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一些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强调，歧视往往源自殖民结构与权力关系。例如，人们常认为，现代文化长期被西方文化主导，非西方文化若要被世界接纳、实现现代化，便不得不采用西方语言、文化与思想，因此仍然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类似地，在当今美国，“种族歧视”是一项极为严厉的指控，通常指欧裔人士对非裔、亚裔等族群的歧视。
然而，我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一些歧视现象，却与“西方文化”几乎毫无关系。记录数事，聊备一格，也多少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总是由宏大的结构性压迫所产生。
我生长在贵州省会贵阳市。小时候，常见一些身着少数民族服装（大概近于老杜诗中的“五溪衣服”）的乡下人进城卖东西。城里人对这些少数民族男女老少，往往统称为“苗子”。那个“子”，显然不是“孔子、庄子”的“子”，而更近于“傻子、瞎子”的“子”。可以说，这样的称呼，与如今在美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某些种族蔑称，实在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仅如此，还常见一些不良少年结伙骚扰这些进城卖货的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他们的货物。记忆中，那些人多半忍气吞声。只有一次，我见到几个十来岁的少年骚扰并抢夺一位成年男子的货物，那男子愤而抡起扁担反击，那些少年才四散逃走。
类似的情形，并不只发生在民族之间，也发生在同一社会阶层内部。有意思的是，那时正是官方话语赋予“贫下中农”极高地位的年代。按照后来一些反官方叙事的说法，那个年代的歧视似乎主要应当是对“地富反坏右”的歧视。然而可以相当确定地说，那些进城卖货的人，至少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至于骚扰他们的人，也极少可能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换言之，这些歧视与欺凌，完全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表明，即使在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极高权威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也远未成为社会成员的真实意识。
改革开放以后，贵阳市区一度出现了大量来自四川的打工者（至今我也未明白，为什么当时贵阳的农民工并非主要来自附近乡村，却是来自相对遥远的四川）。城里人便顺理成章地给这些人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称呼：“四川”。我曾在单位门口一家个体早餐店吃饭，见一位顾客不知何故对店家的女儿发怒，其中一句便是：“……你这个四川……”。老板娘连忙解释：“她是我家姑娘，我们不是四川。”又有一次，一位朋友与人合伙开小餐馆，雇了一名零工炒菜。一位顾客见炒菜的人衣着像零工，便向我那位朋友抗议：“老板，你怎么叫个四川给我炒菜？”朋友连忙道歉：“好的，好的，我来给你炒。”事后他对我苦笑说：“我哪会炒菜？还不如那个四川。”
其实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贵州，贵州人面对四川人并无任何现实上的优越理由。或许也多少与吾乡古夜郎国的传统心态有关。
至于称人“瞎子”“聋子”“哑巴”“瘸子”等，更是司空见惯，就不必多说了。
这些经历使我逐渐意识到：歧视并不一定需要殖民关系、种族结构或阶级压迫作为前提，它常常在人群内部自发生成。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后殖民主义”“阶级斗争”等过于强调单一解释框架、将社会关系简单划分为“敌我分明”的理论，始终难以完全认同。人、社会与历史，都远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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