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7）
我在外语学院清闲了几日，急于想知道青浦武斗的详情和撤到上海的造反派情况，尤其想知道我们单位有没有人也逃到了上海；还有，青浦现在的情况怎样，回去安全不安全。思来想去，无处可打探消息，唯有到“工总司”去，看能不能碰到几个熟人。我从虹口乘车到外滩，找到原上海市总工会，现在“工总司”的所在地。面向黄浦江的正门关着走不进，转到傍边的马路，见到许多人或站或蹲在墙边。有一个两扇对开的大铁门，大门关着，只开了上面的一扇小门。我向门内望去，有不少人，认出有几个是我们青浦的人，但没有我们单位的人。于是我又回头往外滩走去，站在江边看了一会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又来回找了几次，终于碰到了叶青贸、周令全两个人。大家见了面都很高兴。
我问他们是怎样出来的。叶青贸说二十一日那天中午，他们正在食堂那边的宿舍里，听见有人说农民进城武斗了，接着从宿舍窗口看到从北门大街涌来一群群拿着铁棒、木棍的农民，经过血防站往中山路大街方向去。此时华祖禹正在食堂大门口，见势不妙迅速将大门关上，用大木栓顶住。有几个农民经过跑来推门，推不开又走了。最初，他们想农民进城武斗时间不会太长，等一下农民撤走了就安全了。不料进城武斗的农民越来越多。又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有几个农民手里拿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头往北门方向走。有一个人大热天身上穿了一身呢中山装，下面呢裤非常臃肿，估计里面还有几条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新皮鞋。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入室抢来的，现在作为“战利品”拿回家去。这个现象说明他们不仅仅来城里武斗，还去了单位打砸抢。又想到如果此时“红色”领了一帮人来搜人，只要撬开大门，他们一个也逃不了。因此几个人商量下来，觉得现在全县都不安全，只有去上海才安全。但不知交通有没有中断，就派了一个人去打探。此人回来说去上海的公交车现在还有，往后就难说了。于是他们立刻行动，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品，最主要是把钱和粮票都带上了，从北门走偏僻小路到了汽车站，终算有惊无险坐上车来到上海。
我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说现在住在复兴中路的“农村卫生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并告诉了我门牌号码。接着我随他们从大铁门进去，来到“工总司”大楼的地下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大厅，虽然没有冷气，却非常阴凉。许多人在里面听带队来青浦调查的“工总司”小分队头头黄兆祥讲话。他也不时回答一些提问。我看见我们造反队的女队员谢菊荣也在那里。她举手发言，抱怨说“工总司”不应该在“二·一七”以后派小分队来青浦重新“点火”，弄得她心思思又起来造反。造反派重新起来的后果是造成了两派武斗，害得她想回青浦也回不了。黄兆祥听了很生气，爽脆地回答她说：“没有人一定要你造反。你完全可以在‘二·一七’后选择不再参加造反队。我们工总司小分队到青浦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一个人一定要再参加造反。青浦的造反派能不能得到解放，主要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奋斗。这里没有救世主。‘工总司’也不是救世主！”我们目击了这一场面，觉得谢菊荣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丢人，深为有这样的“战友”感到羞耻！她以前与倪新城关系暧昧是站里的人都知道的，因此我在心里骂她：“你尽可以放心回青浦去。再怎么着，倪新城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此时，我感到有些累，看见不少人就用几张薄薄的纸摊在地上睡觉，有一些被人睡过的纸留在地上，就也去睡了一会，却感到背上寒气逼人，只得放弃。从“工总司”出来，与叶青贸他们又在外滩看了一会黄浦江中的轮船，我就告别他们回了外语学院。
第二天，我乘车到复兴中路找到了那个“农村卫生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它设在一幢二层楼房的二楼。一厅一房，带一个很小的、但装有抽水马桶的厕所间。房里有一张大铜床和一个带大镜子的硬木立柜。地方虽小却还算精緻，一看就知道这里原来是民居而非什么单位的办公地方，只不知怎么成了“农村卫生系统造反司令部”。去年控告张宜住的接待站，极可能原来是哪个资本家的住宅，文革抄家将主人赶走改成了接待站。现在看这个“司令部”，估计也是一样来历。由此看来，文革中上海市区被抄家扫地出门的人家还真不少。在这个“司令部”里，我碰到我们造反队的女队员曹黄梅。她是和叶青茂、周令全一起逃到上海的，因为在上海无处可居，只能借此地存身。好在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卖油条、大饼、混沌、面条的小食店，三餐可以在那里解决。
那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出去逛街。从复兴路往北走不远就是上海主要的商业街淮海路，我们就沿着淮海路一直往外滩方向慢慢逛过去。上海毕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就是大批判也搞得有声有色。各家商店的陈列橱窗都办成了大批判专栏。每一个专栏就如一张小报，编辑设计者极具匠心，好像彼此在竞争。专栏内容不仅有大批判，也有最新的全国各地文革动态。所谓的大批判，也不全是火药味很浓的声讨文章，有不少竟是一些“走资派”的传记，也不知是谁的手笔，写得如章回小说。文章结束处还注明了“下回待续”。专栏中有的还有诗词、漫画，也不知是哪个人创作的。抄写的毛笔字迹大多工整秀丽，字体多变。我看了这一家家接连不断的专栏，深深感到这个城市中人才济济，由衷地佩服上海人真聪明，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将干巴巴的大批判专栏办得如此多姿多彩。
天黑时，我们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又经西藏路转去人民广场。那时候的人民广场是一个可以容纳百万人集会的大广场。地上铺着方形的、一尺多长宽的水泥砖。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排齐整的路灯柱。我们站在广场中央远望四周，见在广场的北边惨白的路灯下集合了一大片人群，十多个、七八个一堆的聚在一起不知做什么。我们走近了挤进人堆听，发现他们在争论“上柴联司”和“支联站”谁对谁错的事。关于“联司”，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是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我们在青浦时也见到过从上海发来的传单，但对“联司”的事情知道不多，只知道“联司”是上海柴油机厂的一个群众组织，头头叫杨仲池。听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如此说来他应该是个技术干部。厂内与“联司”对立的另一个组织叫“东方红总部”，据说这个组织老工人和中层干部较多。因为这一点，我认为“东方红”是保守组织的可能性较大。但是，这样两个对立的组织居然都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只不过一个挂钩在区联络站，一个挂钩在系统的联络站。至于这两个组织之间究竟为什么事分歧、对立，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两个组织互指对方是“保守派”，还发生了武斗。一次“联司”将 “东方红” 一个名叫解福喜的老工人打死了，于是“东方红”将死者照片印在传单上到处散发，以此为证指责“联司”是杀人凶手、反动组织。来了上海后，我又知道除了“联司”还有一个“支联站”，是上海近期突然急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组织。顾名思义，这个组织当是为支持“联司”而成立的。据说参加这个组织的遍及市区各个系统，甚至各个单位，包括许多“工总司”属下的组织也加入了“支联站”。“支联站”有两个重要的灵魂人物，一个叫全向东，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一个叫陈卜昌，据说他本身也是造反派，现在还是上海虹口区革委会的委员。“支联站”在街上刷出的大标语最能反映其立场的是“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因此仅凭这一点就可肯定，“支联派”都是一批对上海现秩序不满的人。我在心中问自己，要是让我们青浦造反派选边站，应该支持哪一派？从已知的这两个组织的情况看，我比较倾向“联司”。但从现在我们青浦造反派的处境言，只能站在“工总司”和市革会一边。因而最好的办法是两边都不支持，不参与。
那天我听这些人争论，双方都指责对方是保守派，自己才是真造反派，争得口沫横飞，但都还保持“君子风度”，没有动手打起来。我听了一会也听不出名堂，就挤出人堆想再去其他地方听听，却见一辆小卡车从福州路方向开过来，就在贴近人群处“噗”地一声停下。车上跳下几个人，手臂上都托着一叠传单。原来是发传单的。很多人涌上去抢传单，我也去拿了一张。传单有《解放日报》半张报纸大小，是控诉“联司”打死解福喜罪行的，上面还有一张解福喜死后的照片。这张传单我已经见过，就随手给了别人。
在广场的西北角，有一个很大的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面悬挂了好几盏支光强大的电灯泡，照得如同白昼。台下挤满了人。远远望去，台上有一个长着一颗圆圆脑袋的男人正在发表演说，光秃秃的大脑门在灯光下亮得有些耀眼。有人说这个人就是“支联站”的“狗头军师”全向东。我很想去听听他说些什么，但叶青茂他们说要再去别处看看，于是我们就离开了人民广场，穿过西藏中路去了福州路。
福州路上也有大堆人群，热闹非凡。马路两边也有许多大字报专栏，大支光电灯将专栏照得雪亮。但我们今天已看了不少大字报，不想再看。又走了一段路，往外滩方向行人渐渐少起来，灯光也稀疏暗淡起来，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手表，可估计时间已很晚，于是大家决定回去。那天，我没有回外语学院，而是随叶青茂他们一起去了复兴中路。曹黄梅一人睡一张大床，我们几个在地板上摊一张草蓆，胡乱睡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