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9）

我的文革（109）

关于这次全国性镇压造反派、即“二月逆流”的元凶是毛泽东，后来我又查到了一些资料可以为证。如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那个时候，谭震林对毛泽东说现在有好多牛鬼蛇神混在群众组织中趁机造共产党的反（大意），毛泽东表示同意。当时毛泽东没有立即对“混入造反组织的牛鬼蛇神”采取镇压措施，估计是还在发动群众造反阶段，时机还没有成熟。但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群众运动起来了，而且发生了“一月革命”，情况不同了。三十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第二天，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发表的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明确指出：“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这说明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在大力号召造反派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揭批“走资派”，但同时与谭震林一样，也瞪着眼注视着这些造反派组织，怀疑其中混入了不少阶级敌人趁机搞阶级报复和破坏活动，等到适当时机就要下令镇压。而现在，这个适当时机到了。

再联系到之前一月三日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又称“公安六条”），规定二十一种人不准外出串联，不准参加群众造反组织，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以及二月四日新华社向全国发播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要求“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要求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此外，还有二月中旬中共明令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勒令解散“红卫军”等等，所以事情很清楚，这次镇压就是毛泽东批准的。也正因为这次镇压是毛泽东下令的，而军队不过是执行者，因此当镇压开始后遭到造反派反抗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共喉舌立即发声，态度鲜明地为军队镇压造反派行动叫好。而本是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会徐景贤，因为明白这次镇压的源头，所以也矢口否认上海郊区有“资本主义复辟现象”。

 由于这次全国性镇压造反派的主角是军队，所以尽管造反派不敢公开反军，但内心中对军队十分痛恨。“工总司”小分队来青浦后，青浦又开始有一些外地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行的小报流传。这些报上常常有“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样的口号。还有一些文章分析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党内、政府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还没有触动军队内的走资派。这次是军内走资派自己跳了出来。随着文革的深入，现在是揭发和清除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时候了。这些观点跟我们青浦造反派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当时我很期待党中央能迅速看清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实，并发动一个清除军内走资派的战役。我认为只有将军队内的走资派也揭露出来清除掉，地方的走资派才失去靠山。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青浦“二、一七”的案才能真正翻过来。但同时我也很担忧毛泽东不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中共政权现在就靠军队在支撑着。即使毛泽东发现军队“支左”普遍支错了对象，由于党组织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如果军队开展文革也乱了起来，中共的统治岂不也要动摇？文革初期党中央规定军队军以下不搞“四大”，不组织“战斗队”，值进行正面教育，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关系到中共政权是否稳固的根本大事，这个决策恐怕毛泽东不会轻易改变。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毕竟，“二、一七”的镇压是人心不服的。上海“工总司”小分队的到来给青浦造反派带来了新的希望。大约从四月中旬开始，在悄悄的运作下，经过秘密的串联、接洽，以前被镇压的造反组织又开始陆续恢复起来。这些复起的造反组织，几乎无例外地靠挂在上海“工总司”的名下。对于这样的局面，“红色”们又气又急。尽管他们采用了更严厉的盯梢、恫吓等手段防堵，却无法阻挡这个趋势。造反组织恢复得越多，造反派的声势也就越壮，人们的胆子也就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单位被“红色”赶下乡的人也都陆续自动地回来了。

我大约是在四月下旬那个时候回城的。当时回来也只是想来打探一些消息，但回来后知道我们单位的新造反组织也已经成立了，我就不走了。虽然自从我们组织被勒令解散以后我曾一度灰心丧气，出现过“这次造反如能平安脱身，今后再也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的想法，但此时竟想也没想，立即去找许震彪报名参加了新的造反组织。对此，我自己也好几次问自己：以前“再也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的想法究竟是假的，还是真的？难道真的“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组织与其他单位造反派一样，也靠挂在“工总司”名下，名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浦县血防站造反队”。一个卫生单位的造反队参加工人造反组织，似乎有点行业不对口，但这是非常时期，也顾不得这些了。

“工总司”小分队的来青对扭转青浦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工总司”内部对派小分队来青浦就有不同意见。听说“工总司”头头之一的陈阿大就反对派小分队来青，认为“工总司”属下组织绝大多数都在市区，管好市区的事情就好了，郊县的事情不要去插手。但是也有些人，如同属“工总司”创始人的黄金海就认为青浦发生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造反派全被镇压下去，“工总司”也是造反派，不能坐视不管。王洪文的态度听说倾向黄金海。然而陈阿大并不买账，为了不让小分队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在青浦“招摇撞骗”，就把小分队带来青浦的那面在“安亭事件”中使用过的大旗也收了回去，还扬言小分队也要撤回去。消息传出，给刚刚复出、尚处于软弱地位的青浦造反派造成很大心理打击。以致小分队负责人黄兆祥不得不召开青浦各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表明小分队的态度。他坦言陈阿大在“工总司”内职位比他高，但造反派是没有绝对服从领导这一条的，只要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听他的。他还说：“‘二·一七’的案要不要翻，我说要翻的。如果陈阿大说不翻，那是不符合我们青浦斗争现实的。‘二·一七’联总这个案一定要翻。”

除了“工总司”领导层意见不统一，市革委的态度也不明朗，甚至偏袒保守派。这除了三月份时徐景贤否认上海郊县有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市革会下属的报章杂志也一直给青浦的造反派吹阴风、泼冷水。如正当青浦造反派要求县公安局落实中央“军委十条”精神，释放被捕的造反派头头时，《支部生活》发表文章，明是劝告造反派不要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有污蔑、恫吓造反派是“阶级敌人”之意。又如到了五、六月份，青浦已发生多次武斗。保守派以记工分加发现金津贴的办法引诱农民进城武斗，想以人多势众的优势一举击垮造反派，还打死了人。当时造反派还处在少数，为此“工总司”发动市区的一些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来青慰问表示支持，给造反派打气。他们没有参与武斗。作为市革会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不是针对发生武斗的原因，呼吁制止农民进城武斗，反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要市区的工人造反派和学生不要去青浦、南汇“加剧内战”。还说目前正当“三夏”农忙季节，市区的工人、学生去青浦、南汇“影响了‘三夏’生产的顺利进行”。这真的完全是一派胡言。试问市区的工人学生来青浦，他们只在县城里，根本不到农村去，怎会影响“三夏”生产？真正影响“三夏”生产的是那些欺骗、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保守派。《解放日报》不去指责他们，却指责市区的工人学生，很明显他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保守派一边，帮保守派说话，开脱保守派发动武斗的罪责。《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的态度哪里来的？难道不就是张春桥的态度？这让我惊觉到张春桥虽然号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虽然是“一月革命”的产物，但这么快就变质了。而更深一层地分析，他们从来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只是伪装造反派来利用造反派。他们并不真的与造反派站同一阵线，与造反派心连心。这些进入市革会掌权的人，有些本身就是政客，也有些是政治投机分子，当了官就背叛了造反派的立场。还有那个《解放日报》，曾几何时，它的立场、态度又变得与“一月革命”前作为旧市委的喉舌一模一样了。难道报社里的人都换了吗？政治啊政治，此时，我又想起了民国元老吴稚晖的那句话。

当时“工总司”虽然名气响亮，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群众组织，光靠“工总司”的支持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掉军队给青浦造反派强加的罪名。青浦的“红色”对“工总司”小分队来青虽然也有一些惊慌，但并不害怕。对于小分队在青浦的活动他们照样盯梢，恫吓，设置各种障碍，花样百出。复起之路十分艰难。造反派能否真的复起还在未知之数。但只要“工总司”小分队不撤回上海市区，我们心中希望之光就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