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479） 三个小本

【过不多久，托运的行李到了，大大小小共有十几个木箱。校领导派了几名高中学生来帮我搬运。有只箱子在楼底下流出浑浊的水，并且发出恶臭。打开一看，原来是我在北大荒自留地里收获的土豆烂了。东北气温低，这边气温高，一冻一化，土豆就保不住了。幸亏没往楼上搬，否则我得把整个楼道都冲洗一遍。说来寒酸，我在北大荒呆了14年，本是光棍一条，最后演变为一家四口，却没有什么底子。破家烂什，大凡能带的都尽量带上路，舍不得扔掉，尤其是粮食。不过现在看来，此举倒也不无先见之明。

那时要在城市里落脚，绝对不可缺少三个小本：户口本、粮本和副食品供应本。我却迟迟不能领到，因为转妻的关系受阻。农场被部队接管以后，改为兵团编制。文燕不是干部，是军务股开的介绍信，而农场又被视为农村地区，非干部是不能转为城市户口的。我本以为千里迢迢调到西安来，都已经拿到住房钥匙，应该算万事大吉了，谁知却被这一条死死卡住。我参军以后，因为上了华东军大，很早就属于干部编制，但在北大荒也和其他农工一样扛麻包、干农活，从未觉得这个身份有多大好处，没想到居然是跨越城乡差别的一个必要条件。

陈君委托老杜陪我跑这件事。我俩去了多个政府机关，均由老杜以支左人员身份找该单位支左的军人接洽，花了很多时间，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文燕性格倔强，感觉受到屈辱，因而产生怨言，并且丧失信心。她说真没有办法，我们就到农村去租个房子，或者回四川投靠其兄姐。后面这条路实属天方夜谈，哪有好端端地把自己从国营农场职工弄成无业游民的？再说她兄姐也不是解放前她爹那样的大地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哪有能力收留我们一家四口？

学校领导给我方便，说这阶段你无须上班，专门跑三个小本吧。不过我能听出后面的潜台词：你要是搞不到这三个小本，也就不用来上班了。从北郊到南郊，来回一趟有25公里，骑着那辆又笨又重的孔雀牌自行车是挺累的。我经常早出晚归，无功而返，回来还要听妻子的埋怨，所以情绪也不高，有时不免发生口角。想当初我们离开农场时曾经多么欢喜，如今呆在“西安的北大荒”竟如此恓惶，这其中的人生况味真是一言难尽！

文燕开始怀疑陈君不想管我们了，但我还是为他辩护，说他工作太忙，很难找得到。他把我们从北大荒调出来，已经功德无量，我不能够怀疑他。怀疑他就意味着怀疑人生，除了导致精神崩溃外，产生不了任何积极作用。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陈君是我们的终极依靠。我必须无条件地信任他，就像虔诚的基督徒信任耶稣一样：无论自己过得多倒霉，也要坚决抵制“上帝已经抛弃我们”的念头。

然而问题仍然躲不过去。我和老杜尝试了所有途径，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杜也没辙了，领着我重进雁塔路8号院。这是省委领导住的地方，陈君乃首长秘书，故而有资格住在里面——光凭“综合组组长”的头衔，他还不够级别。

大院门口有军人站岗，进去要先登记，检查证件。陈君住的是平房，但很宽敞，由好几间套在一起，其中一间是办公室。他正在用铅笔为某位原省级领导起草解放报告，见我们进来，便放下手头的工作。老杜向他汇报了落户口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陈君听完后，告诉他下一步该去找谁，他自己也准备跟谁打招呼。他看出我为此事而着急，我为了不给他增添麻烦，甚至提出必要时可将妻暂时安置在郊区农村。陈君则显得很沉静，宽慰我说：问题肯定能解决，只是要花些时间，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这件事一直拖到73年元旦后，总共花了100来天，才把妻子的户口最终落上。我们申诉的理由为：她不是普通的兵团战士，而是文工队员。她在文工队被评为文艺补助级，相当于预备干部。这个级别不常见，加上文工队后来解散，文燕下放到生产队，所以没人再把它当回事。谁知现在却成了救命稻草，为她的干部身份提供了有力证据。她在生产队又当过几年教师，也说明曾被视为干部使用。不管怎样，陈君终于靠着这点少得可怜的材料，把事情办成了。

当我领到印刷质量平平的三个小本，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不言而喻的。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吃从北大荒带来的面粉、碴子和豆油，文燕的二姐又从四川寄来一罐猪油。北大荒的粮食确实好，有来串门的老师看到我们的碴子粥，说颜色“撩咋咧”，问在哪里能够买到。最后十天，库存耗尽，我只好借同事的粮本去买粮，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世界上固然只有一个中国，但农村和城市却是里面两个截然不同的王国，我要是早知道移民如此艰难，恐怕不会有勇气离开北大荒了。

如今总算拿到自己的三个小本，可以扬眉吐气过日子了。那时大米是定量供应的，由于几个月没有消耗过定量，我到粮店一次就买了100斤，然后使出在北大荒练就的功夫，一口气扛上四层楼，邻居见了都夸我有劲。】

2025-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