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曲线救“就”业：不惑之年的职场突围
1992年下半年，我办完转校手续，来到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SI），继续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与之前不同的是，CSI 给我安排了一份化学系的助教（TA）工作，负责带有机化学实验课，并为学生答疑。
来美国已经三年多了，无论是在 CUNY 上课，还是在 CCNY 的实验室做研究，我接触的大多还是华人学生。生活, 学习及社交圈基本还是华人，仿佛从未走出过“中国城”，从未真正走进美国社会。
当我第一次站在有机化学实验课的讲台上时，心里七上八下。眼前的学生成分复杂，年龄跨度很大，从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到三十多岁的成年人都有。有些学生甚至大刺刺地坐在实验台上，一边聊天，一边等着上课，眼神中透着散漫。
我一开口，厚重的中国口音便引起了底下的哄堂大笑。他们显然觉得，一个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甚至连学生名字都叫不准的中国助教，是个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那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瞬间涌上心头，所谓的“师道尊严”在那一刻荡然无存。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是我的第一堂课，绝不能退缩。我放慢语速，目光直视着他们，一字一顿地说道： “当你们遇到一个英语有口音的人时，请记住，他至少比你们多懂一种语言；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学校认可我的专业能力，我有资格确保你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实验；最后，学校同样赋予了我权利，根据你们的表现来决定最终成绩。”
话音刚落，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那些坐在实验台上的学生自觉地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认真听讲,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重新掌控了课堂。那一刻我意识到，在陌生的国度，尊重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靠实力和底气赢回来的。此后，我的信心明显增强，带有机化学实验课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CSI 的这批学生总体素质其实不错。很多人都是 Pre-Med 学生，有机化学及实验课是必修课。他们学习有机化学，是为了以后申请医学院，需要靠好的成绩来提高 GPA。因此他们对实验课其实非常重视。
我不仅讲解实验原理，还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搭建实验装置、如何控制反应条件、以及如何进行反应后的分离和纯化。慢慢地，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有一次，一名女生在使用乙醚时没有严格按照实验规范操作，结果通风柜里突然窜出火焰。乙醚极易挥发，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重大事故。幸亏我反应迅速，很快把火控制住，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从那以后，学生们对我明显多了一份敬重。整个学期，课堂秩序一直很好。
学期结束时，几位女学生送给我一个杯子，上面写着 “Best Teacher”。在 TA 的课程评价中，大多数学生也给了我很高的评分，还写了不少鼓励的话。这让我十分感动。
半年之后，我在 CSI 的工作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也开始集中精力推进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知识面也比较广，再加上有一定的组织能力，S 教授一直比较认可我。除了学校安排的 TA 工作外，她还通过 CUNY Research Foundation 给我安排了一份每周 10 小时的研究助理（RA）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就可以通过学校Research Foundation获得医疗保险，这对我一个穷学生来讲，的确是雪中送炭。
RA 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她管理实验室，同时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和新来的博士生。
在 S 教授的指导下，我的论文进展十分顺利。大约两年后，我已经开始陆续撰写论文并投稿。到 1995 年为止，我一共有六篇论文已经发表或正在发表，其中两篇是第一作者。答辩委员会和 S 教授一致认为，我已经完全具备毕业条件。
S 教授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是继续做博士后，还是直接找工作。如果我愿意做博士后，她可以推荐我去 MIT，到她当年做博士后的导师那里工作。
但那一年，我已经 40 岁了。如果再去做几年博士后，然后再寻找学术界的职位，时间成本太高，也不一定现实。经过反复权衡，我最终决定放弃博士后的道路，直接进入工业界找工作。
然而，1995年真正开始找工作时，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美国公司通常更倾向于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员工，除非你毕业于 哈佛、斯坦福或 MIT 这样的顶级名校。美国就业市场对非名校毕业的外国博士极不友好，找第一份工作更是“难于上青天”。
有些同学投出了上百份简历，却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我的一位大学同学 W，毕业于 NYU，也只能先做临时工，最后才进入一家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
我在美国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关系，只能通过报纸和专业期刊上的招聘广告不断寄出简历。
最令人沮丧的是，大多数简历寄出去以后都石沉大海。偶尔收到回信，也不过是一些标准格式的官话：“你的资料已存档，如有职位空缺会再联系。”实际上，大多早已被 HR 扔进了角落的垃圾桶。
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走一条曲线救（就）业之路。
我私下和 S 教授商量：暂时不进行博士答辩，先以硕士身份找工作。等找到工作以后，再回来完成博士答辩。
S 教授考虑了很久，最后说，她不能主动对外说我是硕士。但如果有公司打电话向她核实情况，她可以含糊其辞，不主动说明我是硕士还是博士。
在那段时间，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摆正心态。用硕士身份找工作，并不意味着失败。只要能够进入行业，未来的机会依然很多。
不久之后，机会真的来了。
1994年，美国家庭用品公司 American Home Products（AHP）以约 97 亿美元收购了纽约 Pearl River 的老牌制药公司 Lederle（American Cyanamid）。按照惯例，公司在收购后裁掉了一批老员工，但到 1995 年又开始重新招聘员工，大规模招新。我抓住机会投出了简历，大约两周后，竟然收到了 AHP 的面试邀请，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四十岁的我，深知这是志在必得的一战。为了这次面试，我做了充分准备。我仔细研究了公司的历史和业务，也反复梳理自己简历中的每一个项目，因为面试官随时可能深入追问研究细节。
面试前一天，我甚至专门去公司附近踩点，确认路线和位置，确保第二天能够准时到达。
AHP的面试非常硬核，即便是硕士岗位也要求做半小时的学术报告（Seminar）。在美国，大多数硕士以修课程为主，很少真正参与科研，更不用说做 Seminar。但这恰恰撞到了我的“枪口”上——由于长期在博士课题中浸淫，我的学术积累远超普通的硕士生。那天的报告会异常成功，我表达流畅，逻辑缜密，回答提问时更是自信从容。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已经隐约感觉到，这次面试成功的机会很大。
大约一周之后，人事部门打来了电话：“感谢你来参加面试，我们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希望你能考虑加入 AHP。”听到这句话，我几乎立刻就想答应。但我还是努力保持冷静，只说了一句：“谢谢，我能否有两天时间考虑一下？”得到肯定答复后，我挂断电话，随后正式写了一封感谢信，并接受了这份工作邀请。
就这样，我进入了 AHP——一家美国著名的跨国制药公司。
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求职过程之后，1995年，四十岁的我终于敲开了美国跨国药企的大门，在美国的大公司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不仅是一份高出预期的薪水，更是我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第一个坚实脚印。
后来，American Home Products（AHP） 在 2002 年正式更名为 Wyeth（惠氏）。2009 年，Pfizer（辉瑞） 又以 680 亿美元收购了惠氏，成为制药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之一。
当然，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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