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8）

我的文革（118）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了外滩。在“工总司”旁边的马路上看到几个头戴柳藤帽，手持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听他们说，“工总司”今天要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倒也不觉得突然，好像早就认定这件事早晚总有一战。此时叶青茂说要去“工总司”里看看，我和周令全、曹黄梅不想去，就说天太热，想去外滩吹吹凤，顺便看看轮船。于是叶青贸一个人去了“工总司”。走到黄浦江边，被江风一吹果然觉得凉快，我们就站在江边的防澜墙边看江中经过的大船小船。当时黄浦江里大轮船进不来，一般多停泊在吴淞口外，但几千吨以下的中小轮船听说可以一直开到黄浦江中游的闵行附近。偶尔还会有外国轮船经过。那天我们就看到一艘外国轮船经过，从吴淞口方向过来。几个外国水手站在甲板上看上海外滩的景致。而我们则也好奇地看他们，只不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很向往这种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生活。不一会叶青贸来找到了我们，说青浦逃到上海的造反派也有人向“工总司”要求参加这场“砸联司”战斗。我对武斗历来不感兴趣，就与他们告别回了外语学院。

这一天是八月四日。傍晚时分听到消息，“工总司”在这一天调集了十万人围攻地处杨树浦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打头阵的是隶属公安局的消防部门的“消革会”。他们驾着有云梯的消防车攻打“联司”守卫的大楼，用锋利的消防斧做武器，拿下了厂里的制高点，为攻打“联司”立了头功。东海舰队则派出巡逻艇封锁黄浦江江面，防止“联司”有人从江上逃窜。这说明这次攻打“联司”军队也参与了。在这次攻打“联司”过程中，据说双方都有人死亡，伤的更多，但数目不详。

接着我又听到传闻，说攻打“联司”的时候毛泽东正好在上海，张春桥特地布置了电视实况转播，让毛泽东在他住地的房间内观看了武斗全过程。又说“联司”攻下后，张春桥陪毛泽东坐小轿车在淮海路等市区主要街道兜了一转，看上海市民对“砸‘联司’”的反应。

几天后，《解放日报》上刊登新闻，说联司的“狗头军师”全向东、本名汤福坤，也已在武汉落网。报上还配发了一帧照片，是两个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押解全向东从一艏轮船上下来。他是在上柴“联司”被攻下后逃到武汉去的。上月二十日武汉刚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全向东却还要往武汉逃，我猜他是去投奔“百万雄师”的残余势力的。毕竟，“百万雄师”能在武汉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连毛泽东也不买账，在武汉一定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央要彻底清除“百万雄师”的“余毒”也非易事。然而，经此一役，上海的“支联站”是土崩瓦解了。

“上柴联司”事件，是上海市革会成立后，继“炮打张春桥事件”最严重的一次险些动摇了市革会的大事。后来听说“联司”被攻破后，杨仲池当场被逮捕，关押八年至文革结束才平反。陈卜昌也被逮捕，因为参与“支联站”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文革后平反。全向东被捕后则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两年执行，文革后平反。

“联司”事件可以说与我们青浦造反派全无关系。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我深思。我首先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上海，他观看了电视直播的“砸联司”全过程而没有制止，这说明了他对上海市革会这样处理与“联司”、“支联站”的矛盾是支持的，至少也是默许的。“一月革命”时，中央破天荒地接连发来两个贺电，我就已感觉到上海在毛泽东心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夺权，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於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著巨大的推动作用。”说明毛泽东很想以上海做榜样，带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他又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中央文革的成员长期派驻上海，担任上海的领导，这也是其他省市没有的待遇。凡此种种，说明了毛泽东对上海寄有厚望。根据这样的判断，我断定毛泽东不会允许上海第二次大乱。这是张春桥决定用武力砸掉“联司”、瓦解“支联站”的原因。“砸联司”，在张春桥来说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再拖下去，“支联站”势力更庞大成了气候，到时上海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上海真会第二次大乱。但是，因为不准上海第二次大乱，用武力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甚至还出动了军队，这与“二月逆流”中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又有什么区别呢？《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张春桥都有份参与制定的文件，可是他们都没有遵守，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以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觉得这些都是诡辩。在这些冠冕堂皇言辞的背后尽是虚伪、谎言！他们自食其言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利益的算计。说实话，虽然我的立场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但我并不认同“砸联司”这种做法。

我又思索“支联站”发生的原因。就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言，都是保守派占上风，造反派处下风，而且都是双方长期缠斗不休。唯独上海“一月革命”后，造反派一战定江山。八十万“赤卫队”就此冰消雪融一般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这些赤卫队员哪里去了？我相信大部分已被吸收进了造反派。不然“工总司”哪来的二百万队员？但这些赤卫队员都心悦诚服地认同了张春桥的市革会，认同了王洪文的“工总司”？我不太相信。只不过对方太强势了，他们无力反抗而又要适应形势，这才参加了“工总司”的。但无力反抗不等于不想反抗，正如我们造反派在“二月逆流”被镇压以后一样，人心不服，一旦气候适宜，还是会再次起来造反。我想，对于部分赤卫队员来说也应作这样的估计。还不单是赤卫队，还有好多以前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整下去的其他造反派，如原“红革会”的、“北上返沪兵团”的，他们也未必对张春桥、王洪文服气。这许多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服气的人，他们发现了“联司”这个凝聚点，就以支持“联司”为名成立了“支联站”，与张春桥他们再作一次较量。我想，这恐怕就是“支联站”成立的原因和他们的目的。而“支联站”突然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足以动摇上海的第二股大政治势力，显示上海地下的反对势力也不容小觑。

在上海我又住了几天，打听到青浦终于安全了并且通车了，八月近中旬的某一天中午时分我回到了青浦。从汽车站到单位的路上，我发觉行人稀少，马路两边有很多垃圾无人清扫。经过中山公园边的青浦桥时，见公园内空无一人。而往常公园中只要不是下雨天总是有不少游人的。马路上的商店有的大门全开，有的半掩着，也都是门庭冷落、顾客稀少。可见大武斗造成的破坏至今未恢复。回到单位后，我先去看自己的宿舍，见几张床上的被子都乱堆着，我的一只放衣服的木板箱，里面东西被翻乱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东西好像没有少。那时候我还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是旧的，估计人家没看上眼。碰到几个同事，大家点头问好，大有劫后重逢的沧桑感。回青浦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三姐，一方面报平安，同时也告诉她一些青浦大武斗后的荒凉景象。后来三姐告诉我，她把我的信给她的同学们也看了。

有人告诉我黄樑豪“七·二一”那天被农民捉到中山公园，打了一顿。然而据黄樑豪自己说，那天他见农民突然冲进城，想到躲在宿舍里不安全，而街对面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中山公园，范围广大，还有假山，心想农民不会到这种地方去搜查，就去了对面的办公室，翻窗躲进了中山公园里。不料农民抓到了许多造反派后，“红色”将他们都关到中山公园内。结果他就成了“自投罗网”。“红色”将抓来的造反派集中排队，凡是造反派头头、骨干，被叫出来另行处置，一般队员就放走。但放走前先要经过两列“夹道欢迎”的农民，每个人都要被这些农民用铁棍在背上打一棍，或用玻璃汽水瓶在头上砸一下。许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说到这里，黄樑豪还低下头用手分开头发，对大家说：“看看，我的头一点也没有被砸破，反而瓶子被砸碎了。”他很为自己的“铁头功”自豪，后来经常吹嘘，大家就赠了个“铁头”的称号给他。不料，过了八九年，到了一九七六年，那时他已调回江苏江阴老家，突然得了头痛病。当地查不出原因，到上海大医院来检查。因为在上海住宿没有地方，住旅店又没有钱，晚上就到青浦血防站原单位老同事的宿舍来蹭睡。他来了上海几次，好像也没有治好，得什么病他也不说，就回江阴去了。又过了一年多，一次碰到许振彪，他告诉我说黄樑豪死了。后来我一想起此事，就怀疑他这病极可能是“七·二一”砸的那一瓶子种下的祸根。当时外皮是没有破，但头颅内恐怕有内出血，淤血在头颅内长期积存后转化成了恶性肿瘤。这个推测若当真，那他也可算是文革武斗的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