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
二进西交大无线电系“系办监狱”（中）
2026年2月7日
再来说戴宁生在1968年秋冬的隔离审查。和上一次四月份的隔离不一样的是，戴宁生没有了任何诗兴了。四月份那次，有窗外的倾盆大雨，有震耳的春雷，他心潮澎湃，凭栏赋诗，写了很多。这次他被关在暗无天日的走廊里，他可以来回地度步，两边是紧锁着的门，一头是堆满的杂物和上面覆盖的一层厚厚的灰尘，一头是五名陪他共同浪费生命的看守。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他沉闷的心中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不知道这场滑稽戏如何收场，何时收场。
现在他的全部“财产”是四样东西：一个上大学时父母给他买的上海牌手表，四册人人必须有的圣人选集，一根写交代材料的笔，以及一些写交代材料的纸。
先说上海牌手表吧。那时女孩子嫁人，提出的嫁妆要求叫“三转一响”【见篇末注一】，手表是其中的“一转“。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在120元，比一名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光有钱还买不到它，还要“工业卷”凭票供应。可见其地位！父母为了戴宁生能有效地使用时间，努力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给他买了这块表。这表原本承载着多少父母的期望！现在这块表正好用来记录他是如何一天一天地浪费时间消耗生命的。
这块手表也是眼下戴宁生唯一的“玩具”。他把表反过来，用指甲把表后的盖子顺反时针抠转开来。打开这个后面的盖子，就可以看到表里运转着的大小齿轮。戴宁生细心地琢磨着它的结构，画出草图来，终于基本上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多年后，他在西安低压开关厂当技术员时，一时兴起，竟对厂里的工人们自称会修理钟表。顿时，人们送来了很多坏掉的钟表。他竟然修好了一两个。不过，绝大多数都没有修好，甚至把走的不准的修理成了走不了的了。他由此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了专门把“病马医成死马”的大夫之称号；包括当时他的那匹“好马”，那块正常运行的上海牌手表，最后也“没病”而被玩成了“死马”，不走了。
诗兴没有了，戴宁生隐约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身陷囹圄中写“怎么办？”时，写累就作数学题做为休息。他现在有纸有笔，用祖冲之的笨办法来算圆周率吧。在南京第十中学时，一个数学老师教会了他如何背诵圆周率：“山颠一师一壶酒，尔乐吾算苦，把酒吃酒……”所以他已有了标准答案3.14159265358979 ……，比起祖冲之算出来的小数点七位还要多得多。从单位圆内接等边三角形和外接正方形的边长开始，算出圆周率的下限和上限；然后再算单位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和外接正八边形的边长；以此类推。出乎意料的是，小数点每增加一位，计算量就要增加很多很多倍。到他算到第四位时，他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用掉了很多张纸了。
看守人员准确地记录了戴宁生每天伏案写东西的时间。在他们看来，戴宁生终于开窍了，或者是被征服了，知道要彻底交代罪行，好好深挖根源了。这消息传到了班文革小组的小头目陈国荣耳朵里，陈国荣就带着两个造反派的同学来到关押戴宁生的走廊里，打算收获一下他们战胜阶级敌人的新战果了。
“戴宁生！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陈国荣一手拿着那垛写满数字的纸，一手指着戴宁生的鼻子，气急败坏地骂道。戴宁生低着头，没敢看他，心里暗自为捉弄了这个蠢驴高兴。
“你怎么就知道我见了棺材就会落泪呢？真是狗屁不通！”戴宁生当然没敢说出来，只是心里对自己说：“我今生就是见到你抬来的棺材也绝不会落泪的！”
“今后只许写交代和思想汇报，不许写任何其他东西！”陈国荣下了命令，悻悻离去。这以后，但凡戴宁生伏案写点什么，看守人员就要过来瞟一眼。圆周率是没法算下去了。
现在，戴宁生手头的唯一玩具就是这四卷“圣经”了。“圣经”中那些被革命群众读烂掉的文章，喜爱读书的戴宁生再也没法去读了。“这些文章真是乏味透顶！”他鄙夷地想。可是现在除了这几本书，没有别的选择了。别说被关押在这个走道里，就是在全国的书店里，现在也只允许出售这几本“圣经”了。可喜的是，他发现文章的注释中有很多他所不知道的知识。出版说明中说：“…… 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解题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戴宁生决定把这些注释好好阅读一下。一则可以增长他的知识；二则今后在写交代材料和挖掘思想根源时可以引用了去捉弄一下那些专案组的成员。他断定专案组的革命造反派对注释里的内容一无所知，免不了会把这些引用的话当成他的反动言论来批判一番。记得四月份的一个批斗大会上，唐雪英就曾在大会上发言，振振有词地批判了戴宁生的一段“反动言论”：“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但是读多了，就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修正主义。”这实际上是圣人说的话，只是尚未发表而已【见篇末注二】。戴宁生听着唐雪英煞有介事的批判，心中不无快感。注释也是印在“圣经”里的呀，也沾了圣气呀。他想象着，当引用的这些沾了圣气的话而被无限崇拜圣人的革命群众当成反动言论大加鞭笞时，又可以偷偷娱乐一下。
戴宁生真是无聊到了极点，最后可以做的事，就是睡觉。本来，他从小是个不爱睡觉的小孩。长大了，也是早睡早起，从不睡懒觉的。现在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万念俱空，一辈子没有如此嗜睡过，一辈子没有睡得这么香这么深过。每天午饭之后，他都能美美地睡一个午觉。有一两次，下午要召开批判他的大会了，看守他的人不得不把他从酣睡中叫醒。睡吧，醒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
看守的人员不断地更替着。虽有几名特别恶劣的，大多数都没有给戴宁生留下什么印象。可是有一个人使他难以遗忘。听说他叫朱文坎【见篇末注三】，是计算31班的，大概是在1969年元月初轮换来的。朱文坎和其他的看守人员完全不一样，他来后首先是关心戴宁生睡的那张桌子上的被子和褥子是否足以御寒【见篇末注四】。到了吃饭的时候，朱文坎就让戴宁生和他以及另一位也是新换来看守的他的同学一起去学生第一食堂吃饭。有人提出了异议，朱文坎说：
“那怎么能行？天太冷了！”
“那，…… 先请示一下专案组？”看守组里的教师胆子小些。
“再说，再说！”朱文坎大大咧咧地回答着，就把戴宁生带出了东二楼去第一食堂吃饭了。
他算是先斩后凑，成功了。等到专案组正式批准，朱文坎已经带着戴宁生去食堂吃了好几顿饭了。有了正式的批准，不是朱文坎当班看守戴宁生时，别的看守班也只好带戴宁生去食堂吃饭了。个别拒绝带他去食堂吃饭的伥鬼也有，他们认定像戴宁生这样的反动学生根本就不配吃热饭热菜。
朱文坎大大咧咧的行为，根本不把专案组甚至工宣队/军宣队看在眼里。他准是家庭出身过得硬。在唯成分论的文革中，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同时，他一定是认准了当看守是一个美差，比起其它文革中那些无聊之极的活动要好得多。他对一起当班看守的教师和职工说：“你们都有家小，你们都回家吃饭吧！不用急着回来！”这些教职工当然十分高兴，他们回家吃饭的时间也在慢慢地加长。朱文坎和另一位他的同学看来是好朋友，带着戴宁生去食堂吃饭，完全没有“押解”的架势。他们把饭菜票给戴宁生，让他自己排队去买饭买菜，他们则和他们的同学朋友聊天玩耍去了。吃完饭后，他们有时还把戴宁生领到他们宿舍里去，宿舍里的其他同学对戴宁生也都非常友好，没有人把他当成革命对象和阶级敌人的样子。他们跟戴宁生开玩笑，问他一些他们感到好奇的问题：“听说你英文特别好，你是怎么学的呢？”或者“你真的会好几国外语吗？”
宿舍里有暖气，热乎乎的，生机勃勃，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寒冬里冰冷的校园。地上墙上刷满了耸人听闻的标语，
“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砸烂反动学生戴宁生的狗头！”等等。
运动显然已经深入了，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不多，那些陈旧破碎的大字报在寒风中飘零着。比比皆是的反动学生，他们的背上缝了一块大白布、或至少胳膊上要戴一个白袖章，上面用黑墨水写着某某反动学生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划上红叉表示此人像死刑犯一样已被或将被处决，也就是被揪出打倒了。这样他们无须每分钟都有人押解，走到任何地方都有明确的身份。（这是不是很像纳粹时期强迫犹太人戴上的Judenstern，即所谓的犹太人星或称黄星？）诸如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时，周围的所有人都能辨认出他们来。戴宁生得以幸免，起先因为他是被关押起来的，并没有出现在校园里的机会。到了朱文坎等人带他去食堂吃饭时，自然有伥鬼提出来也让他背上缝上一块白布写上名字划上红叉子，但苦于一时找不到那样一块白布。离开家上大学时，他母亲认为儿子不爱干净，也不会洗衣服，所以戴宁生没有白衬衫，他的衬衫都是灰色的。加之朱文坎等人表示没有必要，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令戴宁生吃惊的是有一天看到水泥地上的几条标语：
“反动学生林瑞华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反动学生林秉香老实交代！”
四月份他被第一次隔离时，林瑞华是班上的文革小组组长呀！难怪这次再没见到他的影子了。联想到四月份他被隔离关押起来时，林瑞华和林秉香曾给他送来了钱和学生证。“他们不会是因为我而受牵连吧？可是，”戴宁生转念一想，“这事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啊！”他隐隐约约地想起来，专案组曾经问过他几个关于林瑞华的问题，但并不具体，也没有追问。他当然不知道，当年的班文革小组组长林瑞华已被陈国荣等揪出来成了反动学生被打倒了。很久以后，戴宁生才听说林瑞华是和林秉香等几位福建老乡偷听美国之音，又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戏剧性的是，四十年后，林瑞华成了亿万富翁，对陈国荣当年的做为耿耿于怀。戴宁生成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对于当年的事认定罪恶的根源不在他的那些猥琐的同班同学们。2009年，计算51班十五名同学在上海聚会，有在上海的黄顺喜、张秀忠、肖展祥、吴钧瑞、唐雪英，宁波来的裘翰卿、孙荣坤，南京来的杨金娣，南昌来的吴军、杨联刚，东莞来的陈国荣，武汉来的李天生，福建来的林瑞华、郑清生，还有美国回来的1969年后第一次和这些老同学们见面的戴宁生。【见篇末注五】
那天晚上相聚吃饭时，林瑞华迟到了一点。聚会的第二天陈国荣凌晨四点多钟敲响了戴宁生居住的旅馆客房：
“我要赶乘回东莞的飞机，不得不一大早来打扰你一下。”他提着一袋东莞带来的荔枝放在桌上，对他当年的作为表示歉意。
“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成熟多了的戴宁生诚恳地说。
谈到林瑞华，陈国荣说，带着几分自嘲：“他不原谅我，昨晚他来到饭桌时，我怕他要打我。我想，他要是冲上来打我，我是该设法窜到门那儿跑掉呢，还是钻到桌子下面去？”
后来，戴宁生向林瑞华复述了陈国荣这段话，林瑞华气愤填膺地说：“我不原谅他们！因为这些混蛋，我后来还不得不做陈世美！”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来说1969年，那时戴宁生只注意到负责他的专案组的成员显然与上一次四月份隔离时不一样了。到底都是谁，戴宁生无从知道，也并不想知道。在偶尔出现在他面前的同学中，他能看出来陈国荣和唐雪英已当上了负有重任的领导了。近半个世纪后，他才从同班同学高玉书那里得知，班上出现了“政变”，文革小组的权力由林瑞华、高玉书和林成河换成了陈国荣、唐雪英和张转霄三人。“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啊！”高玉书不无感慨地说。
说起唐雪英来，文革开始之前戴宁生很少和她来往，文革之后就更没什么来往了。五个字的“反标”事件发生后，在对待戴宁生的事上，唐雪英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革命立场异常坚定。在批判戴宁生的大会上，她当然是要振臂高呼“打倒”一番，揭露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思想，狠加批判。可是戴宁生并没有和她交谈过，更不用说向她暴露自己的思想了。唐雪英在早先的批判会上只是列举一些道听途说的，在后来的批判会上就任意添油加醋恶意歪曲起来了，以致最后干脆编造起来了。听说，她最终成功地说服了肖展祥揭发了戴宁生和肖展祥的一些谈话和暴露的思想。“这怎么会是她呢？”戴宁生暗自问道。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她后来嫁给了无线电系同年级那个叫韩从爱（丛艾）的人。刚进交大时，在戴宁生年轻略微傲慢的眼里，韩从爱是个肮脏丑陋愚蠢的人。到了革命的疯狂时期，韩从爱一跃成了无线电系的系革委会主任。韩从爱地位的巨变并没有改变戴宁生对他的根本看法；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戴宁生更加鄙弃他了。
2002年戴宁生去成都讲学与老同学罗大江重逢时，谈及往事，罗大江十分惋惜地说：“唐雪英怎么嫁给了那个脏兮兮的韩丛爱了呢？这真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呀！”2009年戴宁生与林瑞华重逢时，戴宁生开玩笑地对林瑞华说：“老兄当年也是追求过唐雪英的呀！”已经发了财、成了亿万富翁的林瑞华矢口否认：“怎么可能！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老婆！”其实，2009年，2013年和2015年戴宁生三次在上海再见到唐雪英时，那个疯狂时代的她已不复存在了。肖展祥以中肯公正的姿态说：“她现在在同学们中的为人，没话说。”时代留给她的就是她的那位仍然为自己在疯狂时代的辉煌而沾沾自喜的肮脏丑陋愚蠢的丈夫了。
***
近半个世纪后，戴宁生彻底想清楚了这些事。当年德国纳粹杀戮犹太人时，想来那时很多德国有志青年一定也是充满激情的。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在追逐一个伟大的理想。何其相似乃尔，只要把犹太人换成阶级敌人即可。“为了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阶级敌人！”把同学变成敌人算得了什么？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去仇恨你的同学、仇恨你的老师、仇恨你的朋友、仇恨你的亲人、甚至仇恨你的亲生父母，去仇恨一切和这个伟大理想不一致的人。就连那些不敢不认同这个伟大理想的人、那些不坚定的信仰者、还有那些潜在的可能动摇者也不要放过一个人，“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2017年戴宁生二十岁的女儿决定了自己未来学习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为此，年逾七旬的他为了跟上女儿的脚步，开始琢磨起英国文学来。康拉德19世纪末写的《黑暗的心》中库尔兹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他。在罪恶的殖民主义的大环境下，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绅士库尔兹在非洲变成了恶魔。
想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纳粹主义的大环境下，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杀戮犹太人的刽子手应该不难想象。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国，在空前伟大的理想指引下，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就像希特勒纳粹那样，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指控为罪恶的一群，成为必须彻底消灭的对象。几个当年的同学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反目成仇，应该是顺理成章难以避免的。
可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有像马洛那样反殖民主义的人；在纳粹主义弥漫整个德国的时候，也不乏反法西斯的德国青年。有大环境的决定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不是每一个戴宁生的同学都挤上来踢他一脚、打他一拳、或是编造一条他的罪状。更不用说他遇到的那些明里暗里同情他的人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文学题材。为什么没有人去写呢？写一个纯洁年轻的女学生如何变成一个革命的恶魔。
【注一】三转者，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也；一响者，收音机也。
【注二】这段话在发表时有所修改。
【注三】这人的名字是2009年在上海聚会时陈国荣告诉戴宁生的，现暂时无法查证。这里就借此名来用吧。据霍有光编著的《交通大学（西安）年谱 —— （1950 — 1978）》第1400页中记载：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出版铅印本《干部花名册》（机密），各级人员任职情况名单中朱文砍是无线电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注四】整个东二楼和校园里的其它大楼一样，都没有取暖设备。
【注五】祥见附录二十五：“四市之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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