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痛苦的选择：转校

来源: 于 2026-02-25 17:09:08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四）痛苦的选择：转校

2025年6月16日，在离开CUNY近三十年后，我再次回到母校看望导师S教授。S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学校近二十年的变化。然而，当她告诉我第一任导师B教授已于2019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倒在课堂讲台上经抢救无效过世时，我感到如晴天霹雳，内心极度震惊与悲痛。那一瞬间，记忆如潮水般倒流，与B教授往日交往的点点滴滴如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快速回放。

B教授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国人，在西班牙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师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中西香尔（Koji Nakanishi）教授做博士后。1984年秋，她加入CUNY市立学院担任副教授，1989年获得终身教职并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也正是我进入她实验室担任助研（RA）的开始，那是她的鼎盛时期。她领导着一个由高中实习生到博士后组成的十余人团队，在论文发表、学术报告和联邦科研经费申请上都备受认可。

那是1986年年末，一个越洋电话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一位成绩优异、正在B教授手下攻读博士的同学问我：“想不想出国？如果想，我可以帮你试试。”当时B教授刚申请到一笔经费，正询问是否有推荐人选。同学当即想到了我，并在B教授办公室拨通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国际长途。

通过艰苦的准备，1987年上半年，正值我准备北医复试期间，我收到了CUNY的I-20表和博士全奖录取通知书。由于没有托福和GRE成绩，这份奖学金并非学校的助教金（TA），而是由B教授用科研经费资助的助研金（RA）。

但在当时的上海，申请护照需经过层层政审和繁杂的公证材料。我家没有海外关系，无法提供经济担保；而单位对此事毫不知情，更不可能支持我自费公派。最终，我只能黯然放弃。虽然1987年的出国梦如昙花一现，但我因此结识了B教授。所幸当时我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委婉说明因被北医录取无法前往，并表示毕业后会再来报到，这为后来留下了后路。

1989年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萌生了不惜一切代价离开的想法。我花掉一个月工资给同学打长途电话，询问是否还能以推迟入学的方式申请。B教授再次破格帮我办妥了手续。6月10日，我在上海接到北医导师的长途电话，得知来自美国的快件，CUNY的I-20表和博士全奖录取通知，已寄到。就这样，1989年8月30日，国航波音707带着我滑离虹桥机场，随着一声轰鸣冲入云霄，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土地。

B教授偏爱中国学生，实验室里80%以上都是中国人。1989年9月1日报到那天，她热情地为我介绍同事、分配实验桌，并借给我200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她膝下无子，家中只有多只猫陪伴，因此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实验室。午餐时，她常拿出100到2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让同学们点曼哈顿的中餐外卖。这让刚从物资匮乏环境出来的我，尝遍了各种美式中餐，感到了美国物质的丰富与团队的温暖。

然而，她也是一位极其严苛的教授。她要求学生必须比她早到、比她晚走，周末还需加班赶进度。这些对于吃苦耐劳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尚能接受，我们只想通过几年的努力顺利毕业。然而，接连发生的变故却让我陷入了艰难的选择。

许多人认为留美博士前途无量，其实留学生们往往缺乏话语权。在一些教授眼里，中国留学生只是廉价且高效的“科技民工”。博士毕业就像一场艰苦的马拉松，终点线掌握在导师的签字笔下。L同学从事难度极大的光感纳米复合材料研究，为了防止化合物异构化，常年在暗室中工作，极其辛苦。然而即便答辩委员会已经认可，B教授却迟迟不肯签字同意答辩。在导师权力极大的美国高校，没有签字和推荐信，博士毕业生几乎寸步难行。无奈之下，L同学求助研究生中心，最终另外组织了个答辩委员会才破例通过了答辩。但因为没有推荐信，她最终只能以硕士学位在默克制药工作直至退休。

一年多后，曾在地铁站遭遇险情的C同学也面临同样境遇。B教授故技重施，在他毕业之时要求他额外再合成四五个难度极大的化合物——那几乎又是另一篇博士论文的工作量。C同学当场与她发生争吵，B教授竟在实验室门口画下一道横线，严禁他再踏入一步。甚至在得知C同学带走实验记录本写毕业论文后，威胁说此项目是美国国防部资助，所有的实验本是属于美国国家机密，要打电话给FBI来抓人。这件事再次闹到了研究生院，在院长的压力下，B教授才勉强同意答辩，但依然拒绝提供推荐信。

“兔死狐悲”，这些先例让我感到极度的不安，特别是“FBI抓人”的威胁让我感到恐惧。我意识到，无论我多么努力，或许都难以逃脱这样的结局。我开始考虑转校。由于当时我已经37岁，转往外校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代价太大，我选择了在CUNY系统内转学院。这样我的学分和资格考试仍被承认。通过其他教授推荐，我悄悄联系了斯泰登岛学院的S教授，她非常欢迎我的加入。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B教授耳中。她找到我，反复劝我留下。她甚至开出了涨薪、按时毕业、资助绿卡等“约法三章”，并表示可以签字为证。说到动情处，这位一向强势的教授竟然落泪了。那一刻，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看着她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内心极其难受，甚至产生了动摇，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之辈。然而，同学们的提醒如警钟长鸣：那可能是“鳄鱼的眼泪”，一旦你留下，主动权将永远不在你手里。

在极度的挣扎中，最后我选择了离开，这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背负了“忘恩负义”的心理负担。当我正式转走后，B教授大发雷霆，要求我退回奖学金，并从即将发表的文章中将我除名。1993年6月，我举家搬往斯泰登岛，此前近四年的研发工作归零，我重新开始了毕业论文。

其实换位思考，B教授并非本质上的坏人。她在哥大做博士后时，或许也经历过同样的压力。“多年媳妇熬成婆”，处在那个位置上，她更在乎自己的利益和学术产出，从而变得刻薄。但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名声在整个CUNY系统内受损，随后实验室的留学生相继离开，再也招不到中国学生，团队规模骤减。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S教授不仅治学严谨，更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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