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3）

我的文革（113）

 

自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青浦也来了“支左”部队。听说就是“佘山部队”派来的。佘山，是一座坐落在松江县境内的小山，高不过百公尺左右，离青浦县城只有三四公里。因为山顶建有中国现代意义的第一座天文台，还有一座在整个远东地区都具有崇高地位的天主教圣母大教堂，在上海地区十分有名。佘山附近还有天马山、小昆山、凤凰山、辰山等几个小山峰。由于上海是平原地区，这几座小山就难能可贵地具有了军事价值。南京军区有一支部队驻在那里，当地人因不知部队番号，就称他们“佘山部队”。佘山部队在青浦造反派中口碑不佳，因为 “二·一七” 县人武部镇压造反派，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他们。他们作为“支左”部队来青浦，青浦的造反派自然不乐意。但此事不由造反派作主，不欢迎也只能接受。当时耳所闻、目所睹，全国几乎所有“支左”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佘山部队当然也不例外。

那时候县有线广播站因为员工大多参加了“红色”。他们就公器私用，利用这个舆论工具天天在广播中播放攻击、污蔑造反派的报道和文章。造反派十分气愤，多次要求支左部队主持公道，严禁广播站“红色”播放不实的、甚至颠倒黑白的派性文章。但支左部队只是口头敷衍，没有实际措施。终于，造反派忍无可忍在五月五日上午组织了一批人去冲击了广播站。

冲击广播站我是事后才听说的。听人说，造反派在冲击过程中砸坏了一些广播器材，但没有打人。原因是造反派冲击广播站目的只是不让“红色”再利用广播站造谣，并不是为了打人；再说造反派在冲进广播站前里面的人都已撤走了，即使想打也没有人可打。由于冲击报纸、广播电台等机构是中央明令不容许的。因此“红色”在事情发生后立即向市革委投诉，要求追究并严惩肇事者。为此，市革会派了王承龙来青浦实地调查。上海市革会成立初期王承龙地位很显赫，听说是市革会核心组成员之一。（文革后看到一份朱锡琪的回忆资料，说当时市革会核心组成员有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朱锡琪七人。马天水“解放”后进市革会，增加到八人。）王承龙原来是上海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我估计他与徐景贤一样，文革前就与张春桥、姚文元认识；但我不知他是否也与徐景贤一样是“奉旨”造反的。那时候，上海文革的风云人物如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潘国平等我只闻其名，都还没有见过本尊，所以听到消息也去看热闹。只见广播站大门前的一块空地上，三面站了好多人在围观，只有广播站大门一边无人。广播站的两扇大门关着，只有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半开着。空地中央插着一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旗，在风中翻卷不已。一个穿了一身黄呢军队制服的中年人背着双手独自站在空地中央东看看西看看，不知在察看什么。有两个军人背着枪站在空地边上担任警卫。听人说这就是王承龙。说也奇怪，当时我看着王承龙的背影并没有去想他将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却只关注他的服装。因为我很好奇他不是军人，怎么穿了一身军队将校级军官的制服？这套衣服是从哪里弄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关注这些事也是很好笑的。

调查的结果是第二天起广播站实行了军事管制，严禁再有人利用广播站搞派性活动。从此，县广播站倒真是不再发生利用广播搞派性这种事了。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又出乎人们的意料。到了七月大规模武斗开始后，两派都设立了武斗据点。为了宣传自己一派的观点，又都各自办了小型的广播站，在作为据点的大楼顶上用毛竹搭建高塔架设高音喇叭群，隔空打舆论战。宣传的当然都是派性的东西。当时两派各有两个武斗据点，因此整个县城共有四个喇叭群。每个喇叭群分四个方向起码共装了四五十只高音喇叭，因此四个喇叭群总共有一百六七十只高音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开播，一直要播到半夜十二点。开播时照例都要先播交响乐《东方红》乐曲。那时候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文革初期就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批斗，《义勇军进行曲》无形中停止播放，于是就由《东方红》取代了国歌的地位。举凡开大会什么的隆重场合，都要先唱《东方红》；一般的中小会议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可以。当这一百五六十只高音喇叭同时发声时，《东方红》交响乐巨大的声波在高空传播，犹如滚滚巨雷匝地而来，震耳欲聋，连房子也要微微震动。全城百姓都如风箱里的老鼠，被吵得心烦意乱却又无处躲藏。受不了的只能用棉花塞住耳朵才好过些。

五月十四日，上海“工总司”在经过近二个月的调查后，就青浦局势发表了共七点的《严正声明》，指出青浦县内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工总司”在声明中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坚决支持青浦造反派的斗争，彻底击退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而“红色”为了消除“工总司”声明的影响力，除了污蔑“工总司七点声明是反革命复辟宣言书”，在五月十五日出动大批“红色”队员上街抢劫、焚烧造反派学生正在沿街出售的、刊登有“七点声明”的上海中学红卫兵出版的《中学运动》报。十七日，“红色”又出动大批人马砸了“工青联”的办公室。十八日深夜，“红色”再次出动大批人马包围并冲击当时驻有上海市区来青红卫兵的青浦剧院，打伤了五十多名红卫兵。此举在上海引起造反派广泛的愤怒。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和上海中学红卫兵“红东北”、“红西南”、“红中技”等红卫兵组织都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红色”暴行，表示坚决支持青浦造反派。

在这样的纷扰中，差不多到六月上中旬，县城里所有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都已恢复了组织。由于县城的居民也大部分倾向造反派，因而在县城内，造反派的力量已压过保守派“红色”。但是，在朱家角镇、练塘镇和其他所有公社乡镇，“红色”的力量仍然相对强大。尤其广大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对文革其实并不热衷，但受农村干部的操纵，成了保守派的天下。

也在这个时候，全国许都地方都开始传来保守派煽动农民大规模进城武斗的消息。他们还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这本是中共在夺取政权时运用的策略，现在被中共地方当权派用来对付毛泽东和造反派。煽动农民的方式大同小异，无非是说城里的造反派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或反革命分子。他们造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统治，实行阶级报复。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罪。因此我们贫下中农要勇敢地起来保卫红色政权等等。同时，他们利用农民大多贪图小利的特点，规定参加武斗的按出工计工分另外还加现金奖励，此外还暗示他们进城武斗还可以发点“意外之财”——即以抢劫城里居民财物作诱饵，引诱农民进城武斗。

由于武斗发生越来越频繁，据造反派一方统计的资料，自上海“工总司”小分队来到青浦后，从三月二十日起，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四日、五月五日、五月七日、五月十一日，保守派打人造成的流血事件陆续不断。为了整合造反派的力量因应这种新的斗争形势，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青浦造反派与上海来青支援的各造反组织统一成立了“反复辟火线指挥部”，作为青浦造反派的最高指挥机构。指挥部设在中山路上中山公园隔壁的原工人文化馆内。指挥部还办了一张《火线战报》，刊登一些指挥部的通告和有关两派斗争的最新消息，开始是手刻蜡纸油印的，后来改成了铅印的。

当时，地方上的形势是这样。用造反派的话来说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但是中央对于刘少奇的斗争也没有停止。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马列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四清”后党支部推荐学《修养》，因此我们单位几乎人手一册。现在发表这篇重磅批判文章，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中央对刘少奇的深入批判，目的是打掉刘少奇身上“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光环，消除他在广大党员中的影响力。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我看其目的是再重申发动文革的重要性。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批示。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指控刘少奇包庇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为其日后篡党篡政早就准备的组织班底。七月九日，刘少奇在压力下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学院革命师生交出一份《认罪书》。但立即招来一轮更猛烈的批判。陈伯达在中宣部接见各界代表，号召要“痛打落水狗，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对于这些，因为与当时青浦的形势格格不入，所以各单位除了照例组织大家读一下报纸，稍稍议论一下，应付一下场面，几乎无人真正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