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8）
（三十八）复起与抗争
上海“工总司”小分队的来到，为已被镇压下去的青浦造反派开启了一条复起之路。但复起的过程是复杂的，也充满了艰辛。
当时，“红色”为防止我们与“工总司”小分队接触，将我们赶下乡去，以免我们东山再起。但被赶下乡的仅是血防组的人，还有其他一些组室如防疫组、后勤组、化验室、宣教室，他们平时的工作就在单位内，无法将他们也都赶到乡下去。所以“红色”要将我们单位造反派与“工总司”小分队完全隔绝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我们两个造反队原来的头头王逸鹏和许震彪，一个是宣教室的，一个是后勤组的，都没有下乡。他们就积极与“工总司”小分队联系，反映我们单位的情况。后来我们单位造反派的复起就是在他们和其他留站队员的努力下达成的。
因为镇压无理，人心不死，所以“工总司”小分队在青浦的活动总是引得人心痒痒的。我们下乡的人都想知道它的活动情况。于是许多人找各种藉口回城打探消息，即使回来住一晚，或吃一顿中饭后再回去也好。我也曾几次回城。为了尽量不被“红色”发现，我回单位时从不去办公室那一边而只到街另一边的宿舍楼。住在这宿舍楼的大多是造反派，所以每次回来大多总能碰上一个两个同一派的同事，向他们打听一些消息。若碰不到，我就立即回去，好在塘郁离城很近，半个小时就可走到。听到的消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次听说黄金海到青浦最西边的一个小镇金泽镇去活动，竟被当地的“红色”打了，让我深感“红色”对小分队的态度十分嚣张。那时“红色”的目的是要将“工总司”小分队赶出青浦去。
除了小分队的消息，我还听到一些全国其他地方的消息。在二、三月这一段时间中，全国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像我们青浦一样遭到了军队的镇压。但镇压具体进行的方式则又有几种不同：如湖南省有一个号称百万成员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被镇压了，下令镇压的居然是中央文革小组。江苏南京造反派被镇压，是因为造反派为成立革委会意见不一致分裂成两派，结果被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利用，拉一派打一派，将其中一派镇压了。还有一种是那里的保守派十分强大，造反派的力量本来就弱小，他们在“二月逆流”中的遭遇最惨。军队轻易地就把他们镇压了。他们在当地无法立足，只能四处逃窜。好像广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消息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他先是串通军区党委其他人夺了军区司令刘贤权的权，接着又公然出动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一下子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人更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据说赵永夫开枪镇压了造反派以后，他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汇报镇压情况，叶剑英兴奋地大声赞道：“打得好！”赵永夫为了不让“二、二三事件”真相外泄，他严密阻绝了交通、电讯，以致有一段时间连兰州军区的电话也打不进青海，不知道青海发生的事情。后来隔了半个多月，有人冒死从青海逃出来，真相才被揭发到中央。中央军委将赵永夫叫到北京开会，赵永夫在会场被逮捕。林彪在会上讲话，下令枪毙他。卫兵将赵永夫押出会场准备执行枪决，但被周恩来拦下。
由于这股全国性镇压造反派的“逆流”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或三月，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二月逆流”或“二月镇反”这样的叫法。又因为出面主持镇压造反派的多为各地驻军或当地武装部，所以“二月逆流”发生后各地造反派随之就喊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当时造反派们普遍认为：“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党内有，政府里有，军队里也有。而根据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军队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所以军内免不了也有走资派！文革初期，由于中央规定军队军以下不开展文化大革命，命令军队不准干预地方文革，地方也不可去军队造反，所以没有开展对军内“走资派”的揭发批判。但现在是军内“走资派”自己跳出来镇压造反派，那就不能放过他们了。当时很多造反派的心情，一方面希望毛泽东党中央替他们平反，另一方面趁势展开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把隐藏在军队内的走资派也统统揭发出来。
“二月逆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它与“一月革命”一样，对文革进程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与“一月革命”发生源自基层单位，然后才由中央统一号召稍有不同的是，“二月逆流”是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统一布置的行动。“自上而下”这个特点是毛泽东指出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了一个天津小站反对文革的《快报》的材料，毛看了后批示：“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把“二月逆流”描述为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春季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其根据可能就是这里来的。可是文革结束以后“二月逆流”这个词慢慢看不到了，代之以“二月抗争”。好像“二月抗争”指的就是“二月逆流”，只是立场不同，叫法也不同而已。由于这也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如果要完整了解文革历史，这是一个不能回避，也不能被歪曲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想对这个问题顺便作一个说明，让历史恢复其本来面貌。
其实，“二月抗争”和“二月逆流”不仅是立场不同的叫法，两者内容也有极大差异，两者虽有关联，但基本上是两回事。“二月抗争”以前叫“怀仁堂事件”，又叫“大闹怀仁堂”，指的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和十六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四个元帅和三个副总理，简称“四帅三副”，又称“四帅三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与中央文革成员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和谢富治发生激烈争吵的事。而“二月逆流”，主要是指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被军队和保守派联合镇压一事。由于“怀仁堂事件”与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有内在的关联，是同一个斗争两个不同的战场，而主战场是在全国各地，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把“怀仁堂事件”看作是整个“二月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有人把“怀仁堂事件”也叫做“二月逆流”，也得到人们认可。但是，后来有人用“怀仁堂事件”来代表、代替“二月逆流”，仿佛 “怀仁堂事件” 就是“二月逆流”的全部内容，那是以偏概全了，是不对的。至于再后来有人用“二月抗争”来代替“怀仁堂事件”，又用“二月抗争”来代替“二月逆流”，那就不仅是以偏概全，而是别有用心的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是有意识的篡改历史了。
“九大”《政治报告》指出这个“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发生的，是有事实根据的。青浦造反派曾追查过青浦发生“二月逆流”的原因，从青浦人武部查到驻守松江的佘山部队，又从佘山部队查到了南京军区（佘山部队直属南京军区）。只是从南京军区再往上查，因为没有人脉就很难查了。然而，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制造“二·二三”枪杀造反派事件后，瞒掉兰州军区，却越级向中央军委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大声叫好；以及赵永夫一个省军区副司令居然敢夺司令的权，是谁在后面支持他这些情节推测，中央军委中至少叶剑英和与“二月逆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应是事实。而全国所有造反派几乎在同一时间内被军队镇压，也可以断定这是有人在中央通过大军区、省军区，然后到地区驻军或地区武装部，统一布置的行动。
文革以后，中共为了洗白叶剑英等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支持文革的历史，就凸出地宣传他们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史，仿佛他们始终是正确的。刘少奇的被打倒、被整死，与他们无关。甚至刘少奇的被打倒、被整死与毛泽东也无关，一切都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又为了掩饰、湮灭他们利用军队“支左”机会镇压造反派群众的罪恶，用“二月抗争”来代替了“二月逆流”，仿佛文革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场全国性大“镇反”运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一点也不难猜测，就是要掩盖这批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曾经镇压造反派群众的丑恶历史和不惜杀人的狰狞面目。为此，他们把林彪“九大”《政治报告》也篡改了，将“自上而下”四个字抹掉了。
但是，文革资料当时流传面很广，中共要全面篡改也是很困难的。文革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王力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也指出“二月逆流”是从上而下都有的。他说：“‘二月逆流’从上到下都有。‘二月逆流’，在中央就是有人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十六条》也反了，群众教育自己也反了，说是形而上学。他们自封代表老干部，说老干部统统打倒了。”他还指出了“二月逆流”发生的原因是“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是革命形势大发展，叫做‘一月革命’。这时形势好得很。无产阶级司令部批评左派组织的一些毛病，‘中央文革’也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以为抓到了一根稻草，就进行反攻。有的坏人就跳出来了，这种人本来就是坏蛋，就是刘、邓路线的忠实走狗。”
王力说：“二月逆流 ”发生的原因是有些“坏人”利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评左派，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检讨工作中缺点的机会，进行的反攻。但反过来理解，王力实际也承认了这个“机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的。联系“二、一四”镇压“红卫军”前后一系列中央文件和社论，王力的讲话道出了这次全国大镇压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镇压造反派本来就是毛泽东的主意。叶剑英等中央军委一批人充其量趁机把镇压行动扩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