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0）

我的文革（110）

 

真正给青浦造反派带来重大转机的是四月一日《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四月六日中央军委颁发的《军委十条》。这两个文件的主旨都是给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组织平反，纠正军队的“过火”行为。《安徽问题的决定》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军委十条》的内容与《安徽问题的决定》基本一样。但是，这两个文件并没有明确说军队的镇压错了。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承认错误而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文件。

不承认错误，我想是因为追究起来会追究到毛泽东身上，而且给军队也要存一些颜面。而中共先以转发安徽问题决议，再由军委下达“十条命令”，也可以让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军队镇压造反派都是地方军队“支左”支错了对象，现在由中央来纠正，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仍都是正确的。但不管怎样，由于这两个文件对造反派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也是文革存亡续绝的关键，我在此也全文转录，以便读者对中央在造反派问题上的态度前后变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 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 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 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附件：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 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执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 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派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二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既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于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央军委命令（十条）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两个文件，在我们青浦最初是被严密封锁的。当时我们是通过其他途径才知道这两个文件内容的。大约是到了四月下旬或五月初，有关方面才不得不公开这两个文件。记得在我们单位这两个文件是由张宜传达的。为什么是张宜传达的呢？因为我们两个造反队虽然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但对立派不承认，后来组织也被勒令解散了，这样的夺权自然也不算数了；而“红色”成立后没有夺权，只是宣布监督当权派工作，所以血防站仍是张宜当家。

当时，我听这两个文件传达后一方面觉得我们造反派终于获得平反了；同时又觉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没有正面、正式承认军队镇压造反派是犯了错误，也没有承认“二月逆流”是一个全国性的镇压，与去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处理文革初期被整群众的档案材料文件一样，中央的态度也是有保留的。这可能因为这次镇压本来就是毛泽东的主意，他当然不可能认错。但推在军队身上也不好，因为军队是目前维护中共政权唯一的力量的，惹恼了军队也不好办。从文件的措辞看，中央只是认为镇压扩大化了，而且责任都是地方的，尤其是“公、检、法”的。总之，中央处处为军队留了颜面。此外，我还注意到中央文件把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称为“左派”，而不再如过去那样把两派区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所以，综合起来看中央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急切希望为造反派平反，另一方面也不想追究谁的责任，不想重挑两派斗争，无需分清谁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所以这个文件的基本立场是“和稀泥”的。

二个月前中共为了镇压造反派发了那么多文件，包括这个“军委八条”，而现在中央又要否定这种镇压，根本的原因我想当然是当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被镇压下去以后，文革事实上也进行不下去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在株连成为流行道德观的社会中，当一个群众组织被抓了一个“坏头头”或“反革命分子”，这个组织还想继续存在下去是很难的。所以，毛泽东想通过军队“支左”，像医生做手术那样精准地、仅仅把“坏组织”切除而让病人仍健康存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何况军队不是医生，他们只是一批视杀人为职业的屠夫。而当造反派都被镇压后，很难想象各级当权派和“保守派”会支持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我估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那批人，是到了三月份才感觉有点不对头，于是急忙派人调查，这才有了四月一日的有关安徽问题的文件和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后来看到毛泽东对陈伯达送的天津小站《快报》的批示，看来在二月底他就觉悟了。所以行动总算还及时，要是再拖上一两个月，等各地革命委员会都成立起来了，反文革势力一统天下了再来改正，此时木已成舟，毛泽东的文革在那时候就彻底失败了。

其实就全国的形势言，我以为即使在“一月革命”那个时侯造反派也不占优势。上海市区是个例外，因为工人造反派力量强大，才有上海的“一月革命”。本来，上海“一月革命”为全国的造反派创造了一个大发展的良好形势。毛泽东号召普遍的夺权，然后重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也是一步好棋。毛本应趁势进一步壮大造反派的力量，为夺取文革全面胜利打下基础。可是，因为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暂时的利用，并且他一直在担心“混进造反派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会趁机篡夺政权，当然更因为是毛泽东错估了形势，以为“一月革命”后全国造反派夺权建立革委会，大势已定，胜利在望，于是急着要对造反派来一次大清理了。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时候张春桥有一个传达到群众的，关于毛泽东“战略部署”的讲话。大意是说全国形势看二、三、四月，到时会看出些眉目来。等革委会普遍建立后，就进入进入斗、批、改阶段，力争在年内结束文革。而这个“二、三、四月”，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正是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那时候对文革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充满信心的。

为了确定我记忆中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确有其事，并想从中查找更多一些资料，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查到，却查到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些内容与我记忆中张春桥讲话内容一致。还有些内容暴露了毛泽东的一些想法，与当时的形势也是合拍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还说：“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周恩来又说：”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根据周恩来讲话分析，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三日下达军队支左命令，实际是要军队去夺回被造反派夺去的政权，并不是真的“支左”。因此很多造反派都被骗了。而周恩来讲话中说的“第二阶段”，应是毛泽东对整个文革过程部署划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成立省级和省级以下的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革委会也以军队为主。等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都成立了，运动就可转入“斗、批、改”阶段。

因为毛泽东对形势是这样的估计，因此也不难猜测那时毛泽东认为造反派的作用已不重要了，于是就迫不及待地下令镇反了。却不料这些命令正好被反文革的军队利用，全国造反派几乎顷刻间全军覆没。文革也几乎夭折。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即使造反派被平反了，但经过这一番折腾，造反派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恢复到“一月革命”时那样强势。而当权派们和保守势力经过“一月革命”的打击后，也已经铁下心来与毛泽东对抗了。为了彻底击垮造反派，武斗开始了。从一九六七年初夏起，全国各地凡有两派群众组织的都有武斗发生。各地武斗都是保守派先发动的。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处理文革事务时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与反文革势力妥协。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兵变，军队与保守派持枪抓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与王力一起来武汉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只能连夜仓皇出逃。毛泽东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事后却还不能严肃处理兵变的罪魁祸首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反而迁罪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称他们为“反军乱军”的“变色龙”和“小爬虫”，以讨好全国各地的军头们。至于后来又与林彪“火拼”，毛泽东更加势单力薄，则早已注定了文革的败局。不过，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