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9）

我的文革（119）

 

（四十三）我在上海外语学院生活的点滴

 

我这一生喜欢读书，却与学校无缘。小学毕业就升不上初中。勉强在非正规的农业中学读了三年，此后就失学了。因此我一直羡慕那些升学顺利的人。到大学去看看，以前是做梦也做不到的。但是因为文革武斗，我竟然有机会在一所大学里生活了半个多月。因此我想顺便也谈谈我在上海外语学院半个多月生活的点滴。对于我这样一个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低、中层次文化圈的人，进入这个高层次文化圈的大学，毕竟是有一些感触的。

我首先接触、认识的人是三姐的同学杨宗时。听我三姐说，杨宗时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因为家庭出身小业主，没考上正规大学，才与我三姐一样读了夜校部。他有一项喜好，就是记录全国各项运动的得奖记录。基本上中国人喜欢的体育运动，无论哪一项哪一年全国纪录前几名的保持者，只要有人问他他立即就能报出姓名和成绩来。因为这项特殊的喜好有人说他幼稚，说记录这些毫无意义，他也不以为忤，仍乐此不疲。我却由此感觉到了他为人的单纯和善良，虽已大学毕业，却仍如一个大孩子。我喜欢这种保有赤子之心的人，很快就与他成了好朋友。只是他的命运很惨。一九六八年日校学生分配工作时，市革会和学校因为夜校是旧市委“走资派”杨西光办的，竟然都不承认他们是该校的学生，不予分配工作。当初市委办这所学校时承诺学生毕业后由市委在市内分配，主要是去中学教书。现在这些承诺统统不算数了。须知当初办这学校不是杨西光个人要办的，他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办的。旧市委垮台了，新市委还在，共产党还在，市革会怎可不认账呢？杨西光不仅是外语学院夜校部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而复旦的学生后来也都是分配工作的。所以这件事除了反映了中共做事毫无诚信外，还凸显了上海市革会和外语学院党委都是一批无赖，他们不过是因这批学生的家庭出身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而故意歧视、欺负他们。杨宗时在家呆了两年多，最后作为社会青年被街道分配到浦东东昌路上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商店内做售货员。那时候中共正提倡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有些人小学程度不到也被“推荐”进了大学；而像杨宗时那样接受了完整大学教育的毕业生却分配去做小学生也可应付的售货员。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杨宗时做售货员时，我已调到青浦县革会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有时我到上海市革会除害灭病办公室开会，只要有空我就会坐渡轮过黄浦江去看我三姐。那时三姐已结婚住在浦东东昌路口，离杨宗时的小店不远，我也会顺便去看他。我看他接待顾客时笑盈盈地态度十分和气，并不以这份工作卑微而有情绪，真心佩服他是个一等一的好人。可惜一九七四年夏季上海乙型脑炎大流行，他因为去医院陪伴得了流脑的母亲，竟不幸在医院中也染上乙脑，抢救无效去世。

此事说来令人唏嘘。乙型脑炎由蚊子传布，医院应该是卫生、灭蚊的先进单位。可是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医院搞“斗、批、改”，风行“医务一条龙”，即不分医生、护士，甚至勤杂人员，护士可像医生一样看病开处方，医生也要轮流做护士的甚至勤杂人员的工作，说是打破工作贵贱之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重大改革。实质是大家都偷懒不负责任。结果是病人的病也看不好，病房的卫生工作也搞不好。医院的管理十分紊乱，做卫生的人除了每天扫地应付应付，医院里绿化区和病房周围除草灭蚊等工作根本不做。结果医院内蚊子成群，成了传播乙型脑炎的重点场所。作为医疗卫生单位，这是严重的失责。但那时医院当权派都靠边站了，造反派头头只管造反，追责也找不到人。

除了杨宗时，我还认识了好几个三姐的同学。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以几乎个个都有一段难以言说的苦难史。如一个姓张的男同学，父亲本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解放前”有一段时间社会治安非常不好，常有绑架勒索等事发生。有人提醒他父亲也要提防，替他不知从哪儿买了一支小手枪防身。后来“解放”了，中共要各界人士上交枪支弹药等武器。他父亲想他有手枪一事很少人知道，若上交势必要登记名字，留下把柄恐生后患，于是偷偷将枪丢进了黄浦江。这件事本来也就过去了，不想后来他父亲的弟弟向政府揭发了。中共要他父亲交出手枪，因交不出来，就定了他父亲一个反革命分子罪名。校长自然是做不成了，还被长期监督劳动，十多年来受尽迫害，他们子女的前途也都受影响。

还有一个女同学，父亲是资本家，文革中被抄家、批斗，整得很苦。而街道还逼着他们子女要“站稳立场，揭发反动父母的罪行”。她受不了这种压力，又担心自己的前途受影响，于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里弄墙壁上。在大字报中，她痛骂了父亲一场，把一些小事上纲上线，宣布与父亲划清界线。后来抄家、批斗的风头过去了，她后悔不已，但对父亲的伤害已经造成。三姐告诉我，从此以后，同学之间闲聊时，只要提到自己的家和父母等情况，她就神色黯然，躲到一边，默不作声。比照我自己家庭的遭遇，我与这批学生同病相怜，因此我对三姐所有的同学都有一份同情心。

那时我三姐他们名曰留校造反，其实也无反可造。夜校部的创办人杨西光因为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文革一开始就被复旦的学生扣住批斗，那时不知去了哪里。留校主要是为争取将来分配工作的权利。因为顶着一个“留校造反”的名，对文革不能一点动作也没有。那时上海市区各单位流行办大批判专栏，他们几个同学也办了一个。一次看到他们在宿舍外摊开场子，纷纷用毛笔抄写大批判资料，我也帮他们抄了几张。其余时间闲着无事做，大家就在宿舍看书聊天，或者外出各处走走，看看外面的大字报。

这些人中有好几个人正在谈恋爱。我三姐原来有一个男朋友，是初中的同学，上海外贸学院毕业后在一个涉外文化单位工作。一九六六年我家被抄家后，他说我家有海外关系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与我三姐分了手。现在经同学介绍，三姐认识了一个在复旦大学读书的。他后来成了我三姐夫。有一个姓周的男同学正在追一个姓吴的女同学。杨宗时对这个女同学也有好感。但杨宗时老实，根本不是姓周的对手。姓周的故作大方对杨宗时说：“我让你二年，你只管大胆放马去追；追不到，我再去。怎么样，够朋友了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杨宗时则涨红了脸尴尬不已。后来姓吴的到底成了周夫人，而杨宗时却作了古。不过他们这几个同学始终很要好，几十年了仍然时相往来。一年中总要几次结伴去外地旅游或“农家乐”。

在我三姐住的那幢宿舍大楼同一楼层的尽头，住了一个年轻老师和他的夫人、孩子。听说那个老师的夫人在外地教书，因为武斗和学校不上课，她带了孩子逃到上海来。那个男老师也因为文革停课无书可教，常常在家里帮他的夫人洗衣服、做菜，有时一边干活一边自得其乐地哼歌。三姐他们说他歌唱得很好，常要求他唱歌给大家听，他也不会推辞。一次三姐他们几个女同学坐在宿舍楼中间走廊乘凉，那老师在走廊另一头洗衣服。她们就起哄要他唱歌。他很爽快地说：“好！我唱一首《乌苏里船歌》”。说完张口就唱了起来。果然，他唱得很好，嗓音宏亮，高低转音自如，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我没有上过高中、大学。记忆中小学、初中的师生关系很多有如猫鼠关系，当老师的总是一本正经严肃得令人害怕。以前在一些书中看到解放前大学学生常常到老师家中请教功课，老师除热心解释，有时还会留学生吃饭，心中很感动。现在我见到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也很羡慕，只是暗叹自己没有福气进更高等的学校读书，无缘享受到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文革中师生关系最恶劣的是中学，学生打老师发生最多的也在中学，因为中学生还处在“愣头青”不懂事阶段。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最卖力的也是中学红卫兵而非大学生。

我在三姐学校，除了去复兴中路那边几天与几个同事会合一起逛逛马路，留在学校的日子整天无事可做也甚觉无聊。一天上午三姐拿来一本《老残游记》给我看。此书我以前看过一次，但当时看的很粗糙，有些情节已经忘记。本以为这种书今后再也看不到了，不意今日又得见，遂觉这个机会十分难得。因此这天我就坐在三姐宿舍的一张书桌旁，心无旁骛，埋头静心细看，除了中午去吃饭，一整天都没有起身活动过，到晚饭前我就把全书都看完了。自觉我看小说看得这样认真，这样专心，除了当时在家自学《古文观止》，还从未有过。后来宿舍里又有几册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不知是谁带来的。朱生豪是翻译莎士比亚的天才。文革前我已看过好几齣他译的喜剧和悲剧，还有十四行诗。这些书以前社会上很多，但经过文革的“洗礼”也已经难得见到了，因此我又都拿来重温了一遍。

有一天，三姐要我跟她的一个女同学一起去杨树浦一家电影院看内部批判影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一部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的纪录片。当三姐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感到很兴奋：以前只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缅甸的纪录片，从来没有看过有关美国的纪录片；以前只知道美国是个腐朽、没落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却一直不知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个样子，今天终于有机会要看一看了。杨树浦我没去过，因此中饭后我就在三姐那里等候。三姐说这位同学原来也是夜校部的，读了一年，第二年政策放松她再去考日校，结果录取了，现在在对面日校读德语系。我随那位女同学乘车到四川路口，转了一部车才到杨树浦。进了电影院找座位，才知我们的位子在最前的几排。因为太靠近银幕了，我只能半躺在座椅上看。影片是英语的，我听不懂，但看得懂大概意思。我以前就听说国内的电影分好几个等级，有些不对大众开放的影片，就在内部根据不同对象放映一些不同等级、内容的电影。我想今天这电影因为是英语原版的，所以让外语学院的学生来看。我应该是属于“非法观看者”，是借了外语学院学生的光才看到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电影镜头看到美国社会的一些真实状况。当银幕上出现美国城市中一座座高耸入云、闪耀着玻璃反光的高楼大厦，和时不时从镜头中闪过的、一座座坐落在广袤田野中漂亮的农舍，以及代表现代工商业巨大活力的、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和满街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我有点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美国？美国原来是这样的！腐朽？没落？散发着资本主义臭气？多年来中共向我灌输的概念，仿佛遮眼的气球“噗”的一声粉碎了，仰慕之情油然而生。而当镜头中出现的路上行人，以及接受记者访问的，虽然他们说的话听不懂，但他们每个人脸上的神情和笑容，彷佛都在告诉人们：他们很快乐，很满足，也欢迎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让人直觉他们是一群文明、友善的人。接待赫鲁晓夫的官员，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显得很热情，根本不是漫画上见惯的戴高帽、鹰钩鼻、凶狠阴险的样子。我反倒是对赫鲁晓夫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又大又圆的脑袋和被他抓在粗壮短臂手里的大礼帽。影片中最刺激的一个场面是一群穿着暴露的好莱坞女星打着横额欢迎赫鲁晓夫到访的画面，一下子弄得我头也晕起来。看着银幕上那群光着大腿，胸部高耸的女人我感到很害羞，也很害怕有人知道我看过这样“黄色”的电影，于是下意识地偷偷地斜睨了一下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同学，却发现她也偷偷地在看我。我估计她也感到了害羞。好在电影院内光线很暗，彼此都看不清有没有脸红。

影片结束回到外语学院，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这个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竟然这样繁华、富裕，与我们身处的社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虽然还无法肯定美国这个社会究竟是天堂还是如中共说的地狱，但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影片，是宁可入这个“地狱”也不要上中共的“天堂”的了。 我又想，中共正在进行的文革将所有的文学艺术，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要统统铲除，要全体人民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过“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准许在某几个特定的场所放映这样的电影，供特定的小范围内的人观看，美其名曰“批判电影”。批判什么？是要观众批判那种大腿文化，还是批判高楼大厦、汽车洋房？一九四九年以后，“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是走了就是被打倒了，他们留下的漂亮洋房，现在都是谁在住着？他们留下的小汽车，现在都是谁在坐？真是虚伪得可笑！

我从青浦回家躲避武斗时，原以为仅是二、三天的事，因此除了每天要替换的内衣内裤，外面的长裤没有多带，只有身上一条。到上海后外裤已穿了几天，天又热，必须要洗了。但洗了长裤就只剩下内裤，不成样子。三姐替我向一位男同学借了一条长裤，解除了我的难题。又我住在外语学院时，一日三餐都是跟三姐在学校的食堂吃的，饭菜票当然也都是她买的。当时三姐的生活费是父亲从香港寄来给她的，数量有限。我到上海后三姐在信中告诉了父亲此事，父亲立即多寄了五十元港币来给我做生活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都是父母的讨债鬼。其实我去上海身边是带了一些钱的，但她没有问我要，而我也没有主动给她。这是我的疏忽造成的。那时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是一百港元换人民币四十二元七角。这个汇率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好像二十多年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