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铁路整顿，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那么也可以说，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对人民公社化的否定，也是对农业集体化的错误的否定。
农村改革这场斗争太激烈了! 1978年、1979年安徽刚开始搞包产到户时。中央那些总理、副总理级别的领导谁支持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是表示公开支持的。而公开反对的是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将军，老帅思想不通，不赞成，有的老帅在人代会上公开表示“不同意万里同志的包产到户”，并且要求把他的意见写在《简报》里。当时，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有几个支持的?屈指可数。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池必卿是一个，还有……大概也就是几个边远贫困的省份，还有广东任仲夷。江苏、浙江一带反对最坚决，江苏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竖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风”。中央各部委，农委、农业部的一些领导反对得最厉害。这也难怪，因为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明确的规定,“两个不许”;“三极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了宪法的。高包产到户是既违反宪法，又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规定的“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是顶着这么大的“二顶帽子”的，也难怪他们要反对。当时流行一句话，“领导要方向，群众要产量”。
群众为什么那么喜欢包产到户?因为政治上民主了，自由了，经济上实惠了。现在看来，包产到户那三句话“保证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应当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保证”“留够”，什么叫“足”，什么叫“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怎么保证?不确切。
农村过早地否定家庭经济，是不得民心的，搞集体化，搞穷过渡，严重脱离实际，对农民是个剥夺，农民不仅失去了种植自主权，自身劳动支配的自主权，而且，失去了产品支配权，种什么，怎样种，都要上面说了算。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甚至口粮吃多少斤，还要县里、省里来定。人民公社，集体化，使农民失去了自主权，事实上，成了“奴隶”。封建社会给地主当长工，还有个居住自主权，这家不行还可以另找门户。人民公社化，集体化不行，户口在他手里的，口粮在他手里，你哪里也去不了。广大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消极反抗，于是出现了农民大怠工，怠工了二十多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三年困难时期，上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教训是沉痛的!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具有生产、消费等多方面社会功能，他有凝聚力，有稳定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几千年来，家庭一直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农民没有集体化要求，硬是强制把他们发动起来，必然要造成极大的破坏。方向，毕竟不是现阶段农民的普遍要求，不了解农民，硬是把个别、少数农民的意见，自己主观想象的东西，强加给全国农民，这是个领导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不了解实际，个人说了，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没有不出问题的。我们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时，核心是支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化的否定，是对农业集体化的否定。
“要正确地对待农民”，我在1984年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正确对待农民，实际上是正确对待人民的问题。农村改革意义重大，我曾经说过: 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因为既要坚持公有制，又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嘛。农业生产以户营为主不能否定，至少现在不能否定。
（1994年8月14日，万里与《万里文选》编辑谈话，张广友记录，赵树凯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