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4）

我的文革（114）

 

（四十一）农民进城武斗了！

 

因为反文革势力为了将重新再起的造反派彻底打垮，他们煽动农民进城武斗。进入五月以后，全国各地农民进城武斗的事件越来越多，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为了制止武斗，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立即制止武斗》，说：“近来，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它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妨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影响和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秩序，破坏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坚决煞住这股歪风。”这篇社论没有说明当前武斗发生的原因和性质，而是仅仅描述了一些表象，采取掩饰和调和矛盾的做法，说武斗是“革命派和一些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甚至要求造反派“对一些受蒙蔽的同志，不应该歧视，不能侮辱，不能打击报复，不要动不动就把人家说成是‘逆流’，‘反扑’，‘老保翻天’。”仿佛现在的形势已是造反派占绝对优势，在欺压保守派了。其对保守派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当时的造反派仍然处于劣势。而且经过“一月革命”和“二月镇反”这样严酷的权力斗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解释为谁革命，谁保守之争，而真正是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如果“老保”翻了天，造反派就会再次成为“反革命”。这绝对是严酷的事实。反之，造反派成了气候，则那批旧当权派和保守派，大概率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如从前那样好过了。所以，这样不痛不痒的社论对制止武斗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青浦最早的农民进城武斗，如果不算“二·一七”砸“联司”那次，那要算五月二十七日这一次了。地点在县境内最西边的小镇金泽。那天，金泽公社的“红色”和“农革司”动员了大批农民冲进金泽镇殴打造反派。但这次武斗只是打伤了一些人，没有死人。所以这次武斗还只能算是“红色”的牛刀小试而已。从六月二日起，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在多地发生了。

六月二日那天上午，朱家角公社和朱家角镇的“红色”和“农革司”就在镇上大放空气，说要给“上工司”一方颜色看看。下午，他们通知朱家角公社各大队由大队党支部书记负责召集农民进城武斗。群众组织而能指挥大队党支部书记，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武斗真正的指挥者是公社党委。也正因为召集农民进城武斗是经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同意的，所以参加武斗的农民可以记工分、发补贴。不然，这笔钱从哪里开支？当天傍晚，准备武斗的农民完成集结后，等到天刚一黑，就开始进攻镇上造反派人数较多的黄酒酿造厂。他们冲进厂内打伤了三十来个造反派工人。为了防止县城造反派支援，他们在青朱公路两旁设下几百人的埋伏，并封锁了进镇的公路口。武斗发生后，当地驻军出面把武斗暂时止住。但是到了五日，“红色”和“农革司”又调集了二千多农民以臂上扎白毛巾或白布为标志，分头去砸了“工青联朱家角分站”、朱家角医院、朱家角粮管所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打伤了不少人，还顺手抢劫了不少物资。

同样在六月二日，青沪公路旁赵巷公社的方家窑小镇也发生了严重武斗。二日傍晚，赵巷公社的“红色”和“农革司”开始集结，到半夜十二点左右，分头袭击了“工青联赵巷分站”及数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绑架了七个基层造反派负责人。当地有所东方红中学，学生都是从市区来的，其中大部分参加了造反派。他们听到消息后就把指使绑架人的两个“红色”负责人抓了扣押在学校中，准备用来交换被绑架的造反派战友。三日下午，在支左部队的调解下双方都放了人。但是四日下午六时左右，“农革司”突然又集结了上千农民攻击东方红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是一座新建不久的三层大楼，单独建在田野中。学生们见农民突然从四处冲来将学校团团包围住，眼见无路可逃，就纷纷退守三楼并阻断楼梯以自保。围攻的农民见攻不上去，就用火攻。前后放了三次火。所幸这所大楼是钢筋水泥建造的，火没有烧起来。于是他们又改用二十四磅的大铁锤猛砸大楼的支柱，意图将大楼支柱砸断后大楼倒下摔死楼上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楼顶坚守了一天一夜，中间险情百出，大楼好几根支柱被砸到裸露出钢筋，到第二天下午才有支左部队来解围。参加武斗的农民最后虽然没有攻下大楼，但顺手将这些数以百计的学生放在宿舍内的衣物全都洗劫一空。

六月三日，青东地区重固公社的“红色”和“农革司”头头集中在公社办公楼上开会，策划武斗。而一批公社和单位的当权派则在旁鼓气。重固装卸队当权派周某某公开点名要“摆平”（当地土话，意为打死）十三个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晚上八点，他们电话通知各生产大队紧急集合农民，带上铁鎝、锄头等工具准备武斗。造反派得知消息为防被各个击破，纷纷集中到重固农业中学躲避。九时左右，“红色”和“农革司”已在重固镇外围集结了二千多人，然后在统一指挥下向农业中学冲击。农业中学根本没有防守设施，造反派在人数、武器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招架，许多人遭到农民肆意殴打。这次武斗，造反派被打的有数百人，其中重伤送上海医院救治的就有六十多个。内有一个在重固饭店工作的造反队员沈永兴，因头颅被锄头敲破，脑浆流出，抢救无效，成为青浦文革武斗第一个死亡的不幸者。

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农民进城武斗打死打伤造反派的事件，“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在六月十日发表了一份《就青浦县方家窑、朱家角、重固等地方反革命流血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历数近期发生的农民进城镇压造反派事件，以期引起全市人民的注意和支援。

六月二十四日，“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在县城剧院还召开了一次“死难烈士追悼会”，悼念在农民进城武斗中不幸死去的沈永兴，控诉“走资派”和“红色”、“农革司”的暴行。那天，全县造反派都派人来参加了会议，一千二百个座位的剧院全部坐满，很多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过道中和剧院门口的大堂里。我们单位的造反派能出席的几乎都去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沈永兴我们虽然不认识，但同为造反派的一员，对沈永兴遭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如此残忍对待都感到气愤，也为造反派一路以来几乎处处遭受打击的命运悲哀。

会议气氛庄严肃穆，由“工青联”负责人陈为柏主持。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是市区下放到青浦的市属厂上海铁床厂的工人。我一边听着他操着常州口音念发言稿，一边望着主席台上白纸黑字写的的横额和两旁的对联沉思。横额是“沈永兴烈士追悼会”，对联是：“因坚持真理献身永垂不朽，为革命事业而死重如泰山”。陈为柏在发言中说“沈永兴烈士是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的，他的死重于泰山。”“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承烈士意志，不怕牺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我心中却在想，像这种在武斗中而死的人能称为“烈士”吗？官方会承认吗？我很怀疑。还有，这个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去为它牺牲呢？这条路线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虽然，我对刘少奇所代表的“资反路线”和旧的中共统治制度感到厌恶，但对于这次文化大革命，自它发动以来的许多作为，更让我反感甚至感到可怕。我早就觉得这条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极端，为了革资产阶级的命，它几乎不择手段。我可以不计较抄家这些事，光从“破四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许多文物、典藉的被破坏，大批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被侮辱，逼得自杀，就深感他们干的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的勾当。“红八月”红卫兵杀人如杀鸡，却丝毫不受惩罚，反而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称是天生的“红色江山接班人”，要把这种阶级、家庭的特权优势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我们今天拼了生命危险也要去捍卫的社会吗？我想，就我本人的立场来说我是决不愿意的！

我又想：今天我们造反派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因为觉得毛泽东的路线正确，刘少奇的路线错误，归根结底是中共多年统治累积的怨恨的一次大爆发。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起批判资反路线，在他而言不过是要利用造反派群众；在造反派群众言，是毛泽东提供了他们一个合法宣泄对中共官僚不满的机会。要是中共的统治是比较合理的、宽容的，造反派本不会造反。造反派造反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实际上他们的诉求与这个所谓的“革命路线”格格不入。

此外，造反派虽然好像很有独立造反的精神，但实际上他们不能越出毛泽东规定的“雷池”半步。越出了，就是反革命。而“二月逆流”的发生也证明了毛泽东对造反派并不真的信任，反而是抱有深深的怀疑的。现在我们又起来造反，其实也只是希望通过造反来甩掉“二月逆流”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那顶“反革命”帽子，如此而已。所以，若真要说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不惜献身的，恐怕除了头脑简单的学生，很少人这样愚蠢。文革前，“革命”二字对我还有一点崇高感，但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学生们揭露出来的一大批所谓的“老革命”见不得人的肮脏事，不仅打破了装饰在这些“革命家”头上迷惑人的光环，也让我认识到了以“革命”名义进行的许多罪恶。

陈为柏发言结束后，又有一个重固造反派的人上台介绍沈永兴的平生。其实沈永兴的平生平平无奇，他只是一个饮食店的员工，普通的造反队队员。那天他正在店内工作，突然听到大批农民冲到镇上来了，就丢下工作到事先约定的农业中学躲避，不想就此丧命。因此，我一方面对死者年纪轻轻就死了感到惋惜，同时也觉得他死的太不值了。无论如何，就是给他再大的荣誉，说他是烈士也好，死得重于泰山也好，他也不能起而复生了。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棵草，即使卑微无奇，但只要有生命它就是鲜活的；现在无端被人拦腰一刀砍断，它倒下了，然后枯萎了，不久就会化成泥尘。再过若干时间，恐怕再也无人能记起这里曾经有一棵树，有一株草。

我还想，他死之后他的家人怎么办呢？“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他这个年纪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家中的顶梁柱，现在突然没有了，让生者怎么受得了？如果他父母还健在的话，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我想起以前读过的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是啊，杀之何咎？难道就因为他参加了造反派就要杀他？做父母的要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的不易！现在却一下就突然死了。在这些发动武斗的人眼中，一个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轻贱？想到这里，我告诉自己：无论是去打人家还是被人打，参加武斗都是愚蠢的行为。一个人一定要保持理智，无论有多么动听崇高的理由，都不能冲动去冒险。以后若碰上武斗的场面，一定要设法避开。在这乱世，要见机行事，明哲保身，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那天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单位宿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农民进城武斗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全国性的现象。这就表明这件事的发生与“二月逆流”一样，是有人在统一指挥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军委十条”下达以后，全国才出现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这样的事呢？我以为这也是有原因的。

据我分析，“一月革命”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使绝大多数老当权派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保守势力，与毛泽东文革派以及造反派，在权力问题上产生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二月逆流”时，反文革势力原本是寄望趁解放军“支左”的机会，一举将造反派彻底消灭的。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造反派没了，文革也就搞不下去了，可以迫使毛泽东改变文革路线。这个愿望当时基本上也是实现了的。但是，四月初《军委十条》一出，被捕的造反派头头纷纷出狱，造反派队伍从新拉起来，情况又恢复到“二月逆流”前。此时军队不便再公开出面镇压，而单靠保守派的力量却已很难压制造反派并将造反派打垮，于是他们想起了利用无知、贪图小利的农民，利用农民力量的优势，诱使农民进城武斗，用武力将造反派消灭掉。由于造反派大多集中在城镇中。于是反文革势力就如当年共产党打国民党那样，利用占据农村的优势，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逐点逐点地用武力将造反派据守的城镇吃掉。这就是四、五月以后才出现大规模农民进城武斗的原因。我又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经过几个阶段的斗争以后，进入武斗阶段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文革势力既然靠政治斗争无法取胜，那么用战争——即武斗来争取胜利就是必然的手段了。

不过，动员农民进城武斗这件事单靠当权派和保守派还是很难办成的。因为如果“支左”军队不同意农民进城武斗，军队可以派兵阻拦。所以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背后仍然有军队暗中支持的因素。后来我看到广西等地文革的资料，证实当地组织农民进城武斗的策划者果然就是军队，尤其是地方武装部。当然，如果连农民也打不垮造反派，那就只能由军队再度出场镇压了。到那个时侯，实际上就是军队与毛泽东公开决裂了。后来有许多地方，如武汉、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等地，就是由军队公开、半公开配合保守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