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2）
不得不说这些中央文件对于被镇压的造反派们犹如打了一支起死回生的“强心针”。大家知道虽然要掀翻军队和保守派强戴在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要经过一番斗争，但心里有底了：党中央承认“二月镇反”错了。“红色”再用解放军来吓唬人这一招不起作用了。造反派东山再起已是势所必然。造反派复起以后做什么？将斗争矛头针对军队，“揪出军内一小撮”吗？那时候，造反派要求军队平反和认错是可以的，但将斗争矛头对准军队那还是不行的。中央对军队的威信还是维护的。“反军”还是会遭到镇压的。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除了派人与县人武部交涉，要求人武部认错，斗争的重点就放在争取被捕战友的释放上。因为说一千道一万，要是组织中还有人还被关在监狱中，那么这顶“反革命”的帽子始终还没有掀掉。
开始，大家以为既然有了中央文件，公安局理所应当要执行放人。因此有些人就天天守候在公安局和看守所门前，等候被关押的战友或亲人释放出来。可是公安局根本就没有动静。于是有些单位的造反派就在公安局门前贴大字报，要求释放被捕的组织头头。但公安局也不予理睬。你贴你的大字报，“我自岿然不动”。青浦中学“红旗”学生要求公安局释放洪国钧，因为一连几天得不到回应，学生们就发动了静坐抗议。这时，“红色”就发动属于他们那一派的学生组织“打刘兵团”来围攻，说“红旗”学生“把斗争矛头针对公安局就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做了“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立场完全错了。“红旗”学生进一步发动了绝食抗议。“红色”就去对那些学生家长说，你们的子女去参加绝食是被人欺骗的。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坏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动员她们去现场强拉子女回家。有几个学生绝食昏倒了，送到医院救治，公安局还是无动于衷。造反派要求公安局落实中央《军委十条》，立刻就有一批“红色”的人来辩论，说公安局抓人，是根据中央《军委八条》抓的，抓的都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抓错，不存在落实中央《军委十条》的问题。公安局傲慢、顽固的态度引起造反派极大的愤怒。不久外地红卫兵的传单传来毛泽东对公、检、法十分不满的消息，说公检法不做好事，提出要“砸烂公、检、法”。于是有人就在公安局的围墙上也刷出 “砸烂公、检、法！” 的大标语。还有人在公安局的大门框墙上贴了一副白纸黑字写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砸烂公检法！”泄愤。当时我见了这大标语和对联，一面佩服这些人大胆，同时也感到有些不安。因为我深知“公检法” 与军队一样，也是中共实行专制统治的主要工具。“公检法”错误再多再大，毛泽东可以说“砸烂公检法”，但是造反派说就不行，“公检法”不会这么大度。我很担心这样做或许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时候的青浦县城到了晚上就静悄悄的。路上的路灯也十分暗淡。唯独公安局门前热闹非凡，常有大堆的人围在一起，在路灯和门灯的照耀下，或抗议，或辩论，常常要闹到晚上十点以后。一次我也去公安局门前看热闹，发现几个我们单位“红色”的人也在那里。因为前一阶段他们惯于做盯梢、听壁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因此我很怀疑他们来这里不是看热闹的，而是观察本单位有谁来了“围攻”公安局，以便秋后算账。
当时公安局员警也分两派。保守的一派叫“公革司”。他们人数多，中下层干部多，“二·一七”后逮捕造反派都是他们干的活。造反的一派原来叫“公安局青浦兵团”，现在叫“联合兵团”，人数少。因为公安局本来属于纪律部队，内部纪律管制比一般单位严厉得多，“二·一七”后他们的头头也被逮捕，所以这几个造反派员警，因为势单力薄也不敢大胆行动，只能偷偷与外面的造反派联络。据他们在看守所工作的人带出来的消息说，关在看守所的人在夜深人静时能够听到外面马路上的口号声和嘈杂的人声，虽然听不清楚，但他们判断一定是外面形势又起了变化，所以很兴奋。得到这个消息，为了将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和青浦造反派又起来了的消息让被关在监狱中的人早一点知道，以鼓舞他们的斗志，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些人故意在深夜人静时分，游行到监狱附近高声呼喊口号。不久，造反派干脆用高音喇叭对准监狱广播《中央军委十条》等内容。
也许是形势所逼，也可能是他们上级有了新的指示，从四月下旬起公安局开始陆陆续续地放人了，但放得不多，每天只放几个。有人要公安局给被捕的人公开平反、道歉。公安局的回答是他们根据《军委八条》抓人，根据《军委十条》放人，抓人放人都是根据中央文件做的。他们本身没有错，也不需负任何责任，不存在平反和道歉的问题。如果你们一定要说我们有错，你们去找中央军委说去。造反派气得徒呼嗬嗬。
当时缪云兴还被关在监狱里没有释放。我们造反队的人当然也希望他能很快被释放出来。据先释放出来的人告诉我们，缪云兴在狱中因为性格倔强，被狱警用手铐“苏秦背剑”式地日夜反铐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大小便都是难友们帮他完成的，吃饭只能跪在地上舔食放在地上的碗内食物，睡觉也只能侧身睡，受了好多苦。“老血干”邵瀚明要求我写一张批判公安局的大字报贴出去以示抗议。我对公安局这样虐待犯人，“公报私仇”的做法也很愤慨，但没有答应他。后来禁不住他几次来游说，并保证不让人知道是我起草大字报的，他会另找人誊写；我又想缪云兴即使真有错误也不应受到酷刑虐待，他不幸被捕，作为队友也有责任为他的获释尽一点力。于是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公安局暴行的大字报底稿，让邵瀚明拿去了。第二天我见到这张大字报已被不知什么人抄写后贴在公安局门内墙上了。
后来邵瀚明又来要求我写第二张大字报时，许震彪劝告我不要再写了。那天我刚好到他的宿舍去，他拿出一本新发行的《支部生活》对我说：上面有一篇文章，警告人们不要将斗争矛头对准公安局，对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说只有阶级敌人才喜欢这么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不要被人抓住把柄。现在只要公安局肯放人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刺激他们。他又告诉我，当初为落实中央关于处理文革档案材料的斗争，那次冲击县档案馆抄“黑材料”他也去了，看到好多一九五七年右派的定案材料。有好多“右派”仅仅因为说了单位当权派抛弃山东、苏北老家的小脚老婆，改娶这里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妻室“是现代陈世美”，就被定性为“攻击、丑化党的领导干部”，划为右派分子，根本没有道理可讲。这些右派到现在还是右派。现在虽然中央替造反派平反，但我们还是要谨慎小心，提防形势再次发生变化。《支部生活》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刊，半个月出版一期。文革前属党内刊物，订阅范围较小。文革后扩大订阅范围，我也订了一份，但我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许震彪特地找我说这些话，是恐怕被别人知道了会抓住我的家庭出身找我麻烦，这真是至诚的关怀之言。对此我十分感谢。此后，仍有人来求我代写大字报，我都不再答应。
其实，从“二·一七”以后造反派的遭遇我已渐渐明白，只要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事情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用中共的话来讲，这叫“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在“党的利益”面前，“公平”、“正义”，和“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样，没有丝毫的立足余地。
大约五月的中旬或下旬，在大部分被捕的造反派都已放出来了以后，缪云兴才被放出来。他放出来以后，我们组织内有几个人去他住的地方看望了他。据看望的人回来说，他对坐牢并没有悔意，对我们组织内其他人也都没有意见，唯独对宋万晟恨之入骨，大骂他是“叛徒”。我觉得他倒也爱憎分明，不失是一条汉子。但他出狱后自以为是坐过牢的“有功之臣”，我们的组织已经不在他眼里。他基本上不再来我们单位。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有人看见他整天在县里几个大造反组织里东窜西走，以青浦卫生系统造反派代表自居。县革委会成立后，他也经常去革委会，但无人知道他去做什么。后来，他终于又一次在生活作风上犯错误，被“红色”抓到把柄，暗中调查整理了材料后报公安部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被捕，重判了十二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