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和严歌苓闹翻了，她出尔反尔，从曾经答应提供资源，协助我的人权宣传活动，公共性的文化艺术事业，到无理由的拒绝履行诺言（据说是听信与我有矛盾者的谗言）。严歌苓缺乏诚信，良知残缺。起码是对不起我。但不以人废言，她写的《陆犯焉识》还不错。我和她闹翻之前写了这部书书评的三分之二，很长。连载于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西北草原上自由的剥夺与囚徒的爱恨
小说开篇，描绘的是中国大西北草原上生物们命运转折的图景。那里的马群曾是自由的、一切生物都曾是自由的。可随着人类的到来，枪声响起，杀掉吃掉动物、砍伐植物，人类剥夺了生物的自由和生命，取其代之的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而来到这里的，就包括从遥远的东南沿海运来的成千上万劳改犯，以及来自中国各地的、看守他们的军警和干部。
而“陆犯焉识”，即名叫陆焉识的犯人，就是被转运来“劳动改造”的罪犯一员。“陆犯焉识”是一位人类，但处境更与被侵害和剥夺自由的兽类相近，与拥有自由、看管他们的那些人类，是近在咫尺却“相远”的。
小说开篇对于草原上生物享有和被剥夺自由的描绘，不仅在引出失去自由的陆焉识等劳改犯们的生活，本身也在喻示中国许多人尤其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
“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大草漠上的所有活物都把一切当作天条，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它们漫不经意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
……
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于是，在这大荒草漠上，在马群羊群狼群之间，添出了人群。人肩膀上那根东西是不好惹的，叫做枪。
枪响了。马群羊群狼群懵懂僵立，看着倒下的同类，还没有认识到寒冷疾风冰霜都不再能呵护它们，因为一群无法和它们相克相生的生命驻扎下来了。”
这可以看作对民国生长的知识分子，从民国进入共和国这一历程的暗喻。无论陆焉识，还是其他许多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在民国时代，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当成本来就应拥有的必然之物、寻常之物。他们以为，改朝换代后，这些东西不会变，乃至还会有更多自由。
这些知识分子就像这些马和羊一样，没有防备心的，被新来的这片土地上的主宰者们，像对待畜生一样，被拘禁和处决。而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是直立行走的、衣冠楚楚的、光鲜的看着是堂堂正正的人，和这些被看管者是生物学上的同种同类。可其德行，连爬行的兽类也不如。
终于有所醒悟的被猎者们，已经来不及也更没有能力反抗了。而此时失去自由的幸存者们，才明白：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以及自由并不是必然的，是会失去的。
就像生了大病才明白健康多么幸福、失去至亲才回忆亲情可贵那样，对各种珍贵的东西，包括自由，人们往往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惜往往为时已晚。
而陆焉识，对“失去才明白珍贵”的体会更深，是刻骨铭心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他不仅失去了自由，也与妻子长别、与儿女骨肉分离。曾经对妻子的淡漠、对家庭的疏远，让他后悔，让他为了在银幕里、现实中看到亲人，不惜代价的如《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般，突破劳改营的重重阻碍，离开场站看女儿出镜的电影，后又不惜冒着死亡危险越狱、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只为看一眼妻女。
《陆犯焉识》的故事，正是从此开始。失去、后悔、重新追逐，在经历磨难与对亲人的悔恨中，寻回爱情与亲情，以及对人格与理想的默默坚守。
为看一场电影的斗争：卑琐劳改犯的忍辱负重
1961年、大西北。陆焉识，这位民国上流阶级家庭的翩翩公子、在美国高校挥斥方遒的知识精英，正在劳改营里，为去看一场电影发愁，为如何请求批准、去看有自己女儿出镜的电影，而向劳改场部的干部邓指导员卑躬屈膝。
这时的陆焉识，更多的不被称为“陆焉识”，而是因为一个领导口误而传开的外号“老几”。“老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一点气节就辞职、不惜蹲国民党大牢的“陆焉识”，在现实打磨下、“新社会”改造下，什么尊严人格都不再看中。或者说，起码在外在表现上，“老几”与各种社会渣滓、监狱的“狱油子”们无异。
“老几看着邓指，默数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去、去、去……”，好，够了，这个“去”字通过他松动的门牙一共送出去五次。第五次陆焉识哆嗦一下，像真正的无救的口吃患者那样来了个寒噤，把最难启口的字眼从嘴里抖落出来。“场部礼堂”是他前半句话里最致命的几个字。整个句子连接起来是这样：
“我必须请假去、去、去、去、去……场部礼堂。”
五个“去”字为他赢得了时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及时编辑修正下文的时间。陆焉识看见邓指的眼睛里没有坏脾气，无非有一点儿恶心，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何况对一个十年前陪绑杀场给吓成语言残疾的反派。邓指的全称是邓玉辉指导员，第三劳改大队第七中队的高干。”
陆焉识恳求邓指导员“恩准”离开劳改营去场部看电影的这节文字描写，可谓生动，也令人心酸。 “老几”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既真诚又狡猾的，去讨好和恳求邓指导员。即便邓指导员各种戏谑，“老几”也要陪笑附和。
“阶下囚”本来就是任人宰割的，这并不奇怪。但在“专政”下，还为囚犯加上了若干新的枷锁。例如，亲情、爱情、同情心，这些在传统社会包括监狱体制中也要顾忌的东西，在“新社会”里，是不能有的。
这位看管陆焉识的“邓指导员”，还是一个本心较善良、对犯人比较人道的。如换作其他人，陆焉识连闪转腾挪的空隙、遣词造句求助的机会，都是没有的。就如算是邓指导员“同事”的谭干事、河北干事……在劳改营，不太残忍的管理者，就已经是“大救星”。
“大救星”没有批准陆焉识的请求，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希望和空隙。而陆焉识、“老几”，要自己去争取。去看女儿出演的电影，却要像做贼一般的伪装、隐藏、猥琐。
我想到契诃夫的《在流放地》，在沙俄的流放地，被流放的犯人允许与家人团聚（反过来家人也可以自由探望亲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们，往往还有妻子不远万里陪伴，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流放地》中被流放的贵族瓦西里，可以与妻子共同生活（虽然后来妻子忍不了苦寒而离开了他），当女儿患病，他骑着马、连夜渡河去请医生救治。
沙俄的流放者们是有自由的，亲情是不可剥夺的。但在1960年代中国的劳改农场，即便去距劳改营并不远的场部礼堂，也是不允许的。这个历史传统里最为注重亲情的国家，新的政权却将政治犯们的亲情也扼杀。这倒与苏联的“古拉格”极为类似了。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到索尔仁尼琴及他的《古拉格群岛》。关于索翁和《古》，我将在本文中提及许多次。而契诃夫的作品，我也会多次引用。
《古拉格群岛》里，专门对于苏联的“古拉格”和沙皇治下俄国监狱/流放地做了详细对比。在沙俄的监狱，犯人们可以订购杂志、接受书信和食物（包括新鲜水果），乃至结社活动。在流放地，虽然苦寒，却颇有自由，还发放生活费。而红色政权的古拉格，通信权、亲情、基本尊严，都是完全没有的。饥饿、酷刑、死亡，笼罩着覆盖全苏各地的劳改营。
苏联老大哥的许多东西，都传给了红色中国这个“小弟弟”。不过，这个“弟弟”的落后与残暴，要更甚于“老大哥”。具体如何残酷和更甚古拉格，《陆犯焉识》中就谈了许多。在这篇书评中，我后面还会评议，暂时在此打住。
“老几”、陆焉识、冯丹珏的父亲，几经周折跋涉数天，最终到了场部礼堂、看到了荧幕上的女儿，并返回了劳改队。可这个路程中，他经历了摇尾乞怜式的恳求、拿出妻子的礼物贿赂、差点死于狱友举报、冒着严寒做贼般的赶去放映礼堂、被军人持枪追捕恐吓、被嘲笑侮辱、摔伤、被狼袭击、冻得奄奄一息……种种卑琐苦楚，并不是这些概述可以概括的。严女士一文一字的描摹，才让人切身体会陆焉识这场旅途的残酷与惊险。
当陆焉识得以看到女儿在荧幕上那一秒钟闪过的形象，他激动了、落泪了、号哭了。他关于家庭、妻子、爱情的记忆，也被激活了。对历史的记忆，呼唤着他、启发着作家、引领着读者，回到他的青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