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饱餐一顿后又上路了，因为没有计划的目的地，所以就只管向前走，遇到岔路就拣宽的走。走到天黑，路过一个鸡毛小店，两人决定奢侈一把，于是投宿。
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明天的计划，萧子升忽然想起一个朋友来，他对教员说：何胡子就在宁乡县，我们去找他吧？
何胡子大号何叔衡，也是教员的好朋友。他虽然大教员十七岁，却因为志同道合成为好朋友。后来，跟教员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
1935年在福建长汀牺牲。
教员大喜：你有他的地址吗？
萧子升微笑：我记在日记本里了。
于是教员便拿着地址去问旅店老板，旅店老板告诉他需要好好走一天，有一百四十里路。教员并不觉得远，想到明天就见到何胡子了，两人都开心的不得了。
第二天一早，吃罢早饭就上路，又轻松又愉快。原因很简单，首先是有钱了，不怕没饭吃；其次是黄昏就能见到老朋友了！
路上累了，正好路边有一个茶馆，便找了两个宽敞的座位，要了一壶茶，竟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教员赶紧拿出何胡子的地址问茶馆老板还有多远？茶馆老板说还有八十里路。两人立刻出发，大步流星，希望在夜间可以赶到何胡子家。
黄昏时在路边小饭铺吃了米饭，还有几个煎鸡蛋和青菜。饭铺老板告诉他们，距目的地还有四十里路。
三下五除二吃完饭，抹抹嘴就上路。结果走到一个岔路口，没有路牌，无法选择，只好蹲着等人来。终于等到一位农夫，告诉他们要走眼前的小路。走了一阵，眼看着天就要黑了，竟然又碰到一个岔路口。两人商量一下，都认为怕很难等到人了，于是选择了向右出山这条路，希望能在山下找到人询问。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完了山路，眼前是广阔的平原，不远处有两户人家，一家已经熄灯，另一家还有微弱的油灯光亮。两人去敲门问路，结果是走错路了，在山里的岔路口应该左转的，两人却右转了。只有回头，走到岔路口寻正路，倒也不太远，再走三十里。
这以后两人再不敢自己认为了，只要是岔路口，就去村里敲门问人。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到了何胡子家住的村庄。
两人开始频繁敲门，问话也变了，一律改成“这是何胡子家吗？”终于有人说：再过去一家就是了。
两人兴奋至极，拍打着何胡子家门，一连声地喊：何胡子！何胡子！快开门让我们进去！
何胡子提着马灯来开门，发现是萧子升和教员，开怀大笑，然后把他们搂在怀里：你们怎么会来的？做梦也想不到你们两个会来！
何胡子把两人请进家里，是一间充作客厅的大房子。他的父亲也出来了，笑容可掬的请我们坐下喝茶，他弟弟和侄子也出来了，最后出场的是他媳妇和他的弟媳妇。
好大一家人。
都问候过了，该何胡子发问了，他就开始问教员和萧子升是从哪里来的？萧子升说我们从长沙来。教员加上一句：从长沙一路步行到这里，专程来看你的！
何胡子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又问为什么要步行，累坏了吧？萧子升说步行不是坏事，我们打算步行走遍湖南呢！
教员笑着说我们是做一个试验，走的越远越好，却一文钱都不带，像叫花子一样生活。
何胡子显然吃了一惊：乞讨吗？
教员说：对呀，就是乞讨。我们要看看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在一文钱都没有的情况下照样旅行。
何胡子叹息，说真是两个怪人。
家里人要给两人做饭，他们慌忙说路上吃过了，不能再吃了。结果何胡子的弟弟拿出一瓶酒来，几个人就着水果喝了一瓶酒，然后在两位女主人已经安排好的客人房间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醒来，吃过早饭后何老先生就请两人去参观他的农场。
先看了猪栏，显然十几头猪是何家的主要经济支撑。教员虽在农村生活过，却没有见过一家养这么多猪。其中有一头非常大的猪，几乎像一头小牛一般。教员问这头猪有多重？何老先生说前几天秤过，三百二十斤。教员吃惊：那恐怕得有三四岁了吧？何老先生笑了，说你们读书人不懂，一头猪养到两岁肉就老了，这头猪十一个月。
教员问：饲料好就长得大吗？
何老先生说：也不尽然。首先要品种好，这头猪的品种非常好，我会把它养到四百斤。这些猪是我们的财富，全家人的柴米油盐都是它们给的。
然后去了菜园，长满了各种蔬菜，青翠欲滴，连一根杂草也没有。又参观了他家的稻田，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稻田里浇灌。见他们来了，远远的摘下斗笠摇晃。何老先生说再过两个月时间，稻子就可以收割了。教员问收获的稻子够一家人吃吗？何老先生说足够了，我们自己养猪种菜耕田，生活已经无虞，只需要买一点胡麻作为纺织之用。
我忽然觉得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自耕农的生活也还是不错的。
午饭的丰盛让他们不好意思了——刚刚从鱼塘里打来的活鱼，还杀了几只自己喂的鸡，还切了许多腊肉，再加上园子里的新鲜青菜，简直就是奢侈了。教员看着满桌子菜肴，手足无措地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你们真不该这样破费呀，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叫花子呢！
何老先生不高兴了：你们两位都是读书人，而且还是书衡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贵客，怎么还说自己是叫花子呢？
两人尴尬一笑，便坐下来吃饭。吃过饭，两人说要继续行程了，何老先生听了还有些失落，说我以为你们至少要住一个星期呢，我已经宰猪了。下午还要带你们上山去看看我们的树林呢。
两人只好答应再住一天。
饭后茶毕，何老先生带他们俩上山看他的树林，大部分是松树，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树，家里烧的木材全部从这里砍伐。山坡上都是竹子，何叔衡说春天的时候恁笋实在美味。
晚上又是一顿大餐。
早上吃罢饭，两人表示过感谢后上路。何叔衡陪着他们走了很远，并且要给他们一些钱。钱肯定是不能要的，但提醒他们刘翰林给的钱还没有花完，于是教员请何叔衡把剩余的钱带回长沙。教员说我们要过乞丐的生活了，身上带着钱算什么？
何叔衡断然拒绝。
两人只好把钱放到包袱里，互相勉励尽快忘掉这些钱。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与何叔衡分手后，教员和萧子升继续大步流星。正午的时候，两人感觉到饿了，决定不在路边饭铺停留，直奔大户人家去讨饭。
他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门前，端详了片刻，毫无疑问这是一户富裕人家。两人走进去，对女主人说我们是叫花子，想讨些饭吃。女主人看了他们一眼，不说话，转身进了屋里，然后端了一小碗剩饭出来，也没有菜。两人几口就吃光了，便向女主人再申请一些。女主人说任何叫花子来都是给这么多，还不够吗？教员有些生气，他说假如我们不饿，也就不会提出再要一些了。
女主人建议他们再找一家乞讨。
他们从这家出来后，又找了两家。一家说没有剩饭了，但可以给他们一点米。要米没有用，他们又转入另一家。
在这家他们的收获颇丰，每人一大碗米饭，还有蔬菜。
一边吃一边讨论去哪儿，本来两人是打算到宁乡县城去找一位同学的，有了在何胡子家的经验，他俩决定放弃。因为肯定又是一番大鱼大肉接待，叫花子生活就失去意义了。
萧子升提出了一个建议：去微山寺看看那个有名的寺庙。
教员同意了，他觉得了解一下僧众的生活也蛮好的，萧子升则是想结识一下那位著名的方丈。
在去寺庙的路上，由于不需要赶路了，两个人便优哉游哉地一边聊天一边走。就是这场聊天，开启了两个好朋友之间的裂痕。
话题是从何叔衡的父亲何老先生开始的，萧子升说他很喜欢何老先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的生活实在惬意。教员说我听到他说自己很快乐，这其实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萧子升一笑：你说得也对，假定何老先生读过很多书，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快乐了，他唯一担忧的事是猪的成长与稻子的收成。但是教员不大同意，他说何老先生是个小地主，所以他能感到愉快。但那些必须为别人种田的农夫，却是痛苦的，因为他们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劳作，到头来必须把劳动果实交给地主。
萧子升不再争论。
走累了，也饿了，萧子升建议下山去讨饭，教员同意了，两人来到一座院子门前。
敲门后，出来一个奇形怪状的老头儿，他听了两人的诉求后，断然拒绝，说没有东西打发叫花子，你们赖下去也没用。
萧子升也生气了，他说：你们连叫花子也不肯打发，算什么人家，也太刻薄了吧？
老头儿也生气了，喊：你们给我滚开！
教员一听这话，索性坐在门槛上，让他无法关门，说：除非给我们满意的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打发叫花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
老头儿怂了，说我没有熟饭，要不给你们一点米？
教员说：除非你答应以后好好对待上门讨饭的乞丐，并且给他们饭吃，否则我们绝不走！
老头儿彻底服软了：好好，我答应你们，以后给上门的乞讨吃饭。
于是两人背起包袱，跟他道了一声再见，教员还特意留了一句：过两天我们回来还要路过这里，一定还要来向你讨饭！
两人走了约莫一里路光景，到了另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米饭和蔬菜。吃饱，老爷子问：你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叫花子，为什么要以讨饭为生呢？
教员说：我们的家庭也很穷，要想旅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饭。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比当官的要诚实得多。
老爷子夸他说得对，说我在衙门做守卫的时候，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他断案，永远都是给钱多的一方赢。
教员问：难道县太爷不怕被告发？
老爷子说：他才不怕呢，在省城打官司比县里花费更多，连再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没有，还能付得起去省城行贿的钱？告别了老夫妇，两人在黄昏时分到了微山，已经可以看到寺院的轮廓了，他们加快脚步，叩响了寺院的大门。
萧子升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一段：两个和尚来欢迎我们，陪我们走进寺院。他们大概以为我们是长途跋涉来进香的，为了免除误解，我赶紧告诉他们我们是来乞讨的。有个和尚喃喃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
我们不了解话中的含义，但料想其中必有深奥的哲理，可能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我们跟着他们穿过第二道大门，抵达后面的禅院，看到有上百位僧人在那里散步。我们被引进一间禅房后，他们叫我们放下包袱去沐浴。我们不胜感激，便照着去做了。
洗澡回来后，和尚让我们到佛前烧香，但我告诉他们，我们并非为拜佛而来，我们解释说我们是要见方丈。他们说方丈不会随便见客人，然后又补充说方丈讲经说法之时，我们可能看到。我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他，而且当天晚上就要和他谈话。他们不敢前去打扰，我便请他们把写有润之和我名字一张便条送给方丈。
约莫十分钟不到，和尚回来了，说方丈愿意和我们谈谈，请我们立刻前往。那位方丈约莫五十岁的样子，面目慈祥。四壁都摆着书刊，我们看到其中有《老子》和《庄子》，还有一些佛家经典。房子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花瓶和一只矮花瓶，此外别无他物。我们不能和他讨论佛典，对古代典籍却兴致勃勃谈了一个多小时。方丈非常高兴，留我们共进晚餐。
回到大殿时，那里又聚集了很多僧人。他们看到我们从方丈室出来，并且曾和方丈共进晚餐，便猜想我们一定是庙里的贵宾，因此都站起来与我们寒暄，纷纷请我们在纸扇或卷头题字留念，使我们几乎忙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说要走的时候，和尚告诉我们，方丈请我们盘桓数日，当天下午还要接见我们。
我们只能答应。
当天下午，我们再到方丈室，方丈又热诚地接待我们，这次他显然要和我们谈生意了。他用极委婉的口吻对佛教的美德加以称颂，要唤起我们对宗教的兴趣。但我们无意讨论宗教，只是礼貌地倾听，极力控制自己不表露同意或不同意的态度，他继续说下去，最后提到了孔子和老子，我们发现了自己熟悉的题目，便表示我们的意见。
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并非佛学，而是佛教在中国的组织。于是我们在这方面问了他一些问题。
我们问庙里僧人的数目，他说约莫百名和尚属于本寺，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
也就是说，编制内的和尚有一百人。
润之问：远方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方丈解释：他们是来听讲经的。本寺方丈向以说法著名，况且这里庙产甚丰，招待挂单客若干时间并无困难。你们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寺院都是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彼此都能得到启发。
我们向他道了谢，告诉他次日将离开此间。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离开了寺庙。
又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路边有一个茶馆，两人商议一下，决定把包袱里剩余的钱一次用光，好好吃一顿米饭和菜，然后看看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
两人去找茶馆女老板，问有没有米饭。她说饭倒是有，但没有菜，别说没有肉，连鱼都没有，只有蔬菜。两人觉得有蔬菜就已经蛮好了，于是在女老板这里吃了一顿午饭，还在茶馆的阴凉里睡了一个午觉，天气实在太热了。
他们来到了安化县城，本来有个同学在这里，但他们决定不去拜访，因为怕遇到何胡子家那样的招待。可是他们已经花光了最后一个铜板，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他们不管不顾地走进一个茶馆，要了茶和简单的饭菜。萧子升对教员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街上看看能不能弄点钱。
教员说我跟你一起去。
萧子升一笑：两个人都走，你试试走得了不？
教员说那你快点回来啊，我可不想被押在这里做人质。
萧子升一出去就发现这里不同于别处，安化县城的店铺不肯打发叫花子。他去乞讨，被一次次的拒绝，而且明确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打发叫花子。结果走了两条街，他只讨到了二十一文钱。
他铩羽而归。
教员问咋办？他说我们试试这样看行不行——我用讨来的二十一文钱去买些纸张，然后给店铺写对联送给老板，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钱。
教员说好主意，你去买纸张吧，我先把墨磨好。
萧子升去送对联，在头一家店铺门前，一位年轻的店员接过了他的对联，然后交给了三位老者。他们将对联展开看了片刻，有的点头，有的微笑，然后诚恳说写得好，然后开始耳语。然后一个人拿着对联去后面了，应该是找老板去了。不大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微笑着走出来，给了萧子升四个铜板。
他问萧子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弄到这步田地？萧子升正准备对他娓娓而谈，后面又走出一个中年男子。他一出来，别人就都散了。萧子升由此知道这人才是老板，老板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把给我铜板那人喊出来，问给了我多少铜板？那人说四个。结果那人说再多给他四个。
萧子升千恩万谢地出来，兜里装着八个铜板，想见那些冷酷的嘴脸，心想文化知识还是受人尊重的。
萧子升小有斩获回到茶馆，教员满心欢喜，付了账，他也自由了。两人决定趁热打铁一鼓作气送对联。
俩人来到第一家店铺，店主一看到他的店名，当即接受，给了四个铜板。第二家是个茶叶店，店主显然是个读书人，也能写字，先赞美了几句萧子升的字，然后请两人来到他的书房，并把两人介绍给他孩子的家庭教师。
他们两人又端详了一阵萧子升写的对联，都说好。然后店主请萧子升再为他的家庭写一副对联，萧子升问了几句家庭情况，很快写了出来。
写毕，老板以香茗待客。几个人聊起天来，店主认为学问和书法都是无价的财产，可是在眼下的社会里，文化不被尊敬，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他现身说法：就拿我来说，读了几年书，却找不到工作，因此我开了这家茶庄。如果我当时不是决定开茶庄而是继续读书，恐怕早就饿死了！
那位家庭教师也苦笑说：假定你不开这个茶庄，我肯定不会有事做。饿死鬼的名单上，将会增加一个读书人。
店主听了大笑，说可惜这个茶庄太小，否则我一定要请你们两位同任教席。
那位教师问：一个人读了书，他就有饿死的危险。但如果不读书，他就得不到文化的陶冶。他该怎么选择呢？
萧子升回答说：在我看来，你们老板的选择就非常好——先读书，然后去做生意。
店主说：我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我让他们去做生意，第三个让他专心读书。我想保持住读书的家风，同时不至于饿死。
店主给了他们二十个铜板！
离开安化，下一个目标是益阳。两人并不关心路有多远，山路还是平路，因为他们的兴趣只在路上的谈话。
话题是从茶庄老板对他三个儿子的安排开始的。
萧子升批评茶庄老板的决定，他认为是自私自利的决定，只顾及家庭的利益，丝毫不考虑儿子们的志趣和个人愿望。教员认为他的观点偏颇，萧子升说：一个人毫无疑问是家庭成员，同时也毫无疑问是国家一分子，但同时他还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有责任，一句话，对社会负有责任。
教员摇头，他认为大而无当，国家应该占据优先的地位。
萧子升解释：假如一个人面临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家庭的行为，他就不应该去做；假如面临有利于家庭而有损于国家的行为，他也不应该去做；尤其重要的是，假定一种行为有利于国家而有损于世界及社会时，他就更加不应该去做。检定行为的最后标准，是社会的终极之善。
教员说：但是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就有保卫国家的义务。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人民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萧子升说：但是如果政府过于强大，人民的自由就会受到损害。人民变成了羊群，而政府成了牧人。人民应该是主人！
教员问：根据你的想法，假如你不让羊群成立政府时，那么谁是牧人呢？
萧子升说：假定羊由人来照管，那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失去自由了。它们是生活在牧人的慈悲之下，牧人可以对它们生杀予夺，留给它们的唯一事情就是吃饭、工作和睡觉，它为什么还要牧人呢？
话不投机。
其实最初的时候教员与萧子升的观点十分接近，一个饱读诗书的翩翩君子，性格是不会很激烈的。他崇拜过曾国藩，敬仰过康有为，但他们头顶的光环很快就破灭了。萧子升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他俩一次较为经典的谈话，萧子升认为即便为了国家兴亡也不能牺牲人民的幸福，哪怕仅仅是一部分人民的幸福。教员则认为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达不到。萧子升说假如能在一千年甚至一万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也心满意足了。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我承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实可付诸实行，但要一定的时间，俄国的革命是揠苗助长。
教员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是连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我相信萧子升回忆录里的这段记载是真实的，我也相信教员受了他这番言论的刺激，否则怎么会在1963年的满江红词再次回答他少年时代的朋友：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回到长沙，教员和萧子升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团体，一起来讨论问题并寻找救国之道。
教员说：我们可以先考虑我们的同学，排排队，看有多少人可以加入。
萧子升说：一定要选择最优秀的，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我们可以先用聊天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后从中挑选最优秀的。譬如，蔡和森就是一位。
教员当然同意，他说他心目中也有几个人，我马上找他们谈谈，但是我们应该发展多少人呢？
萧子升说学校有一千多名学生，但我们从中选出十个人就可以了。以这十个人做核心，正式成立社团，然后再吸收更多的成员。
教员点头，然后说社团要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萧子升说：我觉得可以叫“新民学会”。
教员立即赞成：大学之道在亲民出自礼记大学，朱熹老先生在《四书章句集注》里把“亲民”改成“新民”，从此成为主流解读。这个“新”字好！我们就是要做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天新然后天天新，新了还要新！规章和宗旨呢？你弄一个吧！
两人讨论了吸收新会员的方法，决定把宗旨写出来，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社团，凡同意我们宗旨的，就给我们写信，我们先去拜访，然后决定是否吸收入会。
教员立刻起草了一封致各学校同学的信，很简短，大意是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信赖，我们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社团以尽救国责任云云。
萧子升也拟好了新民学会会规，非常简明的七款。然后两人又把打算提名为发起人的会员审核了一遍，一共九个人，加上他们两个，共十一人。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十一个人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堂中聚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蔡和森和教员为副总干事。
居然还有三位女会员，萧子升说湘潭人陶斯咏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而向警予也是美貌至极，对朋友温暖亲和。她是湖南溆浦人，中共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她发起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1919年赴法。在法国与蔡和森结为伉俪。1921年底回国后，连续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25年任中央局委员，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任培道是湘阴县人，她和陶斯咏都拒绝了共产主义。
萧子升曾提议邀请蔡畅入会，但其他人包括哥哥蔡和森都不同意，认为她太年轻，那时才15岁，几年之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加入了新民学会。
大约在1920年的时候，萧子升发现在新民学会内部出现了分裂现象。教员以及身边的一群共产主义者，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小团体，经常在一起活动。所有非共产主义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活动，但是萧子升知道，因为教员不瞒他并且希望他也能参加。虽然他和教员他们的观点迥异，但教员认为萧子升绝不会出卖他——对友谊的看重有时超过了政治倾向。
这时，很自然的，新民学会有了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教员，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执念；一位是萧子升，有着同样坚定的无政府主义执念。
萧子升并不经常到新民学会来，但是只要来了，会员们便会围在他身边听他说话。每逢这时，教员都会微笑的看着他。当他离开的时候，会员们有时会问教员为什么与萧子升的政治观点不同？教员便会诚恳地说：萧子升是值得尊敬的人，但他有浓厚的布尔乔亚思想，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普罗大众。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有一天，因为何胡子的一番话，教员和萧子升的矛盾公开化了。何胡子也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那天他对我说：润之曾经对会员们批评你，说你是布尔乔亚，你不赞成共产主义。
当着何胡子的面，萧子升问教员为什么说我是布尔乔亚呢？假如我说过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只是不赞成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而已。你是知道的，我很喜欢共产主义的原则。布哈林说读马克思的书就像读欧几里得几何一样论证严密，海涅说我相信这套东西可以实现，虽然有点不寒而栗，但那就是未来。就连沙皇的维特伯爵也说马克思的著作如数学般严谨。
教员微笑不语。
何胡子说：萧先生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润之叫我走一条路。润之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又叫我走另一条路。你们两个都不在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好。现在你们两个都在，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条路。
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姐妹们说我：尽讲教员了，都忘了说校长了，也说说校长呗。
我问：你们喜欢听校长啥事儿呢？
姐妹们说：我们不明白那孙大总统怎么就会一眼相中校长呢？
我说：这真是值得研究的事。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发誓与满清死磕的时候，校长才是一个刚刚八岁的乳臭小儿。后来建立国民党，党内大佬林立，他虽然忝陪末座，也只是点头鞠躬的料。别看他比教员大五岁，没用。教员那时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妥妥的领导人。但是谁能想到，仅仅二十多年后，孙中山竟然能够把自己最看重的军权交到校长手里！
相信你们会问：校长有何德何能，竟然得到如此器重？
千万别以为校长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当年也是人物呢！周树人老师知道吧？被教员誉为“骨头最硬的人”，硬骨头凭一支笔，骂遍了天下，可你见他骂过校长吗？
姐妹们问：为什么呢？
我说：许是硬骨头与硬骨头的惺惺相惜吧？
姐妹们不乐意了：你说校长也是硬骨头，不会吧？
我笑：说一件事，1906年，不满二十岁的校长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陆军速成学堂学习。适逢外教日本军医讲卫生课，医官取一土块置讲台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可容四万万微生虫。片刻又说：好比中国一样，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话音未落，有一个学生已经怒不可遏，他冲到讲台前，一脚将土块踢飞，大声反问：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一样寄居在一立方寸土中？
军医吃了一惊，继而发现这个学生是唯一不留辫子的，便问：你是革命党？
该生答：我就是革命党，你想怎么样？
这件事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
这个少年就是校长。
1908年，二十出头的校长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经在三年前死于狱中。校长日记里说：“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唔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
革命与造反的情怀跃然纸上。
校长最大的不幸，就是与教员同在一个时代。
周老师在东洋留学期间，积极参与旨在推翻大辫子朝的“光复会”活动。话说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后来上海待不下去，转移到东京了。宗旨响当当十六个字：“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手段就一条：通过暗杀和暴动推翻满清。你们猜会长是谁？
姐妹们从孙中山猜到黄兴，从蔡锷猜到汪精卫，连秋瑾都猜了。
我说：别瞎猜了，告诉你们吧——后来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
姐妹们说艾玛，那可是文人啊？
我说：除了文人谁干这事？有一次，周老师光荣地接受了蔡会长下达的刺杀任务：潜回北京，刺杀一个满清大员。
脑子一热就接活儿了，脑子不热的时候又后悔了，赶紧报告领导：我要是死了家中老母无人赡养。领导其实也知道这是托词，你死了咋就无人赡养了？还有作人、建人呢！看破不说破，不去就不去吧。
但是人家校长也有老母需要赡养，人家不拒绝，不但不拒绝，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杭州起义时，校长组织敢死队，他身带炸弹冒着矢石弹雨，率先冲入巡抚衙门，生擒浙江巡抚曾韫，一举光复浙江，在革命党人中传为美谈。
周老师闻之，心有戚戚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东京的时候，校长的大哥陈其美已经带他去拜见了孙中山，但也就是匆匆一见，肯定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留下深刻印象应该是这件事——
孙中山有个革命同志叫陶成章，这人也是校长的老大——后来蔡元培不干了，陶成章就成了光复会老大。这个人非常艰苦朴素，再加上一个同样贫困的章太炎。
时光回到1905年。两千多名留学生在冒雨站在港口，就为了看一眼被满清通缉的孙中山莅临东京。
他是从欧洲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集聚革命力量，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成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同盟会。
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纲领随即公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按理说一切都理顺了，干就行了，不行，又整出事来了。
同盟会策动的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急眼了，要求日本立即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当然不乐意，他们觉着孙中山有胜利的可能，现在给他们一点帮助，将来的回报可就大了。可是慈禧那老帮菜又不能不给面子，于是日本内阁就出了5000日元，让孙中山拿钱赶紧颠吧。然后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又给了一万日元，孙中山这会儿腰里硬硬的。
别小看五千一万日元，那个时候可是一注大银子！
孙中山走之前只给民报留了两千日元做日常费用，其余他都揣走了。他后来说拿这个钱是为了筹备南方的起义，可你事先没说啊！
陶成章和章太炎就闹起来了，还在南洋发表了檄文《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坚决要求罢免其同盟会老大的职务。
反腐败斗争一触即发。
按说也是，咱们见得腐败分子多了去了，比过江之鲫都多，但那都是革命成功，歌舞升平多少年后才开始腐败的，没听说过脑袋还在裤腰带上别着就腐败。
陶成章是晚清革命党人里罕见的苦行僧，生活极其俭朴，性情却急躁，属于那种听见有人腐败就会拔刀相向的人。校长的老大陈其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陶成章非常看他不起，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奚落他。自从孙中山惹出日元事后，陶成章就开始找他的碴儿。再加上他与孙中山在革命路径上也有分歧，他主张中央革命，先光复中心城市。孙中山主张先小打小闹，在沿海发动起义。
说不通，陶成章决定跟同盟会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搭理谁。
这下孙中山的力量就弱了。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纷纷响应。陶成章在江浙地区发展力量，陈其美在上海准备起事。陶成章虽然看不惯陈其美，但哪头大哪头小还分得清。为了让陈其美顺利起事，他派手下得力干部潜往上海。陈其美滑头，他假意合作，一旦事成便赶走了陶成章的部下。但陶成章也不是吃素的，他立刻在上海组建自己的势力，与陈其美分庭抗礼。
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陈其美急忙召唤校长来上海一晤。他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仔细讲给校长，校长脑袋蛮灵光，立刻觉得是一件大有益于自己的好事，风险固然是有的，但富贵险中求嘛。
他慷慨地接受了任务。
此时陶成章生病入院，校长明察暗访后枪杀其于病房。
日记狂人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此事，他说：“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及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这种事都能办都肯办，不信任他还能信任谁？
待续.....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