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生于1924年，父亲生于1926年，在他们的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和第五。两人一生有很多个关键性的拐点，反映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幻之中。再加上两人性格，运气不同，命运迥异。我用大事记形式记录如下：
我家祖籍浙江桐乡县。爷爷1916年从上海铁路局到京汉铁路任职。父亲和大伯出生在北京丰台长辛店。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四川宜宾李庄回到上海。父亲和大伯同时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父亲在工学院，大伯在医学院。爷爷极为器重大伯，对两个儿子不同待遇。父亲省吃俭用，打零工做家教，三两知己，小说象棋。大伯开销自由，坐洋车下馆子。兴趣广泛，跳舞拍拖。
大伯风流倜傥，热议时政，结识朋友。父亲沉默寡言，埋头工作，不善交际。大伯痛恨国民党腐败政府，和“进步”同学一起反饥饿，反内战。事发后，朋友们大都跑到了解放区，大伯却蹲了国民党的监狱。父亲没有气力上街反饥饿，他需要工作挣钱购买食物。
1948年，父亲毕业即失业，生活成了问题。共产党派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学毕业生，父亲进入“革命军政大学”短期培训后，被派往东北鞍山工作。大伯留在上海成为外科医生。三年后的1951年，父亲在鞍钢的生产第一线上忙碌；大伯随军在丹东野战医院抗美援朝。大伯性格不改妄议朝政，半分功劳未得，却得到组织处分，下放到西北的一个医学院工作。
1954年父亲和志同道合的母亲结婚，恩爱一生，风雨同舟。母亲出身地主（外祖父，两个舅舅1951年均被镇压），身体赢弱多病。大伯1955年爱情婚姻一波三折，前伯母思想进步出身红门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两年里，父亲在越南北方的大山丛林里艰辛地跋涉（援越建设）。大伯坐在宽敞的会议室里给共产党提意见。越南总理赠给父亲一枚勋章，党给大伯戴了顶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全家老小闭门商讨对策，决定天塌地陷，生死与共。大伯大伯母一家风暴来临各自飞。伯母反戈一击，收集整理材料，检举揭发大伯。大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坐了近10年大牢。（大伯1968年离婚）。
1972年林彪事件后，大地稍有回暖。父亲请自己工厂的军管会主任帮忙，到山西监狱看望大伯，上下打点。父亲把监狱政委和管教干部给感动了，大伯却不以为然。后来的几十年中几乎没再提起。
文革结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级大学，毕业后两个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两个女儿一个考上78级的山西大学，一个考上79级的清华大学。两个女儿毕业都在北京工作。
1980年代，很多乡镇私营企业说项父亲入伙，父亲不为所动，虽然乐意为他们讲课和技术咨询，并不深入参与。大伯用平反补发的钱积极参与新时代的下海经商。挣到了些钱，赔进去些钱，自己气得大病一场，找补平了。
2010年父亲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楼散步，楼下刚建好了一个挺漂亮的养老院。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联系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诉我哥。我们问父亲是否再仔细考虑一下？父亲说，我出生的地点离这里不远，想必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拗。
两个月后，大伯迁入了女儿女婿给他在丰台区买的一套公寓房。根据报来的地址，我哥把网上的地图只给我爸看，天哪，公寓小区就在大伯和父亲出生那所医院附近。人生百年，眨眼之间，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圈！
2018年2月10日，94岁的大伯安安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2020年1月30日，94岁的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1938年抗战期间，全家摄于昆明，父亲和大伯（鸭舌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