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1）

我的文革（111）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传达了关于“大闹怀仁堂事件”的文件，说的是“四帅三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和十六日几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发生激烈争吵一事。“中央碰头会议”是一九六七年初开始出现的、中央商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事务的最高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这之前，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一个中央常委扩大的碰头会；同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主要商议处理文革事务，由陈伯达主持。由于两个碰头会商讨的内容多有重叠，常常一个碰头会开会时需要另一个碰头会成员也来参加，后来干脆就合在一起开了。

据传达的中央文件，“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四帅三副”们不满文革派对老干部的打压，以及江青抓了他们参加了“联动”的子女等。争吵最先是谭震林引起的。谭与上海原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关系十分好的老战友。“一月革命”发生后，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被打倒或被批判，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中央将他们召集到北京保护起来。但陈丕显迟迟没有来，谭因此对张春桥十分不满。那天会上见到张，谭震林就责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还没有来北京？张春桥以“群众不同意”搪塞。谭震林大为恼怒，驳斥张春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这次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谭接着又说：“就一个出海捕鱼的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此时谢富治出来反驳，说“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谭震林闻言更为恼怒，激动地站起身来，拿了文件包和大衣就往外走，大声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参加革命，不参加共产党。我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毛主席四十一年。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不开会了，就拍了桌子，喝令谭震林回来。

陈毅也对谭震林叫道：“不要走，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以前）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当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历史）还会证明的。”

叶剑英则责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又针对陈伯达发问：“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他对中央文革一伙怒斥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说完，徐向前激愤地跟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接着他们又说到“联动”被抓问题。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按：“联动”原来是文革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其父母都是中共党政军的高干。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当文革经历了批斗“牛鬼蛇神”、“破四旧”和“抄家”运动，斗争矛头开始转向“党内走资派”，革命革到了这些高干头上，于是这批老红卫兵的立场也开始反转，他们成立了一个“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反对文革，并公开反对江青。结果被中共定为反动组织，其成员大部被抓了起来。我估计李先念、谭震林的子女也有被抓的。）谭震林插话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则说：“我也哭过几次。”

李先念又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闻言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陈伯达也说自己没有看。

当双方在争吵时，王力、姚文元埋头记录各人所说的话。会议结束后，张春桥要王力和姚文元将记录稿核对后一起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汇报又要张、王、姚三人连夜去向毛泽东作汇报。据传达的中央文件说，毛泽东在听张、王、姚的汇报时，开始还不以为意，及至听到陈毅提到“延安整风”时脸色就变了。

十七日，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传达的中央文件披露了信的部分内容，谭在信中除了大骂江青等文革派，还说：“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接到谭震林的信，看了后立即转送毛泽东，并附了一短信，批评谭震林糊涂和堕落。毛看了谭的信和林彪的信后没有表示他的态度，仅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毛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因为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怒，康生就拍马说“这是无产阶级之怒！”

会后，从二月二十五日起到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开了七次会议批判陈毅和谭震林，并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

当时我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中央分好多派系，关系错综复杂。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陈毅、谭震林这批人都属拥毛派，但与原本也属拥毛派的刘少奇有矛盾。陈毅与刘少奇的矛盾原因之一是延安整风。当时陈毅、周恩来这些人都是挨整的，而充当整人打手的是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刘少奇体系人马，陈毅、周恩来他们都是支持的。谭震林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的拥趸，但他与陈毅、李先念他们又与江青文革派有矛盾。当文革发展到揭批“党内走资派”阶段，他们自己虽暂时没有受到冲击，或已经受到过一些冲击，但他们还没有被打到，而是仍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可是他们的子女因为参加“联动”被抓了，他们的亲朋戚友有人被打倒了，因而他们对文革派也不满；而且文革小组这批人的资历，不说姚文元，即江青、张春桥、王力与他们相比也要浅薄得多，却势炎熏天，目中无人，也令他们感到气愤难平。这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陈丕显不来北京，如果张春桥能好好回答，对谭震林表示出一点尊重来，对陈丕显不那么苛刻，我想或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激烈冲突。

第二就是觉得“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的一根软肋。中共一直将“延安整风”吹得怎样伟大、正确，现在看来并不如此。否则陈毅不会提此事；而毛泽东也不会有人一提就跳。毛泽东是从“延安整风”才真正确立他的“定于一尊”的领导地位的，他如此忌讳陈毅揭“延安整风”的疮疤，莫非“延安整风”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只可惜身处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这种秘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文革后看到高华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延安整风的内幕果然黑得如锅底。）

第三，我觉得谭震林写信给林彪实在是大大的失策。他写信给林彪，诉说对文革派的不满，难道他还能拉了林彪一起来反对江青文革派？这在当时形势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林彪接到信看了就立即转交给毛泽东，倒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问题是谭震林跟了毛泽东四十一年了，他心中有委屈不写信向毛泽东诉说，而是向林彪诉说，这在毛泽东心中会有怎样的想法，不知谭震林想过没有？这事在毛泽东看来，第一必然会怀疑你谭震林是想改换门庭投靠林彪了。不然就是想拉林彪一起来反我。无论哪种想法，都必然要激起毛泽东的猜忌和暴怒。第二，这也必然会引起毛对林彪的猜忌，认为林彪“山头”已渐成气候，可以与他分庭抗礼了。否则跟了他四十年的谭震林，何以会一朝弃他而去转投林彪？被“雄主”猜忌绝对不是好事，所以谭震林此举实实在在是害了林彪。

第四，从文件传达的会议情况看，我觉得周恩来的立场明显是站在“四帅三老”一边的。对这一点毛泽东不会看不明白。此外，陈毅因为延安整风挨了整，二十多年了还耿耿于怀；那么周恩来也挨了整，他是否还记着这仇？还有陈毅、谭震林都在会上替周恩来叫屈，说明他在老干部中的人望可能比他毛泽东还高。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会上突然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是有所指的。在当时的政局中，谁最有可能取代林彪的地位，甚至取代毛泽东？除了周恩来难道还有其他人吗？所以毛泽东说这番话，明显是在挑拨林、周关系，也是在警告周恩来。毛泽东在十九日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提到了江青、陈伯达、康生、陈毅、谭震林、王明、张国焘这些人，就是故意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其意思也是很清楚的。

第五，知道了中央最高层的斗争后（按：当时我还不知道在“大闹怀仁堂”之前，还有一个“京西宾馆事件”，是中央军委一批老帅与陈伯达的斗争），我明白了青浦造反派的被镇压绝不是个别的个案，而是全国性大镇压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从这次“怀仁堂事件”发生时的情况，以及这次“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面和量看，这股从上到下反文革的力量十分强大。因此青浦“二、一七”的案能否翻过来，一切还要看毛泽东、党中央的态度和全国总形势的变化。“工总司”小分队来青浦调查，充其量所起的作用也只是将下情上达而已。

除了上述五点，我还对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都说《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前，他们不知道内容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篇社论是配合林彪十月一日讲话精神的。林彪在“十·一”天安门城楼讲话中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真正进入揭批“党内走资派”阶段的切入点。因此它是属于文革中几个真正称得上“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其中一个。对于这样重要的社论，周恩来说发表前没有看过我已经很怀疑，觉得这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不符：难道毛泽东在做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时，事先不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而如果征求了，他不看这篇社论的文稿，也不像他平时万事谨慎的做派。至于康生、陈伯达，他们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和组长，是中共管文宣工作的总头头，他们也说事先不知那就更难以相信了。这么重要的事他们都事先不知，难道就毛泽东、林彪，以及江青、张春桥知道？

依我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不可能事先不知道这篇社论的内容。他们都在说谎。周恩来说不知道，是因为他内心本就是不赞成批“资反路线”的。他与陶铸一样，都希望文革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按计划有序进行；而一批“资反路线”，党政领导受到冲击，这个秩序就乱了。但此事他不好挑头反对。现在李先念提到此事，他就推说自己事先不知，一方面在李先念等人面前撇清自己对发表这篇社论的责任；同时则以此为由头向康生提出责问，为李先念助攻。而康生、陈伯达面对“四帅三副”的怒火，面对周恩来的压力，估计还联想到不久前因为打倒陶铸冲得太前，“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落下诟病，江青、陈伯达都受到了毛泽东批评，现在“四帅三副”为“资反路线”事大吵大闹，而毛泽东的态度还不清楚，为免受无妄之灾，也只能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