难，回到延安，以西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全
部责任。屡经批判并被撤销一切职位，他从四方面军总政委，变成了抗大一名教员。
1939年，陈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病。“行前，陈昌浩专程向毛泽东辞行，
毛泽东热情有加，还破例送了几块大洋，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关怀。可是，令人震
惊的是，前些年有人从解密的前苏联历史档案中，竟然发现了从延安来的致斯大林关
于处置陈昌浩的电报。时间刚好就在陈昌浩甫抵苏联时。可斯大林不为所动，陈昌浩
逃过一劫。”
众所周知，延安和国际之间的电台联系由毛泽东亲自控制。延安为什么要致陈昌浩于
死地呢？是怕他为西路军兵败去莫斯科告状还是怕他泄漏“草地密电”的真相？亦或
两者都有？
从1937到1967年，整整30年，陈昌浩在无数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无论是1951年
归国时在徐向前家中，还是1962年访问湖北故乡，面对数百名昔日的战友、部下，当
时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陈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对不起你们，西路军，死了那
么多人，我的过错，我的责任。”鞠躬谢罪，抱拳作揖，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定型。
1967年7月30日，得知妻子被捕入狱、李立三自杀并目睹彭德怀被批斗，陈昌浩在家里
服安眠药自杀，时年61岁。死后没有留下骨灰。
尽管陈昌浩终身不提“草地密电”，但他的后人并不想保持沉默。1950年，陈昌浩的
儿子陈祖涛在北戴河告诉同他一起养病的阮若英，“没有这样一份电报。”2013年，
陈祖涛的儿子陈奇文透露，他父亲曾与江泽民一起留学苏联，在江任总书记时请他派
人到中央档案馆查询电报的下落，回答是没有。
徐向前：否认看过张国焘的“草地密电”。1982年，徐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廖盖隆等的访问时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
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
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
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
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
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
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徐向前这里说的“一般人”，指的是吕黎平。1979年，在其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
中，吕声称是他译出了“密电”并将其交给叶剑英。吕这样回忆“密电”内容：“×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
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
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
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
2011年2月，军史专家夏宇立在《炎黄春秋》著文，驳斥吕黎平的说法。他写道：“红
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
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
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
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
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
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
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
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了，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
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出来的呢？叶剑英把吕黎平找到北京，谈
了一次话，吕黎平就开始讲了。’”
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叶剑英的名誉，吕黎平显然做了伪证。
宋侃夫：否认曾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时任四方面军电台总台长，宋的责任
之一是给张国焘译电。他在回忆“草地密电”时说：“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
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
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
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
（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
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
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
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
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
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王子纲同志也
不记得有此内容。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是不清楚的。”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宋侃夫继续说：“对中央要‘武力解
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
宋侃夫的回忆，再次证明了吕黎平“译电说”的荒谬；吕根本就没有资格接触那种规
格的电报。但是，宋提到的那封“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
南下”的语气十分坚决的电报，后来也没有出现。历史，如人生，永远有遗憾，也永
远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廖盖隆写道：“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给叶帅
写了信，但他没有回信。
3.查无实据，事出有因
综上所述，非常可能，并没有毛、叶所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
所谓的“草地密电”，就是张国焘1935年9月8日发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
军委纵队的电令（以下简称“扣电”）。电报全文如下：
“才芳：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棱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需经之桥则修复
之。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
（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
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扣留军委纵队，叶剑英时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有理由相信他看
到这封电报，并给了毛泽东。读8、9两日所有电报，这封电报最有可能引起毛泽东的
警惕：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树藩，为什么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泽东？既然张国
焘已决心不惜用武力对付军委纵队，他对中央采用同一处置办法，亦在情理之中。
查现已公布的8、9两日红军电报，笔者的结论是，非常可能，叶剑英并没有作伪，毛
泽东也没有说谎；他们只是移花接木，把“扣电”说成了“密电”。查无实据，事出
有因。文革中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案是把两本书说成了一本书，这次则是一封电
报被用了两次。
更使毛泽东紧张的，是陈昌浩、徐向前9日突然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张国焘南下。按照
红军的规矩，总政委有军事行动最后决定权。9月8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准备南
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只是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张没有断然下令，而
是继续同中央协商。9月9日凌晨2时，张发一封长电，详细辨析南下之“利”和北上之
“弊”。电报最后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
胡说。如何？立候示尊。”
张国焘还在那里“立候示尊”，毛泽东已经不辞而别了。仓促中丢下几百伤兵，并对
四方面军放了警戒。显然，毛预感到危险，认定张即将对中央动武。
多年后，彭德怀在自述中说，9月9号那天，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扣押陈昌浩、徐
向前作为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被毛否决后，彭又去找周恩来提
出同样的建议，仍旧无效。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扣留人质的建议，但他不会不明白，既然彭都会这样想，张国
焘又何尝不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平心而论，毛泽东草地夜遁，只
是为了以防不测。如果说有什么错，那就是他把对手想的太坏了，有点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其实，张也并非君子，他杀曾中生、许继慎、百雀园肃反、秘密处决徐
向前夫人···。前车之鉴，使毛泽东不得不防。这，也许就是毛不辞而别的唯一正
当理由。
惹不起，躲得起，道不同不相为谋，本不失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问题在于毛张都
是斯大林的学生，坚信斗争哲学；他们合在一起要斗，相隔千里也要斗。
细读分裂后双方往来电报，发现更好斗的一方，还是毛泽东。9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
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
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
之。侯复示！”
回应是一系列措辞严厉的复电。中央10日电断言：“南下是绝路”；11日电宣称：
“中央已决定右路军通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14日电再升级，谴责张国焘
南下是“逃跑主义”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被激怒的张国焘开始反击。10月5日，张在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
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
缉。”被共产党自己通缉，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据宋侃夫回忆，卓木碉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场上方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
逃跑”的横幅。“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
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
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
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
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
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
60年代初，毛泽东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件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
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人对毛泽东的背叛。此时是毛
政治生涯的底谷，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本想利用中央威望，
控制张国焘和他的的八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丢掉三分之一的部队，还搭上了朱
德和刘伯承。草地分裂，是一场七千对八万的对决，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
中央不辞而别，几百名被丢弃的一、三军团伤兵会怎么想？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
三千士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的八万官
兵又会怎么想？不言而喻，要挽回失去的人心，毛必须对中央的出走做一个政治交
代，给红军一个“说法”。
如果张国焘随后真有危害中央的举动，毛泽东的不辞而别也就有了理由。然而以后发
生的情况是，除了发文告、打笔仗，张国焘还真没有采取任何危害中央的举动。虽然
后来的人们断言：北上是生门，南下时死路，但就当时来说，北上南下的利弊并不清
楚。以部队减员为例，四方面军南下，经百丈决战失利，三过草地，一年后会宁会师
时仍有四万人马，而中央红军北上不到两个月，减员已达一半，只剩三千余人。此
外，北上的目的是靠近苏联，需要通过渺无人迹的大沙漠——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
的，只是在哈达铺看到一份报纸，知道陕北有红军，毛才决定去陕北。由此可见，北
上比南下更不靠谱，基本上是毫无目的的流窜。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
（四千对八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
4（一万对四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一万对两万）。
加上二方面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此时在实力对比上已超过张，取得了对党和红军
的实际控制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
密电”，为中央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一个政治交代。
4.“草地密电”经不起逻辑的检验
多年来，对“草地密电”的质疑从未间断，首先是因为它不合逻辑。尽管有毛泽东的
断言和叶剑英的证词，人们总觉得此事过于蹊跷，违反常识。
以时间先后为序，那些认为有“草地密电”的人，至少应回答以下八个问题：
为什么不在35年9-10月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并通缉时公布
“密电”，以证实分裂的责任不在中央，而在张国焘？
为什么不在35年底张浩回国、调解一、四方面军分歧时提出“密电”？
为什么不在36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揭露张的“密电”？
为什么不在36年7月任弼时介入调停时拿出“密电”？
为什么不在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写进这条“滔天
大罪”？
为什么不在历次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中披露这封“密电”？
为什么张闻天说草地分裂是“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
位野心家”？
为什么所有当事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和宋侃夫）都否认“密电”？
每当毛泽东提及“草地密电”，总显底气不足。毕竟是偷来的锣鼓，能不敲就尽量不
敲。宁都会议被周恩来夺了权，他老人家像祥林嫂，念叨了一辈子；而“草地密电”
这么大的事，几乎“当俘虏”，他一生中公开就说过两次，一次是1937年，另一次是
文革。如真有其事，以毛的性格，应该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才对。
对“草地密电”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三十年，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作为一个
重大历史事件，“草地密电”如果存在，草地分裂的责任就在张国焘；否则，毛泽东
和叶剑英的人格就会破产。在红军分裂问题上，谁负责任？谁在说谎？谁不择手段？
取决于有没有“草地密电”。
但历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间：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会说谎，双方都曾不择手段，
恐怕是更公允的判断。“草地密电”不是天使和魔鬼的分水岭；它只是政治斗争的一
个工具。非常可能，张国焘没有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心
思。同样，毛泽东可能制造了“密电”，但他对张国焘想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
谱。毕竟，作为中共最高权力的竞争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张国焘。
毛张相争，是权力之争，更是个性之争。由于资历、经历相同——毛张都是党和红军
的创始人，他们的历史碰撞不可避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地
分兵对红军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与其厮杀于疆场，不如相忘于草地。这样分手，至少
还留下了以后见面的余地。否则，如果一、四方面军真的兵戎相见，日后必然是势不
两立。20年后北京授衔仪式上，恐怕会少一半的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