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和严歌苓闹翻了，她出尔反尔，从曾经答应协助我的人权宣传活动，公共性的文化艺术事业，到无理由的拒绝履行诺言（据说是听信与我有矛盾者的谗言）。严歌苓缺乏诚信，道德低下，良知残缺。起码是对不起我。但不以人废言，她写的《陆犯焉识》还不错。我和她闹翻之前写了这部书书评的三分之二，很长。连载于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继续接续评论之前的内容：
民国公子的包办婚姻与海外风流
1925年的陆焉识，是颇为典型的民国上流阶层的公子哥、洋学生。他聪慧过人，学业有成，只是丧父较早。他的继母冯仪芳，和他有着恩怨交织的关联。正是在继母的撮合下，“阿妮头”冯婉喻嫁给了陆焉识。
对于包办婚姻，陆焉识是反感的。在那个提倡青年人自由恋爱的时代，包办婚姻是被唾弃的。何况主持包办的，是他虽然怜惜尊重、但又很不喜欢的继母冯仪芳。
面对继母的做媒，陆焉识以无数方式软抗拒，但最终还是结了婚。但他在结婚后立即去了美国留学，留下了新婚却未同房的婉喻。这时的陆焉识，对婉喻是无情的。对那个缠绕自己生活的继母，还有一些顾忌牵绊，对婉喻却几乎毫无感情，只有冷淡和远离。
那时的陆焉识，怎么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二人的情感，竟那样的深厚和伟大，死也不分开。
陆焉识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也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枷锁、传统的负担，是为了自由。陆焉识这个天性自由的人，也在美国度过了人生最自由的时光。无论是演讲、聚会、谈恋爱，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未被人类入侵之前西北草原上的马儿们那样，陆焉识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利，挥霍着、快乐着。
在这里，他毫不吝啬并不算太多的生活费，大都用来请客、买礼物、结交朋友。他和意大利女孩望达缠绵一年，还有其他许多“露水女友”，也结识了“大卫·韦”这位算是“进步青年”的同学。这位大卫·韦，颇似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志向高远但才能有限，人品也颇有一些问题。这时的陆焉识还不知道，他后来的人生命运，很是受了大卫·韦的影响，且基本是负面的。
陆焉识在美国，也结识了另一个后来多次与他命运有交集的人--凌博士。两位知识分子相谈甚欢，凌博士以自己的婚姻和事业经历劝告陆焉识，暗示他大胆追求自由，不要回到中国家庭和社会的枷锁中了。即便在美国要捱种族歧视，也比在中国自由。而女友望达也提供了一个二人终生不愁、自由生活的“伊甸园”选择。
无论出于感性还是利益，陆焉识都应该留在美国。但他却选择回国了，选择回到那个他讨厌的、禁锢他自由的家，和不喜欢的婉喻过夫妻生活。这看似是一瞬间的临时起意，根本上却是陆焉识内心深处，早已植根的责任心、同情心、家国意识使然。
民国的男人们，尤其上流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崇尚自由民主、反叛权威、反感封建家长制，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则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家国观念、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心，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情感与志愿。而且，他们也在现实中践行着。“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典型。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也到处有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
与当今中国那些虚假爱国、“吃爱国饭”的“五毛”、“小粉红”们不同，也与为君王唱赞歌的“儒学大师”们不同，民国知识分子经历革命洗礼，还接受了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的公民教育，是真诚的热爱国家民族、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们也勇于担当，承担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身份和责任。
对于弱势的女性，他们也很尊重和同情，在动荡和多事的年代，去做这些女人的墙和伞，阻挡风吹雨打。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与责任心，是道德崩坏、秩序扭曲的“新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当然，并不必要过于拔高民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民风，那时一样有各种丑恶。但一切都是比较）
所以，陆焉识的选择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即便讨厌继母和妻子对他自由的干扰和禁锢，也要履行一个中国男人、一家之主的责任。尤其是他父亲已去世，对这个家他更是责无旁贷。他虽有一百个理由滞美不归，但内心深处对家庭和祖国的热爱，让他毅然决定回国。陆焉识这样的人，并不时时刻刻在爱国挂在嘴上，表面上反而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的内心，是颇为有着中国传统“修身齐家平天下”责任心、家国情感的。
陆焉识在回国路上，为失去美国的自由而大哭，但他的回国，也义无反顾。这才有了后来焉识和婉喻的动人故事。
友情的虚伪与“人群的强大”
回到祖国，陆焉识成为了大学教授。这让他有了把美国自由生活“搬运”到中国的条件。相对于那个不自由的家，陆焉识更愿意和留洋的同学在学校和咖啡馆谈笑，谈时事、交朋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乐趣：既想要独立，又喜欢凑热闹。
但这自由快乐并不持久，知识分子间的友情也并不那么真实。民国的社会风气虽开放进步，但文人相轻、抄袭腐败之风，也是盛行的。
那位在美国相识、后来影响了他半生的大卫·韦同学，软磨硬泡的让陆焉识帮他学术抄袭。陆焉识起初拒绝，犹豫再三准备让大卫抄袭，还要送钱给这位生活拮据的孩子都喝不起牛奶的同学，却阴差阳错的错过了。此后他遭到的报复，让他明白了友情的易变和人性的凉薄。
他想不到大卫·韦会那么不讲友情、也不讲道理和诚信的写文章谩骂诋毁自己，更想不到那些和他关系友好的学校同事、学生，纷纷疏远他。上海报界也拒绝让他对等的刊文解释和反击。他“第一次看到了人群的强大”，也明白青年人间、知识分子间、同事同学间的友情，都那么的脆弱、虚假、弱不禁风。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人际关系。那些友谊和快乐，只是飘在人性之恶浊流上的浮萍。
对于这些，尤其“人群的强大”，我是颇能感同身受的。或者说，但凡经历过友情的破裂、他人的诬陷、群体的排挤，都会与陆焉识有所共情。鲁迅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就是因当年明星阮玲玉自杀有感，既批判当年上海滩、文人圈流行的诽谤之风，更直斥人性的丑陋、舆论的凉薄。
谣言与排挤，是不见血的刀，悄无声息的毁损着人的利益，扭曲着人的认知，切割着人的心灵。那样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传的。成群结队者默契的欺凌一个人，即便一句话不说，一件明显欺负的事也不做，也足以形成一种要逼死人的“气场”，让你吃不下饭、睡不了觉，乃至脆弱一点的会自杀。
而如果人群“动起来”、众口一词，那谎言也是真相、丑恶也是正义、鹿无疑也是马，让你怀疑显而易见的事实、被迫更改完全正确的判断。或者，只有“加入”谎言的人群、成为欺凌又一人的队列中一员，才能再得到人群的“认可”，才能喘息和“重生”。
这样的事情，我在学校、一些中国三教九流朋友圈、中国自由派反对派的圈子，全都经历过。过程复杂，在此就不详谈了。但这种人性和社会的痼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精神上的癌症，侵蚀着人的灵魂，败坏着国风民风。人类浸泡其中，悲哀，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