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林: 他20岁, 被指供“反共救国军”参谋长
我的朋友胡平曾被“任命”
为“反共救国军”参谋长
作者：王克林
1968年10月底，我就读的江西师大附中迁往离省会南昌80多公里的靖安县，并入当地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靖安分校”。
所为何来呢？放在桌子上面的说法是走“五七”道路，就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放在桌子下面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为了避战，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中央判断苏联会武装入侵，为减少损失，把包括学校在内的“贵重之物”迁离容易成为打击目标的大城市。所有大学和95%以上的中学都迁离南昌，师大附中自然也不能幸免。
第二，“读书无用论”成为高层意志。高层认为无须办那么多学校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多搞点体力劳动，半农半读，不仅能多创造物质财富，还能筑牢革命思想根基，接班人不会成为帝修反颠覆红色江山的帮凶。
迁校不久，从南昌留守处押送了两位“反共救国军要犯”过来。一位是“救国军司令”，名叫张国顺；一位是“救国军参谋长”，名叫胡平①。当晚就有高一届的几位革命女将手持铜扣皮带前往问候，为什么要做反革命？
三年后，我与胡平兄都被分配进了靖安县农机厂成为钣金车间的工友。
虽说是工友，但彼此之间远非平起平坐的关系。
胡平兄比我年长7岁，是江西师大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文科状元种子选手，仅仅是小学毕业学历的我，不管他背负何种污名，就知道他学问大，天赋异禀，喜欢与他接近，一有空闲就到他房间坐坐，听他高谈阔论，在长期而紧密的接触中，他断断续续透露了一些案情。
文革浩劫，冤案遍于国中，江西也不例外。
文革十年，江西的最大冤假错案就是1968年4月21日，由当时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立案的“反共救国军”案，简称“四二一专案”。
此案源起是在江西省政府大院发现了“反动标语”，根据初步侦察，发现作案人是几个年幼的孩子。
受命办案的负责人是来江西支左的6011部队的侦察营长，他敌情观念非常强烈，他断定，年幼的孩子对我们的社会哪会有什么仇恨呢？一定是他们的长辈和哥哥姐姐策划教唆的。
在这一断定的基础上，他直接领导的专案组大搞逼供信，特别恶劣的是采取“指供”手法办案，株连出包括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一大批人员，编织出一支庞大的“反共救国军”队伍。
什么是“指供”呢？
审讯过程中，审查人员先是开放式提问，你的同党是谁？如果回答不令审查人员满意，就会提供一个怀疑对象的名字，让受审人员予以确认。如果不确认，那就打得你受不了，不得不一一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完全陌生的人之间，也能互相检举揭发反动罪行。
张国顺和胡平在师大附中是一个寝室的同窗。张国顺有一个外甥在南昌二中学习，咬了一大批同窗，还进一步咬到了师大附中的舅舅，舅舅又咬到了同寝室的好友胡平。
于是，这两位室友一个荣任“救国军司令”，一个荣任其麾下的参谋长。
为什么参谋长这个重要职务会落到胡平头上呢？因为他是整个“救国军”成员中的头号写手。在办案人员看来，“救国军”必有的“救国宣言”，自然会出自他之手。
案情查办到了这个时候，胡平难以否认自己确实担任了这一个职务，不承认的结果就是棍棒伺候。接下来，他就必须交代这份子虚乌有的“救国宣言”，现在何处？
在关押场所，没有重新杜撰“救国宣言”的条件，但不交代，则小命难保。苦思冥想之后，他交代出，“救国宣言”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了被专案组指定的救国军总后台、幕后黑手徐光远，一份交给了救国军张司令，这种交代在专案组看来是站得住脚的。
时任江西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徐光远②是涉案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1968年6月12日深夜，徐光远在遭受严刑逼供后，从当时的省政府办公大楼省财政厅所在的四楼跳下，当场身亡。
“反共救国军宣言书”下落的这条线索算是断了，只剩下司令张国顺手上的那一份了。可怜张司令从来没见过“宣言书”，哪里交代得出来？但是专案组严正指出，你的参谋长已经供认存在这样一份宣言书，而且交给了你，你如果不拿出来，死路一条。
张司令只好承认，这份宣言书被埋藏在南昌郊区的梅岭某处，于是专案组又将他押送到梅岭的所谓埋藏处挖掘。
结果可想而知，一无所获。又添一身伤痕的张司令只好谎称失忆，于是再打，再找，再打，再找……直到天黑。
胡平兄告诉我，当时他最担心的是——弄假成真，在关押环境中，许多“救国军成员”吃打不过，只好利用关押环境的有限条件伪造反革命证据，比如在领袖像上打叉，比如制作救国军标志符号，因为关押之初是要仔细搜身的，这些反动证据明显是在关押之后制作的，审查人员为了做实专案，却佯作不知。
作为救国军的一二把手，张胡二人没有被打死，是非常侥幸的，他们的同窗刘某是公安厅一位老处长的公子，被牵连进此专案，多次逃跑，被活活吊打致死。
我问过胡平兄一个敏感问题，关押你们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并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江西师大和师大附中校内的专案组。专案组曾经多次想把他们移交给司法机关明正刑典，结果均遭拒收。
以今天善良的人们看来，非司法机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施行酷刑，逼供信，制造假案，是非法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不是黑社会行为，而是经过上级权力机构授权的“合法”行径。
全国的情况不得而知，至少在1968年的江西南昌，每一个单位都设有专案组，有权关押本单位的嫌疑人员，实行专政。其理论基础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倡导的“群众专政”经验——不增加司法机关的办案负担，在原单位对专政对象实行群众专政。
到了1968年底，“四二一专案”办案人员包括他们的主管上级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实在难以将“案犯”移交司法机关，但又不肯公开认错平反，于是暗地里撤销各级专案组，将涉案人员陆续分配工作。
这样，我才有幸和胡平相识相交。
有一天，车间里新调来了一位女工，名叫徐柳青，她是徐光远的大女儿。胡平以前并不认识她，但早闻其名，因为专案组曾经告诉胡平，你在救国军的职务，就是被徐柳青指供的。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起初，胡平对徐柳青耿耿于怀，拒之以千里之外。
但毕竟同在一个车间，又是同案犯，低头不见抬头见，才慢慢心软渐渐原谅了她——同案受冤人，相煎何太急？在那种环境下，谁熬得住严刑拷打？她指供伤害了你，你也指供伤害别人呀！
有了这样的觉悟后，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正是徐柳青说服一位厂花确信胡平并不是反革命分子，从而成就了胡平兄与厂花延续一生的良姻。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胡平以可能是江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逐步成长为全国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著作等身。
其实，曾经亲历冤案的报告文学家胡平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来进行控诉“四二一专案”的书写，可是他迟迟没有动手，也许这会涉及到巨大到难以忍受的伤痛？只好轮到我这位小弟不自量力来饶舌了。
1979年3月24日，中共江西省委为在“四二一专案”中罹难的徐光远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明确指出他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强加给他的“现行反革命”“四二一反革命组织后台、黑手”等罪名纯属诬陷，并全部推倒。
对于“四二一专案”，江西省地方志的官方表述为：这是文革期间江西地区一起极其严重的冤假错案，由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等人制造，旨在打击所谓的“反革命复辟势力”。该案波及范围极广，据不完全统计，株连人数超过万人，受害者多为老干部及其家属、亲友，许多人被打残或迫害致死。
在这里，我想表示对胡平兄的衷心感谢，正是与他近10年的交往，在他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之下，我才能从众多仅有小学学历的同龄人之中，经过三次高考，脱颖而出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甩掉铁榔头，走上了自己喜欢的以非体力劳动谋生的人生道路。
注:
①胡平，1947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已出版近40部作品，总计700余万字。主要报告文学作品有《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中国的眸子》《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禅机：1957》《一百个理由》等。
②徐光远（1914-1968），1932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敌工干事、县长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江西，长期担任江西省财政厅主要领导。徐光远夫人赵玉祥同志与刘胡兰烈士同为山西文水人，是亲密的同乡和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