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总结了“左”倾思潮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主观臆断、瞎指挥的现象比较严重，盲目上马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得有些工程劳民伤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不妨以 山西省为例略作分析。1969年冬，山西全省水利建设在“以大寨昔阳为榜样，想新的，干大的”方针指导下，重点转向兴建大中型工程。1970年新开工58项，以后逐年增加，一直增加到224项工程，其中列入国家基建的多达83项。这些工程多数只靠个别领导点头拍板。如1970年万荣县盲目动工开挖“跃进 泉”，前后折腾4年，花了40多万元，误了工、毁了地，也没找到一滴泉水。更为突出的是，1975年昔阳县动工兴建了“西水东调”工程，总计投工近500万个，投资5000多万元，到1979年底仅完成了全部计划工程量的38%(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类似昔阳“西水东调”的蠢事，在有些地方也有发生。如河北怀来县从1970年开始修建“军民大渠”，全长140里，耗费2289万元资金、1287万个工，到1980年尚未完成通水。由于地质情况不清，工程质量差，水渠试一次水出一次问题。第9次试水时竟然冲毁了京张公路 和京包铁路的下花园站一段路基，致使列车翻车，京包全线停车23小时(史亚平：《军民大渠一锤定音劳民伤财》，198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再如 安徽萧县在1975~1976年间搞的“淮海河网”，就是安徽省委个别领导人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做出的决策，结果打乱了水系，引发了灾情搬家，人为加重了涝 渍灾害，加剧了水利纠纷，最后惨遭失败(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正如时任水利电力 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说的那样：“对大的工程，我们有的往往不广泛发动群众，不认真调查研究，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就轻率决定问题；有时甚至听不进不同意见， 把自己的意见看成不能变的。”结果是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张文碧：《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水利电力建设中的“大、洋、全”思想》，安徽省档案馆藏：55—4—23)。
　　其次，不计成本、盲目大干的形式主义严重。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搞“一刀切”，提出了“大寨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昔阳怎么干，你们就怎么 干”；要“不掺假”、“不走样”，“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山西省交城新建的“甘泉渠”，便是在这种“一刀切”思想指 导下上马兴建的水利工程。交城县委既没有调查甘泉渠的实际情况，又不尊重技术人员和当地水利干部的意见，决定在半山腰开渠凿石洞。据初步核算，该工程共需 完成土石方110多万方，投工110多万个，投资520多万元，计划从1977年12月动工，至1979年6月底建成。到1980年，完成总工程量不及20％，已投工52万多个，花款245万多元，最后不得不停建(霍宝中：《交城新建甘泉渠也是件蠢事》，1980年8月9日《人民日报》)。这种凭想当然办 事，贪大求洋，搞花架子的做法，致使工程浪费惊人。学大寨高潮中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浪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规划设计不当和瞎指挥而造成的直接损 失，如过去检查的引黄枢纽等，这从全国来说是局部的，但损失是严重的；二是由于施工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这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三是由 于计划管理不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只能发挥部分效益，造成国家投资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压，这在不少地方是严重的；四是由于对 现有水利设施的管理不善，使一些工程没有发挥应有效益，形成了损失、浪费和积压。这在全国是普遍的，在有些地方是严重的(钱正英：《把水利工作的着重点转 移到管理上来》，《历次全国水利会议（1979—1987）》，第134~135页)。
再次，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采取所谓“大会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建设，过多动用农村劳力，加重农民负担，出现了“到处人山人海、炮火连天、硝 烟弥漫”的情景。这些“大会战”对农田水利建设带来一定的积极效用，但其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一是大会战给生产队带来沉重的负担。如山东“泰安大会战”指挥 部规定，凡是不出社的会战工程，除民工自带口粮外，队里需要补足每天粮食半斤或一斤，钱两角，自带工具；凡出社的民工，县里补足粮一斤，钱两角。不论出社 或不出社，工具损耗一律由队里负担。有的家底薄的县，因会战开支消耗和本来就不多的积累，只能给每个参加县里会战的民工补一角，还要欠一角；而生产队由于 对民工补贴的负担重，影响到社员的年终分配(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二是大会战给参战者的生活也带来较大 影响。由于大会战是集中作战，有时因为离家乡很远，还需远离故土，且参战者披星戴月，“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火辉煌”，生活极其艰苦。三是有些生产队在大 会战中搞“土政策”，侵犯社员利益。负责“邹西会战”的副书记说：“政策问题，向大家宣传一下，在大干中解决。钱、粮、物料等政策问题都搞得停停当当再上 工，那就晚了三秋了。许多问题是要先干，干起来再解决。”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7页)。
　　最后，从水利工程配套设施、工程质量及管理方面看，存在“四重四轻”偏向，即重建设轻管理、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修建灌 区时基建只修干、支渠，结果工程长期配不了套；建设时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规划设计，有盲目建设的现象，造成水源和灌溉面积不适应，长期达不到设计效益。在 此期间，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达2250座，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垮坝总数的3/4。除了有些是由于特大暴雨洪水超过水库设计能力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之外，还 有一些垮坝事件是由于忽视前期工作、规划设计不周、工程质量不好或管理养护不善、抢险措施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 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由此可见，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主观臆断、瞎指挥、浪费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给中 国的水利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然而，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严重的问题与所取得的成绩呢？换言之，应该如何评价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 呢？在此，不妨首先回顾一下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当事人的自身评述。
　　在1979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李先念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过去我们搞农田基本建设， 亿万农民战天斗地，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不仅有了许多社队的经验，有了一些县和专区的经验，还有了更大范围的经验。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很 多。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违反自然规律，有的地方搞了不少无效工程，有的破坏了生态平衡；违反经济规律，搞一平二调，增加了农民的不 合理负担。这些都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在谈到如何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时，他强调，“一定要讲究实效，强调政策，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的态度，还要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讲话》，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