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静: 青海劳教4年, 妈妈回家不敢半句怨言
原题
我对母亲的忏悔
（外一篇）
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如今，我亦老年，好几次在半夜醒来，脑子里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母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就是在她被无辜劳教，三十年后才寄来一纸平反书时，母亲也没有说过一句怨言。那时的母亲已经进入晚年，她的一生很快就要结束，人间十八般苦难她都尝遍，然而，她依然是默默无语。
那天，母亲拿着那张没有一点分量的纸头，弱弱地递给我说：“这是刚寄来的平反书。”后面就没有话了，只是卑微地望着我。
当时的我，每天被工作和家务缠绕着，身心俱疲，都没有好好思索，只匆匆看了一眼，就还给母亲，带着我也受着压制的委屈说：“现在平反还有什么用？一切都结束了。”
1985年上海公安局寄给母亲的平反书
但是，母亲当时的卑微和懦弱的神情，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今天想起来就阵阵心疼。母亲是被摧毁了，而我也差点被摧毁。迟到的平反书对于苍老的母亲，和许多同样苍老、或者已经去世的冤魂，已经失去价值。
当时的我全然没有想到，虽然这张平反书，在社会上毫无用处，谁会再想起一个退休的微不足道的家属工，谁会重视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底层老人？但我是她的女儿，我应该为母亲庆祝一下，至少让她感受到还有子女的祝福，还有家庭的温暖，还有子女在重视她。起码在母亲即将离开人世的前夕，让母亲体会到在子女的眼里，她那几年劳教是被侮辱的，是被冤屈的，是无辜被加害的，她没有罪恶！现在平反了，母亲是清白的，母亲不是坏人，让她卸掉几十年的压力，也高兴一下。
可那时的人们每天穷忙，没有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牢牢地拴着你，人情往来稀薄，穷人没有聚会。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也不记得母亲的生日，母亲也从来不提她的生日。我和母亲从小就分分合合，上山下乡我又离开母亲十四年……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我自责，我心痛断肠！我没有趁母亲还在人世，趁她被平反的时候，为她开一席欢乐的家宴，尽尽子女的孝心。如今有了条件，却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再没有机会为母亲开家宴，为她庆贺一个生日，庆贺她获得清白，让她高兴。
可怜的母亲，她不敢为自己争取一点小小的权利，不敢申辩一句。她是无辜被冤枉被强制，被戴上罪人的帽子，还祸及子女，那不是她的错呀！
今早醒来，身子还软软的，外婆的一句话却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骗子，大骗子！”那是我要去内蒙古军垦之前，去和外婆告别，外婆说的一句话。那时，我的亲弟，从小是外婆养大，百般疼爱的弟弟，已经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插队。如今，我也要离开外婆。外婆立刻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骂道：“我的外甥被骗走了，外甥女也留不住……”
我吃惊地望着外婆，搞不懂外婆的骂是什么意思，那时的我还处在混沌之中。但我记住了当时的场景：在那间低矮幽暗已近百年的旧居里，外婆老泪纵横地哭着骂着。
如今回想起来，不由我佩服外婆。外婆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经历过许多世事的跌宕起伏，她已经看透，这声骂是她的总结，是她的亲身体验，是一个老人最准确的判断。虽然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根据自己眼见的事实在说话，她敢说敢骂，她的精神没有被毁灭，她比我母亲强悍。
还在抗日期间外公意外死亡，外婆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打拼。她给人家浆洗衣服，做些小买卖，起早贪黑，拼命劳作，撑着这个家。虽然辛苦，但勤劳就能挣来钱，还有了点小积蓄……
但过分的劳作伤害了外婆的身体。外婆的小腿上有大块黑紫僵硬的死肉，隔三差五的就会发痒，痒得钻心，要使劲搓揉抓挠，挤出鲜血才能止痒。两只手掌的大鱼际，也是僵硬黑紫的死肉。外婆说那是在冬天，她长时间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小腿受冻，两手泡在冷水里也受冻，落下的残疾。但外婆没有一句埋怨，外婆是个刚强的女人。
外婆骂日本鬼子，她在上海的街上看见站岗的日本人就绕着走。日本人要行人给他们鞠躬，外婆不肯弯下这个腰，宁肯多走路。可日本人看见绕道的外婆就举起枪，吆喝外婆过去。外婆无奈，只好过去，结果被鬼子扇了一个大巴掌，这个大巴掌外婆一直记着。外婆还说她和外公的房子就是被鬼子的飞机炸掉的，害得她后来只好租房子住。
外婆讲她的房东是个“红头阿三”（旧上海时期，很多印度人充当了外国租界里的巡警和交警，头上裹缠红布，上海人就叫他们“红头阿三”）。“红头阿三”看上了外婆，外婆却瞧不起“红头阿三”，给他冷脸不搭理他。“红头阿三”就报复外婆把水龙头停水，让外婆洗不了衣服。外婆也不屈服，而是搬家离开这个“红头阿三”，外婆敢爱敢恨。
外婆最骄傲的是，她在上海回舟山娘家探亲，总要带上许多礼物，有糖果糕点、花布毛线、香皂雪花膏等，给舟山娘家老少都有礼物。外婆说她不弱于男人，她勤劳节俭，能把一个家撑住。解放后外婆定居舟山，我还记得每天早上外婆给高龄的太婆梳头敲背……可我和弟弟都被下乡，没有给外婆尽到一点孝心，连外婆临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还在上海解放战争时为逃避战乱，外婆不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台湾，宁肯回到舟山娘家定居，伺候太婆几年直到送终。后来实行户口限制，再没回上海。为生计在舟山开家小店，可后来的小店被公私合营。外婆有老有小，无法去上班，只拿到很少的一点赔偿金，小店被充公。外婆从此只好靠舅舅不多的生活费，和在上海挣来的一点积蓄，卖掉自己的首饰等来维持生活……和外婆相比，母亲的懦弱，是我心里永远的疼痛！我始终不解，母亲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母亲在青海教养四年后，释放回到外婆家，看到我和姐姐都已失学，姐姐已经在码头搬砖打工。母亲不甘心再耽误我的前程，就想法送我去乡下中学读书（因为出身问题我不能在城里读书），母亲没钱就卖血帮我交学费和住宿费……在我上初三时，母亲还专程去拜见校长，这件事她没有对我细说。我想，母亲一定是去询问我毕业能否升学？我想校长也会直接告诉母亲，上面指示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能上大学，母亲是多么失望。
接着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几年后又因为出身，我的初恋被夭折。弟弟去黑龙江插队，我还要去内蒙古军垦。姐姐已经嫁给也是搬运工的姐夫。母亲的三个孩子，一个临时工，二个是知青，全都离开她，没有了希望。
现在的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寄托美好的希望，倾尽全力要让孩子有出息。可那时我的母亲，她是怎样的失望？她的孩子都是脸上刺字的贱民，她只有沉默。她的心在怎样的痛哭？她从不骂我们一句，也不强制我们做什么，她觉的是她害了我们。她把罪过都加到自己身上，她在我们面前是那样卑微，觉得对不起我们。而我却在母亲离开以后才渐渐醒悟，这一切不是母亲的过错！她没有错！是我淡漠母亲，是我对不起母亲，这是我无法弥补的忏悔！
而且，我以前也没有关心过，母亲在青海被劳教的几年是怎样度过的？母亲自己也是极少提起。我只记得母亲说过她在青海，零下几十度的冬天，被管教人员派到收割后冰冻的田野里，抱着一个饭盒蹲在地上，捡拾遗落在地里的黄豆。西北的寒风刀割一般，手脚冻得生疼，手指僵硬得捡拾不起那粒小小的黄豆。母亲说她蹲在地上抱着饭盒只会哭泣……
文革时，母亲被当做批判的靶子，每天不是写交代就是被拉出去批斗……母亲也不敢说一句怨恨的话，只是在万分痛苦的时候揪自己的头发。那是在半夜一遍遍写交代的时候，我醒来看见趴在破桌子上写交代的母亲，只会在心里暗暗伤心，却没有走过去抱抱母亲，安慰她。现在我多想抱抱她，把我的温暖给她，说出我心中的愧疚，请求母亲的原谅，可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如今我也身处晚年。每当我走到蓝天下，走到海边，望着葱绿的远山，呼吸着海边清新的空气，感觉心灵释放时，不禁又会想起我的母亲。那时我还在上班，下班后匆匆赶到养老院看望母亲，扶着走路已经不太稳当的母亲，陪她到外面散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她，我还要赶末班车，不能耽误第二天上班。我要送母亲回房间时，母亲拄着拐杖仰望着蓝天，依依不舍地说外面真舒服，空气真好，蓝天真美，还有晚霞……她不好意思地望着我，谦恭地要求我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
如今我也老了，才体会到母亲那微小的请求，对她来说是多么珍贵！那是她人生最后的一点请求，在蓝天下多站一会儿，多望望辽阔的蓝天，多看看美丽的大自然，我却没有时间多陪她。她当时的神情是带着微笑，像个小孩子一样，痴痴地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夕阳下的晚霞，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如今我的忏悔有什么用？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再也不能述说衷肠，再也不能陪她观看晚霞……在天之灵的母亲啊，您知道女儿今日的忏悔吗？
母亲从来没有教育我们仇恨，也不说一句怨恨的话，她的一生就是默默的承受。直到晚年的孤独实在难以承受，她就悄悄地断食，结束了自己。
今日半夜醒来，夜深人静，我又睡不着。窗外台风在呼号，我又苦苦思索，为什么母亲对自己的冤屈一直保持沉默？我也剖析自己，叩问世界，突然有所醒悟，是伟大正确的口号长期响彻在上空，是洗脑的教化，使这个用阶级斗争的观念被泼上污水的家庭，使我淡化了家庭的概念，也使母亲只能卑微沉默。
后来，长期被压在最底层、众矢之的母亲，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嫁给一个又黑又丑，就像巴黎圣母院里那个丑陋的敲钟人的文盲继父（继父是个老实的好人，我没有贬低继父的意思，只是讲实话）。对这个低下贫穷又不是原生的家庭，我和弟弟无意之间有了抱怨和淡漠。以至当大批知青都返城回家时，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而母亲看到人家的孩子都陆续回家，她的孩子却迟迟不归，她又是沉默。她没有呼唤我们回去，但她的心一定在流泪。（后来我在农场实在走投无路，才在1985年回到舟山。）是所谓革命的排斥，是无辜强加于她的罪责，把一个在30年代卷起个小包袱，也想偷偷跑去延安闹革命的上海女学生，打成坏分子（外婆说是她夺下母亲的小包袱，把她关在家里，才没有去成延安）。
一个女人被打成坏分子，社会该多么鄙夷她，母亲只好缄口不语，只有沉默。母亲要走近我们的脚步被滞住，母亲要贴近我们的心灵被压抑，她有口难辩。同样，我们不经意间的抱怨和冷漠，母女的感情也被亵渎，我们有意无意地一直在伤害母亲。今天，当我意识到这些，却再也没有机会让我改正，唯有忏悔痛心！我有愧母亲，我是不孝子孙！
我记得母亲曾说过她经常在梦里哭醒，那是苦难生活的烙印无法消除。就像现在的我，不由自主地会冒出一些悲伤的回忆，也时常会做一些不想做的噩梦，那是烙印在心灵深处的伤痕，难以抹掉……
外一篇
母亲的清白
社会变迁，家人稀落，我只晓得祖居上海。曾祖父叫张登贤，是清末举人，他的座右铭是“练文习武，忠君报国”。
祖父叫张仲甫，追随三民主义，曾在“三民新闻社”任职。父亲三岁时，祖父被人枪杀在家门口。
上海人管祖母的妹妹叫姨婆，听姨婆说：“张家的男人都不务家业，热心救国在外奔忙，常不归家。你祖母要操持家业，要担忧家人的安危，积忧成疾而亡。她特喜欢孩子，家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她，叫她好好姆妈。”
父亲只留给我一个名字: 张怡静。这是他给我的全部的爱，希望我一生能怡乐安静。
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上街看到受冻的老人，他会脱下身上的大衣披到老人身上。碰到到小乞丐，他会掏尽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们。每天晚上他会把小小的我洗干净，坐在床头哄我入睡，然后再去伏案工作。对家里的佣人也从不呵斥，还办免费夜校为穷人扫盲。他上的是教会学校，宗旨行善。
母亲说本来家具已经搬上去台湾的轮船，因外婆不肯离开上海，母亲不忍丢下寡居的外婆，也要留下。结果父亲舍不下妻女，决定留在上海，因此丧命，时年父亲才29岁！
我三岁失怙，但我思念父亲，自我懂事以后就把父亲的照片藏在身边。可是文革那年，母亲被运动搞得非常恐慌，把照片全部烧毁，一张没有留下。如今我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但照片上戴着金丝眼镜，和善面容的父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是1952年7月去自首的，他说历史问题交代清楚就行，没有死罪。他曾经在上海电报大楼供职，算是伪政府的高职吧。谁知这就是诀别。从此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此失踪。上海的姨婆曾让家人在上海七个公审大会上四处寻找，均不见父亲身影。
此间，上海的房产、厂房、学校均被没收，母亲才24岁。弟弟八个月，我三岁，姐姐五岁，在当时的高压下，一家孤儿寡母唯有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外婆曾拎着父亲的几件换洗衣服，去提篮桥监狱探监，结果衣服被丢出来，回答是一声呵斥：“此人死啦！”父亲的死，没有一纸通知，不知死在何时？不知怎样死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去问单位，也说被镇压了，从此母亲再不敢提起此事。
母亲是反革命家属，遇到的都是愤怒的眼光，她只能低头。（当时的肃反运动死个反革命无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打死人也是不用偿命的。）父亲从此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是我一生的思念! 我爱父亲，我相信父亲是个好人，我为父亲喊冤 。
父亲走后，家就靠母亲来支撑。当时父母在北方工作，一家五口加上保姆，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刹那间天崩地裂。父亲走了，保姆辞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又要上班。她只好把在舟山娘家的外婆叫来北方，把我和弟弟带去舟山抚养。母亲在火车站送走我们的那天，哭得抱着电线杆直撞头，一家人只剩下她和五岁的大女儿，她恐慌又揪心，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凄惨的哭声引得周围一群旅客关心询问，可是母亲睁着泪汪汪的眼睛，说不出一句话。
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嗓音很好爱唱歌，被单位宣传队看上，叫她参加宣传队排练节目。因为经常演出，母亲拍了不少剧照，可是在文革那年都被她烧掉，一张没有留下……虽然在政治的高压下，母亲是个被排挤的小角色，但男人们的眼睛却围着她转。解放初期的妇女大都没有文化，许多长官的老婆都是包办婚姻许配的小脚女人。在这些女人的眼里，母亲就是祸水。
有个科长和母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难免有闲话。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老远就看见掂着小脚的科长老婆手提菜刀站在我家门口，吓得母亲不敢回家。当时的母亲并不想改嫁，她一心想回到生她养她的上海，她知道再也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疼爱她的男人。在北方，孤儿寡母的日子使她终日提心吊胆，终于她辞退工作回到上海，谁知在上海等待她的又是一场噩梦。那时的上海还有私立技校，母亲为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去上学，遇到个还在开办私立工厂，并兼当教师的男人，姓郁。
母亲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人，很单纯，没有政治头脑。外婆只有她一个女儿，外公在时家境不错，从小宠爱她。父亲也宠爱母亲，他们是自由恋爱，母亲是在父亲办的夜校认识他的。嫁给父亲后，父亲对她百般呵护……父亲突然走了，母亲天塌一般，她不知今后该怎么办？她不知再嫁人要有政治的庇护，她对越来越惨烈的政治空气一点不敏感。当时的上海正在取缔私营公司和地下工厂，母亲却认为找个有技术的男人，就可以帮着养活她的孩子，就与郁结了婚。
谁知早有人盯着他们，婚后没几天，母亲与郁一同被抓，被塞进闷罐车，押往大西北劳动教养。那是1958年（上海正在搞运动，将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建设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母亲却认为是郁害了她，在教养所和郁解除了婚姻。
我想母亲在教养所一定受尽了非人的凌辱，回家后她缄默闭口，一字不提在西北被强迫劳教的事情。几年残酷的劳教使母亲一蹶不振，从此更加卑微屈从，把自己归零，一切听从外婆的安排。
那时的舟山还是个与大陆隔离的海岛，没有电灯和自来水，闭塞落后。外婆买了架缝纫机，叫母亲坐在街头缝补为生。母亲漂亮文雅，又是上海女人，在街头一坐，引来不少闲散男人。母亲不会缝纫，为了生活只好硬着头皮操作，又要应付那些男人的干扰，回家就和外婆哭泣，不愿干那街头的行当。外婆无奈，又托人去找需要保姆的人家，让母亲去当保姆。男主人是镇干部，有二个孩子在上学，母亲有文化讲卫生，还能辅导小孩学习，男主人很满意。可是女主人不高兴，还吃醋，嫌弃保姆比她漂亮还有文化，母亲只好回家。
后来，母亲被教养的事情再瞒不住，更招来周围的非议，有亲戚怕受连累也开始疏远我们。母亲只好出去打工、晒鱼鲞、给人洗衣服……终究不是长计。外婆一年年老下去，担心自己死后我母亲连个家也没有，就逼她改嫁。可是一个被教养过的女人，背着两大政治包袱，又带着三个孩子，谁敢娶她？那时我刚上中学，听得母亲经常和外婆哭闹，还常常跑去海边呆呆地坐着。
一天，我偷看到母亲的日记上写着想跳海自杀，我好害怕失去母亲，哭跪在母亲面前乞求她别抛下我们……那天，我和母亲和外婆抱作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外婆开始积极托人给母亲找男人，条件是：出身好，人老实，有单位就行，什么文化，长相和年龄一概不挑剔。
那年夏天，我在乡下的中学，母亲来信说你放假不要再去定海外婆家，来妈这里吧，妈改嫁了。那天，当我徒步走到母亲说的勾山乡，走进一间租来的民房时，看到一个黑丑驼背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眯着小眼睛望着我笑。母亲不好意思地叫我喊他阿爸，我尴尬地站着，终究没有喊出口。我跑出门外，躲在一角，为母亲嫁给这样一个黑丑又没有文化的男人痛哭一场。
从此，母亲给我改姓继父的姓，因为继父是贫农出身，母亲想让我今后有出路。可是血统论使我脱离不掉这个狗崽子的烙印，我血管里流淌的血不是贫下中农的血液，就是低贱的狗崽子。
继父憨厚老实，从不欺负人，母亲和继父又生下一女。继父在公司门岗工作，工资很低。为生计母亲去做家属工，站在高高的船架上日晒雨淋地拿着榔头敲铁锈。那时我已经从内蒙军垦调到汉沽农场，探亲回来看到母亲破衣烂衫，满身铁屑，晒得像个黑人，咧着一口白牙冲我笑，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但令我更痛苦的是母亲的精神已经被彻底摧残。文革开始，母亲就成了靶子被批斗，并责她一遍遍写交代。人说时间是治疗伤口的良药，可造反派却每天逼迫她，要写清楚那些说不清、又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无疑是往母亲的伤口撒盐……写交代开头首先要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结果，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多年，母亲给我写信仍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开头。每次拆开这样的信，我的心就痛得发抖。我回信说文革已经结束，母亲可以不用再写万万岁。可母亲还是要写上伟大万岁，母亲的灵魂已经匍匐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晚年，母亲开始信奉那些渔民家属，她们大多数是当年批斗过母亲的造反派，大都是文盲。她们说母亲罪孽深重，要向菩萨赎罪，母亲就和她们一起穿上黑袍，去烧香拜佛，去过十桥，不顾身体虚弱也吃素打坐，渐行渐远，任我说破嘴皮也拉不回她的痴迷。
被异化的母亲，开始受到家属们的接纳，不再歧视她。母亲每天阅读经书，家中经书成堆。家属们念经遇到不认识的字，就上门来讨教。谁家有丧事母亲就去陪丧，念经，送丧礼，家属们开始对母亲有了几分敬意，母亲似乎得到安慰，与她们彻底同化。后来，在我下岗去宁波打工时，母亲坐禅，断食身亡。
当我得知噩耗，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家属们为她念经三天三夜，她们说如果母亲在阴间得道升天，就会庇护她们。看我不领悟，她们还解释说，你母亲如果在阴间做了官，就象公司的领导，可以保佑她们的家人升官发财。我哀从心来，愚昧杀人！母亲是被愚昧包围殁害……
那天正好是九月重阳的傍晚，我一个人走在公园里，自责没有呵护好母亲。想到双亲临终时都没能见上一面，心痛如绞，涕泪交加，竟忘了迈台阶，一下摔倒在地，我干脆坐在地上痛哭失声。好心的路人围过来看我脚腕扭伤，肿的像馒头，帮我叫来三轮车，其实我痛在心里。
母亲的教养问题终在三十年后的1985年，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寄来一份薄薄的纸函说：“母亲的劳教经复查是不妥，现撤销对母亲的劳教处分。”三十年后的一句不妥，一张薄纸，就是母亲的平反。可母亲的一生已经毁了，何以纠正？何以还她一生的清白？
后记：我买过一本《非正常死亡》的书，1986年出版的。上面记载了十几位被文革残害致死的作家、演员、体坛健将、钢琴家等。其中有老舍、傅雷、杨朔、赵树理、顾圣婴、荣国团等。他们投湖、上吊、跳楼、喝药，不堪受辱，被迫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人说一个人的遭遇是悲剧，许多人的遭遇就是历史。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