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案：本文作者金雄白原本和周佛海是朋友关系，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投日后，在上海拉拢金雄白加入，此后，金成为周佛海的亲信。1945年后，金雄白以汉奸罪名入狱。1950年逃至香港，为报刊写专栏，后集结成《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出版，被认为是研究汪伪政权极为最要的资料。
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事有凑巧，士群斗胜了罗君强，奉了汪氏之命，欣然去就任清乡秘书长，一到苏州，急急于想在工作上对汪有所表现，而清乡委员会非仅机构庞大，职权方面也在在与"省府"冲突。士群为了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更因为"民政厅长"蔡洪田同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因此约洪田兼任清乡委员会的江苏区"专员"，那时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处，已成为事实上的"江苏省政府"，而"专员"则是变相的"民政厅长"，士群以为洪田必乐于兼任。不料士群一经劝驾，而洪田竟然毫不考虑的加以拒绝，弄得士群太下不了台了。洪田是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从北伐成功一直到抗战为止，任上海市党部委员达十馀年之久。国军撤退以后，市党部主要人物潘公展、吴开先、吴绍树等先后转往后方，洪田以代理书记长名义与汪曼云潜伏租界，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李士群还是土肥原特务机关下的一个小组织，士群有时还想与中央取得联系，曾经几度要与洪田、曼云晤面，洪田都退在幕后，而由曼云和李虚与委蛇。以后市党部因内部的人事磨擦，蔡洪田、汪曼云等留沪的市党部委员干事，全部附汪。而数年之间，士群腾踔一时，地位已远在洪田之上，但洪田是有一些高傲的人，他既不愿搞清乡，更不愿屈为李士群的部属。这一来，引起了士群的不怿，可能士群在汪氏面前对洪田先已有所媒孽。
平心而论，洪田倒还不是孳孳为利的人，他很想为桑梓之乡做出几件事，以减少铁蹄下人民的痛苦(洪田是江苏南汇人)，事有凑巧，江都县长潘宏器，那时已逾花甲之年，胸前一部飘拂的白须，外貌很像是年高德劭的样子，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江都县长，因为他儿子娶的是陈璧君的侍婢，完全倚仗的是这一重裙带关系。战后，沦陷区于疲蔽之馀，建筑用的水木材料缺乏而昂贵，潘宏器以县太爷之尊，竟拆除扬州李鸿章之旧宅，目的是因为中间的楠木厅所值不赀。事闻于洪田，派专员赴江都摄成照片，已准备提请"省政府"会议，对潘宏器免职查办。消息传到了潘宏器耳里，他知道证据确凿，万难抵赖。适南京举办"县长训练班"，潘宏器已接到通知为本届受训学员。他起程赴京之前，先到了苏州谒见洪田，要求为他弭缝，洪田却不假以辞色，断然拒绝，他在洪田那里撞了一鼻子的灰。他知道"民政厅"的科长王春元是洪田的同乡而又是幼年同学，洪田对他言听计从。潘于是偷偷地约了王春元在酒楼中再度商量消弭之计，王春元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当时两人有没有金钱上的要约，虽不敢肯定，但王春元之答应帮忙，则完全是事实。事后王春元代潘向洪田说项，又被洪田拒绝。潘宏器在绝望中到了南京，他以汪公馆丫姑爷的家长的身份，晋谒汪氏，当汪氏问到江苏吏治情形，潘宏器说:"地方上倒还没有什么，就是"民政厅长"要钱厉害，难于应付。"他反而把拆屋的事说成洪田勒索的藉口。这几句话，触动了汪氏对佛海擅权的不满，又受士群浸润的影响，立时大为震怒。于是不加考虑，打了一个电报给李士群，令将洪田扣押查办。
一个午夜，我在上海家中已经睡了，因为第二天洪田要到南京去出席粮食会议，我也需要料理我的银行业务，我们约好同车赴京，洪田就在苏州上车与我会合同行，因此那天睡得特别早。正在蒙胧的时侯，床头的电话铃声忽然大鸣，一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士群有电话给我，说汪先生有手令要他扣押洪田，不知为了何事，你今晚如来不及去看士群，明天早车士群要回苏州去，你去苏州与士群谈一谈，我以全权交托你斡旋此事。"
听了电话以后，我想不出为什么形势严重得要由汪氏亲自下手令。这一晚，以我与洪田的私交，自然也就辗转不能成寐。翌日上午七时，我赶往北站，士群已坐在一间包房中，我说明受佛海之托，希望不使事件扩大。士群说:"今晨又接到汪先生的训令，是为了关涉向扬州县长索贿的事。汪先生的命令我虽不敢违抗，但弟兄的情谊，我也一定回护，假如洪田也当我是弟兄的话，我决不使他为难。"
我说洪田即将在苏州上车，我们三个人当面谈吧!车抵苏州，我与士群下车，洪田过来招呼，就在月台上我先告诉了洪田此事的经过，士群接着说:"洪田兄，我希望你不要去南京了，留在苏州，在我势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保护你。"
不料洪田的答覆，硬得出人意外，他说:
"假如我有此事，在苏州也逃不了责任；假如我没有此事，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怕。"
说着，就拉了我上车，这一来，更使士群过份难堪了，我还在埋怨他，他说:"士群想趁机使我屈服，我决不示弱。"
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僵局。抵达南京以，傍晚耿绩之在天竺路的家里宴请许多朋友，我与洪田都去了。入坐方定，"首都警察厅长"苏成德、"南京特工区区长"马啸天相偕而来，起初我以为他们也是宾客，不料，他们向洪田作了耳语之后，三人就一起匆匆的走了。我知道是出了事，赶出去已不见影踪。我往四处追寻，以后在马啸天家里看到了洪田。马啸天说是依看士群苏州的来电办理，一切无能为力。
第二天，洪田被押解赴苏，在士群家里软禁了达一月之久。幸汪氏不为已甚，士群也算已显过颜色，最后洪田丢了厅长的饭碗，得以恢复自由。他的科长王春元则羁押在南京地方法院，也以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汪政权六年之中，汪周之间的不愉快，这是仅有的一次；而周李之间，感情却从此永难恢复。
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罗君强时常说:中国人的习性，有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分成两派，而他自已就犯准了这个毛病。在汪政权时代的周佛海左右，自以君强与他的关系为最深，而且也最得其宠信。他们是湖南同乡，还带着些世谊，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及毕业，就一直跟着佛海做事。佛海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时，他就是主任秘书。以后他的得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秘书、行政院秘书等职务，直接间接，都由于佛海的提携与嘘拂。至汪政权时期，君强尤其锋鋩毕露，由最早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而"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安徽省长"，以至最后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其他如"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税警总团副团长"等，兼职更不计其数，可谓显赫一时。他借佛海以自重，也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任何人想与佛海见面，一定要通过他的联系，否则他就会中伤破坏。当时佛海倒是真想搜罗一些人才，好好的做一些事。而以君强的狂妄、傲慢、偏狭，无形中不知替佛海得罪了多少人。佛海不是不知道他，无奈关系太深，过去信任又太专，虽有时对之厉声叱责，而卒之倚畀如故。他认为君强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是能干、廉洁，与对他忠实。君强的办事却很能干，做一样像一样，而且交托他一件事，总能表面上做得有声有色。至廉洁与忠实，也只能说佛海尚不失为一君子，所以很容易可欺以其方了。在君强最得意的时候，不免有些忘形，且以佛海与他，自比于清室中兴的曾左。但胜利以后，同押于南京老虎挢监狱时，时移势易，却一反平时之恭顺，竟至对佛海口出恶声，而且终至相见不交一语，这真是世态炎凉中最可怕的一例。
最早佛海的确并无想搞十人小组之事，当二十八年秋君强由港抵沪以后，初寓吕班路吕班公寓。是年八月杪，佛海由虹口江湾路三号迁往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指定君强与我同住比邻之六十号。君强那时，即日日向佛海进言，组织十人小组，以增加佛海之力量，佛海卒为之意动。实则君强是利用团体的力量，在佛海前增高其发言的地位。故二十八年先有罗君强、易次乾、耿嘉基、汪曼云、蔡洪田、张仲寰、周乐山、戴策、章正范、金雄白等十人结为金兰之谊。至翌年，君强认为原有组织份子的力量不够，又主张改组。他拟议的对象是梅思平、李士群与周学昌三人。但十人组织事实上为佛海之嫡系部属，佛海不欲使思平列入，改请他为顾问。而以其连襟王敏中叁加。李士群则以手中握有特工机构，是一个实力派，君强初意可以利用联为臂助。至于学昌则在西安事变时，已任陕西教育厅长，资历较深。故将第一次之小团体放弃，又另行改组，其名单为罗君强、李士群、周学昌、朱朴、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沈尔乔、王敏中与金雄白。君强虽是怂恿发起十人组织的人，也是他第一个破坏十人组织的人，任何政坛的怪状，本来只有利害，而无道义，上述的士人组织，彼此之间，本绝对没有什么情感可言。而且其中士群素有野心，无日不想独树一帜。他经君强拉拢，而欣然答应，在羽毛未丰之时，不过欲借佛海之实力，以达到其发展之目的。汪曼云则与士群交谊较好，形迹较密。戴英夫原为丁默邨的一系。朱朴与梅思平的交情，与佛海正在伯仲之间。至王敏中与沈尔乔则完全是思平一派。以这样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复杂的关系，与不相容的利害，其结果固然可想而知，不特不能为佛海之助，且成为佛海之累。照原来的计划，第一个十人小组组成之后，在职务上分任十部的次长，以为佛海的耳目。在策略上，汪政权中有任何动态，由佛海召集十人组织徵询意见，以定对策。而结果除了最初实行过几次外，以后也无形中冷淡了下来。
终汪政府之局，士群以亲周始，而以反周终，且卒为罗君强熊剑东合谋毒死。汪曼云因为既担任了"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为士群的副手，见周时也往往为士群代为解释，形成误会。蔡洪田则以个性的落落寡合，尤讨厌君强的飞扬拨扈，至受了一度软禁之后，尤其显得消极。戴英夫的加入十人组织，原意要在他口中知道丁默邨的动态，而更因他每有优缺空出，必向佛海絮聒要求，引起了佛海的反感。朱朴则后来郁郁不得志，卒离京赴平闲居。沈尔乔与王敏中，也始终不曾因十人组织而与佛海的感情能更进一步。仅沈尔乔自梅思平辞去浙江省长后，一度以"民政厅长"代理"省长"。敏中则由"教育部""内政部"次长而得到"江苏财政厅长"的好缺。能始终叁与佛海一部份机密的，仅有罗君强、周学昌与金雄白三人而已。以这样的缔盟，自然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又加着君强的专恣，因此非但未收团结之效，先启彼此倾轧之端。再举一个例来说:当第一个十人组织成立时，既预定于汪政权建立之日，各得一"次长"职位。而有一次十人组织在我与君强的寓所中商量汪政权建立后人事支配问题时，某人可当某部次长，都先有了一个拟议，独独没有定出周乐山担任什么职务。乐山当时问了一声:"我做什么呢?"君强面色很难看，厉声说:你最多能当一个"教育部司长"。这样弄得乐山太下不了台，别的弟兄当次长，而他只能当司长。几天以后，刚好由重庆在沪地下工作者的劝诱，乐山在报上发表反汪宣言，悄然搭轮来港。但一到香港，也就无人理睬。他写信给我又露悔意，我向佛海一再解释，得到了佛海的同意，又让他回沪。他与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班同学，又是十人结义弟兄，而最后君强当"安徽省长"时，乐山出任明光区专员，结果君强为要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竟活生生把乐山逼死。
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周佛海左右的十人组织，始终仅有形式，而且同床异梦，丝毫未曾发生过任何作用，以后甚至连聚商的形式也不再有了。在佛海的心理上，是未受其益，先受其累。其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罗君强应该负其全责，他既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他更想操纵这一个组织。其他的八个人都还无所谓，惟有李士群则与罗君强是同样抱有野心的人物，自不甘受君强的摆布。
最初士群的加入，系由君强一手拉拢，那时士群还不过是特工总部的副主任(主任是丁默邨)，而且还处处受制于默邨，双方磨擦得正不得开交。"警政部"他是"政务次长"，"部长"由佛海自兼，并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士群正苦羽毛未丰，不能不找一个有力靠山。除了汪氏，佛海是最具实力的人物，君强一说，自然就水到渠成。最初，君强几乎没一天晚上不到七十六号去，与士群有时密谈到深晚，有时以雀战来作消遣，双力之间，表面上融洽无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君强还拉着我同去。我所听到的谈话内容，不是各人炫耀过去的经历，就是商量如何为扩张势力、排除异己的策略，而想排挤的目标便是丁默邨。
君强此时真是出了全力向士群表示好爱，他先向十人组织个别疏通，在一次集会中，君强代表组织向佛海提出，要他培植干部，把"警政部长"的位置让给士群。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佛海怎么好意思说不让。不久，"行政院"会议中，佛海以无暇兼顾为辞，声请辞去"警政部长"兼职，并推荐士群继任。汪氏对佛海任何建议，一向言听计从，这一个提案也就照例被顺利通过。君强对士群的这一份人情是卖足了，士群也感到一时踌躇满志。罗李之间，也仅仅在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中，双方都表现得十分亲热。可是好景不常，不久情形就变，可能是士群为了见好佛海，向佛海献议，据宋子文掌财部时创办税警的旧例，成立税警团。他对佛海的说辞，以为佛海在政治上有着无比的潜势力，但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假如玩政治而不能掌握武力，无异筑层楼于沙土之上。而且，上海是汪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最重要地区，而又向无重兵驻防，要扼守这一个通向海口并控制南京的咽喉，需要有一支训练优良与武器精良的军队。论佛海当时的地位，他不可能自己拥有正式军队，正好宋子文替他开了一个先例，大可援用。佛海对此举，固然为之心动，委任士群来主持这一个计划。
但关键所在，不在汪氏而在日人，要实行这一个计划，首先必须取得日军的谅解。支持佛海的日本军人，有汪政权的军事最高顾问影佐祯昭，有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以及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大佐。佛海向日军交涉要成立税警团的理由，固然为了盐政的缉私问题，那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上海仅有公共租界(实际权力完全操在英人之手)与法租扞。英国在邓苟克港大撤退之后，正在戒惧德军越过英伦海峡对英伦本岛登陆作战。法国又已经全境沦亡，在德国卵翼下贝当元帅领导的维琪政府，正不遑自保。英法都无力东顾，日本人又久想进驻租界，以攫取储存在租界中的丰厚物资。佛海就针对了日本人这一个心理，他向日军提出的理由是，租界必须收回，而租界究为中国的领土，应该由汪政权出面交涉，交涉而英法不肯就范，则以武力进驻，成立税警团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收回租界的武力。所以税警团有成立的必要，而驻地应该在上海。日本人到底是容易欺骗的，更何况佛海更有人为之奥援，立刻得到了日军方面的同意，而且答应供给较其他"和平军"更新式更犀利的武器，人数也可以扩充到三万人以上，等于三个正规师的兵额。
士群的内心，则税警团表面上是佛海的武力，既然由他来主持，实际上就成为他自己的武力，于是派出了"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负责筹备，地址也选定了上海市陆家滨原由教会所办的清心女中为团本部，在短短一月馀的时间中，一切已将次就绪。正在士群再度踌躇满志的时侯，忽然遭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打击他的人就是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罗君强。君强看清了士群的心理，事实上，他也同样觊觎着这一支实力，于是向佛海进言，以为不宜以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关系不深了解不够的李士群，一旦太阿倒持，势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佛海初意还不想使士群过于难堪，迟疑不决而经不起君强的一再喋喋，终于通知士群把税警团的筹备责任，移交给君强。士群尽管心中万分不愿，但那时的力量还远不能与佛海抗争，只有俯首听命。忙乱多时，结果成为一场春梦!画虎不成，士群是恨透了佛海，也恨透了君强。
佛海自己兼了税警团团长，君强担任了副团长职务。除了向各地陆续招募新兵外，日军更以中条山作战中俘虏而来的一批国军精锐，移交给佛海，作为基本队伍，并供给了最精良的配备。复在南京丁家挢"中央党部"附近，成立了税警团干部训练班，营长以上，一律须先受训。我被拉去作了三个月的政治教官，讲授租界沿革、洋迳滨章程以及有关租界内各种必要知识。如此轰轰烈烈的干去，更使士群为之痛定思痛，而成为最后火拼的导火线。那时佛海又突然加委了熊剑东为副团长(熊于胜利后经政府收编，后在江北与共军作战阵亡)。剑东原是国军江苏常熟一带的游击队首领，作战勇悍，又是一个日本通，后被俘向士群投诚，而士群又不能加以重用，两人之间，本已时多龃龉。于是君强乘机把他拉了过来，推荐给佛海，就委任他为税警团的副团长。这一下使士群更如火上添油，从此各走极端，士群也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周佛海对李士群数年之中的尽力培植，而且把"警政部长"的位置相让，却抵不过一次税警团筹备工作的予夺。两人之间，从此划出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尤其士群对罗君强恨之入骨。不过那时士群头角初露，尚不敢对佛海公然反抗，仅在背后时常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士群知道佛海左右，有君强在，论疏不间亲之理，他终将不能成为佛海下面的第一红人。一方面他仍与佛海在表面上敷衍，而暗中却直接在密谋博取汪氏的欢心，尤其对陈璧君曲尽其联络的能事。一次陈璧君赴粤，士群部选取一批最新犀利的枪械，呈献她作为她的卫队佩带之用。士群的决心脱离周系而改入汪系，时机已渐趋成熟。但佛海为人比较率真，对于士群的暗中进行竟毫未觉察。
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记得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到南京颐和路一号罗君强家里去，会客室中正坐满了许多人，现在我只记得有周学昌在。一进门，就听到君强大声的谈笑，那天他显得兴致似乎特别好。他看见我进去，又放出了器小易盈的一副狂态，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不是来向我道喜?"
我却如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望着他。君强又说:"汪先生今天要我去谈话，决定成立"清乡督办公署"，我就是第一任的清乡督办。今后，我既是罗委员长(指他的边疆委员会职务)，又是罗督办了。哈哈┅┅哈哈┅┅"他的这一分得意，大有忘形之概!忽然，他又接着说:"我们正在起草督办公署的条例，你是法学家，来帮忙叁加一些意见吧!"
我一向讨厌他的迷于权位之思，唯唯地只随口敷衍了几句，就托辞引去。日军占领东南地区以后，其力量只能勉强保持几个重点，至于面与线，都是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日军为了本身的安全，故向汪氏提出建议，实行清乡办法，汪氏也正想把沦陷区军队的行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耽心苏北的共军已在坐大，此举正合他的意思，于是欣然予以接受。因为君强在办理税警，又是佛海的心腹，所以把这一项任命，内定落在君强身上。而君强又一向好大喜功，认为清乡可以表现他的能力，增高他的权势。无怪其如此地兴高采烈了!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并没有去问讯清乡的事。我只约略知道君强在全力进行，内部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兵力的布置，都经详细规划。在君强计划中的清乡机构，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
不久，我被派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我由沪搭机赴穗，住在爱群酒店，整天忙于开会、演讲与酬酢，对这一件不相干的事，已几乎完全忘记了。就在会期的最后二天，我突然接到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仅有"要事待商，会毕即返"八个大字。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大事发生。本来预定大会闭幕后，还有赴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许多节目，我担任着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按理需要叁加，但为君强来电的关系，我一等大会闭幕，就匆匆地搭机返沪，而且覆电告诉了君强的归期。事情也真不凑巧，飞机由广州降落台北，在机场午餐以后，再度起飞时，飞行还不到五分钟，发觉机件损坏，机身摇摇欲堕，幸而那时离机场还近，赶紧折回紧急降落，幸未出事。但是台北没有所需要的零件，要由东京运去，我们停留在台北两天之久。等我抵达上海时，君强已经去了南京。他留着信要我一到上海，当日搭车赴京，我也来不及稍息征尘，又冒着酷暑连夜赶去。
当君强见到我时，面色很沉重，把我在赴穗期内的一段发展详细告诉了我，最后要我表明态度，而且希望共筹对策。他的口吻并不像友谊的商酌，很有些咄咄逼人之势。我当时有些难过，也有些气愤，但我仍然压抑住我的冲动，还希望能够从中调解。
事情是这样的:当二十九年君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攘夺了李士群所发动所筹备的税警团以后，面子上既予士群以极大的难堪，实力上也给士群以无情的打击，士群是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君子报仇三年，虽然从此起与君强之间，早已形迹疏远，不相往返，但到底还没有发展到真正火拼的阶段。清乡的事，刚好给士群以一个反击最有利的机会。那时士群已经赢得了汪氏夫妇的信任。从汪氏那里，他也知道了清乡这一回事，于是向汪氏进言，认为清乡是汪政权建立后首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地区遍及汪政权统治下之苏浙皖三省全境，军力将牵涉所有的"和平军"，兹事体大，不宜大权旁落，过份信任别人。他建议改"清乡督办公署"为"清乡委员会"，由汪氏亲自主持其事。士群的话也的确言之成理，汪氏果然为他所说动。而士群进言的初意，目的仅在破坏君强，尚不敢存取而代之之意。不料汪氏既对士群既已存有好感，又经陈璧君的暗中相助，汪氏竟通知了君强，停止"清乡督办公署"的筹备，明令成立"清乡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分任副委员长，而以李士群担任秘书长，并且将秘书长办公处设在那时江苏省会的苏州，就近规划指挥封锁游击区以及进击游击区的军事行动。汪氏自然无暇兼顾，士群的实际权力，乃超过了"江苏省长"，而且又成为士群以后兼任"江苏省长"的资本。士群这一手的反击，与当年税警团的争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手就把君强打击得一败涂地。君强来电的所谓要事，原来仅仅是如此这般而已。
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士群那时还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纪，年少气盛，于志得意满之馀，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如仅以罗君强为磨擦的对象，或者还不至于有以后的结局，他以为时机成熟，更进而对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都展开正面攻击，树敌既多，而卒召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那时上海的报纸，一共有七家，即:日军直接经营的"新申报"；由日海军管制的新闻报(社长李思浩)与申报(社长陈彬和)；林系的"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周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社长袁殊，事实上是共党地下份子潜伏的机构，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总编辑鲁风，以及后为"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等，无一非中共人员)，以及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等。国民新闻由士群兼社长，而以胡兰成(前为林系人物，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后附李，现在日本)黄敬斋为副社长。胡兰成又兼主该报的笔政。而上述七家报纸中，周佛海却兼任了"平报""新中国报"与"国民新闻"三报的董事长。也竟然就在周佛海所担任董事长的"国民新闻"上，以社论毫不讳饰地猛烈攻击了周佛海与梅思平等如何生活腐化，如何措施不当。这无异掴了周佛海一记。
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士群还用长途电话给在南京的周佛海，说他在苏州，文章是胡兰成写的，事前他未曾过目，要求佛海谅解(而胡兰成则告诉别人，社论是陶希圣所留下的学生鞠远清写的，不过经他看过而发排)。佛海当时在言语上并没有追究到责任问题，仅轻轻悄悄地说，既然在报章上发现了攻击我的文字，我当然无颜再担任董事长了。
事态弄得很尴尬，但还并没有达到恶化的程度。而君强则认为士群已背叛了十人组织，背叛了佛海，他移花接木地把清乡的目标移到"国民新闻"的事件上去。希望十人组织中人对士群群起而攻。他要我提前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帮他一起干士群。我听了君强的长篇经过以后，我也看到他的剑拨弩张之状，我相信两虎相斗，最后必有一伤。我不忍见自相残杀的事情出现。因此我没有正面答覆他要我表明态度的话，我叹了一口气说:
"想不到这半月之中，还有这么多的不幸事件发生。士群的公开抨击周先生，使亲痛仇快，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但是我却发生了一个感想，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政府成立不过二年，而一切现象，何以酷似南明与洪杨的两个时代?大人先生们动不动高张盛筵，穷奢极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剧，继续至数昼夜，这样的粉饰太平，醇酒妇人，与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后，有什么不同?现在更索性发展到洪杨定鼎金陵以后，立刻展开了同室操戈的内讧，我不忍再见杨秀清与韦昌辉的事重演于今日!国难至此，我认为还是息事宁人，大家来调停和解吧!"
我的这一席话，自然不能为君强所接受，而且还疑我是偏袒着士群。
我在南京留了三天，又搭车回沪。车次苏州，我正坐着看报，忽然有人向我肩上一拍，我回头一看，却是士群，他向我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他与汪曼云正一起由苏州上车赴沪(汪曼云那时任"情报事务局"局长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为士群之助)。我随着他进入包房。方才坐定，士群板起面孔说:"好!我接到情报，你从广州一回来，就连日在君强家里闭门密商，将合而谋我，莫怪我不念弟兄之情，我要不客气的先对付你了。"
我耸了一下肩膀说:"假如有此事，做了也就无须隐瞒。但是我却可怜一个从事于特务工作的领袖，对近在咫尺的情报，尚且如此其误谬!"
士群又说:"假如你认为我的情报不确的话，那么，我倒愿意听听你对此事的态度与立场。"
我说:"我先愿意问问你，当年我们的十人组织，为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组织十弟兄的真意，在拥周原则之下，则我们是弟兄；不拥周，就回复到通常朋友的关系；假如有人反周，将是组织上的敌人了。你与君强斗，不应当以枪口移向周先生。没有他，你以一个重庆时代的中尉，何以能于数年之间，身登"部长"宝座?如此的不分恩怨，至少已使朋友寒心!这是我的态度，但我既没有对付你的力量，也不想卷入箕豆相煎的漩涡，能劝则劝，不能劝就置身事外，这不是我向你示弱，这是我自己应有的立场。"
士群想不到我说的话会如此其硬直，他反而放下了示威的态度，又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好!你没有被我吓倒，你倒不失为一个好汉。我并不想与周先生开火，只要他今后在金钱上放松些，我将仍如以前一样的拥护他。"
我说:"但国民新闻的社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
士群说:"事前我真没有看到，事后又已向周先生解释，我不负这个责任。"
我说:"我佩服你身为社长，倒推得一干二净。"
火车已经抵达了上海北站，我们也在彼此苦笑中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虽然这事并未影响到我的本身，但罗李双方之间，都以为我是左袒着对方，我很烦恼，烦恼处身于内讧的夹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