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江苏省泰兴县曲霞供销社的院子里出生、生活的。吃在那里，住在那里，甚至过年的年夜饭也是在供销社的集体食堂吃的，应该说对基层供销社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我父母都是在供销社工作到退休的。
供销社的主要组成是在乡镇。再向上，它也有一层一层的行政系统。1950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刚组建的时候，第一任主任由国家首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兼任，两年后由唯一一个没有授衔的兵团司令、山西省省委书记程子华专任。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供销社在全国的分量。
供销社曾经是一个非常吃香的地方。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能和供销社沾上边就意味着生活供应有了希望。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新星”里，公社书记潘苟世的典型动作就是背着手逛街，然后对漂亮女老师说，你从了我就把你调到供销社。前几年一个朋友聊到，当年他父亲想尽办法从税务所调到了供销社工作。
在县以上，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是两个系统。六十年代有几年合并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又分开了。在乡镇一级，我们平常都是讲供销社，其实也有两个系统，一部分是供销社，是50年代人民公社社员集资建立的，是国营单位。职工是招工进来的国家职工，领全国粮票。80年代我外公还给我看过他50年代入股供销社时买的股票。另一部分叫合作商店，属于大集体企业，是50年代公私合营镇上的私营企业收归集体之后组建的。合作商店的职工是原先的店主或家庭成员。每家商店只能有一个人加入合作商店。
现在一说起供销社，都是说它包揽了基层老百姓所有的生活资料。其实和供销社并列的还有两个基层组织，一个是粮站，一个是食品站。粮站（我们那里叫粮管所）属于粮食局。它把生产队农民的粮食收购入库，并运转到外地，同时供应本地居民户口人员的粮食供应。食品站的功能类似，把收购进来的生猪送到县城食品公司，每天杀猪卖给本地老百姓。粮站买粮要户口本或者粮票，分为本地粮票和全国粮票。食品站买肉是要肉票的。这些肉票，居民户口是按照人口每月发放的，而农民只能在卖猪的时候，每卖一头猪有几斤肉票。农民在食品站卖猪的时候，猪的肥瘦等级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经常有一些我们家的亲戚来卖猪的时候找我父亲帮忙露个面，猪的等级高一点，定价就会高一点。然后这些亲戚就会给一斤或者半斤肉票给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通汽车，所有的物资运输都是靠船装的。这三个单位都是在河边。小时候玩耍的地点也就包括在食品站看着把那些猪从猪圈放出来，然后从封闭式的通道往装猪的船上赶。
我父亲50年代中期从上海商业学校毕业后，就在泰兴曲霞供销任主办会计。开始的时候，曲霞区公所和供销社都在曲霞镇西北方向5公里的印家小庄，靠近焦荡镇。当时区公所和供销社是在一个食堂吃饭。1958年都搬到曲霞镇。那时曲霞区委书记吴荣富，上任时只有26岁。他给曲霞人留下的最大回忆，就是把曲霞镇的绝大多数居民户口下放为农业户口，只有夫妻两个都是国家干部或者国营单位工作的才能辛免。据说是春天的一天，他在曲霞街上走着，看到有一个妇女在当街包粽子。当时离端午节还有一两个月。他就问这个妇女，“怎么这么早就包粽子啊？”那个妇女说，“我们是居民户呀，在家没有事情干啊。不包粽子干什么呢？” 吴书记就给这些居民找点事情去干吧，把他们都改成农业户口了。这位吴书记对当时区政府秘书写的讲话稿不满意，经常找我父亲给他写稿。当时供销社的主任是位工农干部，非常勤勉，但对这些舞文弄墨的事情不喜欢，就对我父亲不满意。后来曲霞区有了一个入党指标，当时的候选人有三个，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中心小学的校长，另一个人后来也在供销社工作。征求供销社意见时，这位主任直接就说，把这个名额给别的单位吧。他后来任曲霞公社党委副书记，80年代退休之后还在辛勤工作，后来的那些人就看不惯了，编了一个顺口溜, “过了五十五，不要再吃苦。如果再吃苦，看看XX 武。”
当时的曲霞供销社分散在几个院子里，都是没收的地主的财产。我父亲宿舍那幢房子是李立本家的，后来供销社办公室所在的院子是另一个地主花达夫家的。李立本解放之前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就在外地工作。1963年我出生的时候是把接生婆喊到家里头来给我接生的。我从哇哇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是生活在供销社的院子里的。几个月之后，我父亲就调到东南方向6公里以外的广陵供销社去了。我的微信名叫做广陵游子，其实这里包含了两个广陵，大家都知道的广陵是扬州的古称另一个就是泰兴的广陵。
泰兴和靖江有好几个镇是横跨了靖泰界河两岸。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广陵供销社有的时候也到靖江去进货。曾经有一次，我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到靖江供销社去进货。
我父亲在广陵的宿舍是在一个盐仓库旁边。那时候盐都是散装的，一大堆粗盐在一起。有一个冬天的下午，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找我四岁的妹妹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在盐堆上找到她。她在盐堆上一个人爬上爬下高兴得很，但是所有的棉袄棉裤全部湿透了。
广陵到曲霞只有6公里，但是在当时是很远的距离。靖江和泰兴交界的界河，是在长江故道上开挖的。在这条界河里，当时有木制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从泰兴开到靖江季市要一整天，从曲霞去广陵要花半天时间。我母亲那时候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学做老师。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母亲、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到广陵住在我父亲那里。1964年夏天，我母亲带我上快船之后，跟船上一个年轻人聊天。这位年轻人叫张毓骈，到广陵供销社报到，担任我父亲的助理会计。到广陵上岸后一看，我父亲50年代在口岸中学读书时就住在张毓骈家里。故人相见，分外亲切。父亲和张毓骈的友谊维持了几十年。这位张叔叔是泰兴中学高中毕业的。WG后经推荐考试到镇江农机学院（现在的江苏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去学习。我上了大学之后，还专门到张叔叔工作的地方去看过他两次。张叔叔对我说，我当时很想上南京农学院，但是我考得太好了，镇江农机学院是重点大学，南农不是啊。他还老调侃，第一次在快船上看见我的时候，我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一个小辫子。
1968年秋天，南京长江大桥刚刚落成，我父亲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工作半年。以后的很多年，我父亲一直把他从南京带回来的雨花石放在桌上有水的碗里。我父亲和广陵供销社的同志们同事们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关系。1978年我高考的时候，曲霞有考点而广陵没有。那几天我父亲出差去了。他在广陵供销社同事刘建平的小孩和另外两个考生，中午在我家吃午饭。我的考场和他们还不在一起。高考三天，每天中午我要跑到他们的考场把他们带到我家吃我母亲准备好的午饭。而本来我平时是有睡午觉的习惯的，高考三天反而没有睡，虽然我当年以15岁考上了南京大学，但是我一直有点嘀咕，如果我那三天睡了午觉是不是状态更好一点，可以考更高的分数？
1970年春节后，我父亲调回曲霞供销社工作。元宵节那天，我和我母亲在离供销社西边一公里的程福匡村上我外公家。早上起来，我母亲跟我讲，你到供销社去叫你爸爸中午回来吃饭。我母亲告诉了我父亲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那时候胆子真是很小。到了办公室门外不敢敲门，就在门外边蹲着。等了一会儿，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人，是曲霞合作商店的主办会计陈友文。他看到我在那里，说,“这不是杨会计的儿子吗？” 然后赶紧把我带到里面我父亲办公桌旁边。三年以后，这一间我不敢进去的办公室变成了我们的家，直到八十年代我父母调往扬州工作。
1970，1971两年我继续在太平小学上学，每个周末和我妈妈一起到曲霞供销社我父亲那里。1972年，我转学到了镇上的曲霞五七学校上四年级。每天中午，我拿着我父亲的钥匙在他办公室把供销社订阅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参考消息”全部看一遍。当时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清理“三支一宕”，就是要退回多吃多占。供销社和合作商店差不多每个人都被张榜贴在办公室的名单上。晚上供销社的全体人员在食堂开会学习，有时候合作商店的人也来参加。人太多了，有时只能坐到是食堂门外的院子里。很快的，我就把供销社和合作商店的基本机构搞清楚了。有杂货部、百货部、棉布部、生产资料部、图书柜、煤炭化肥部`废旧物资回收部和批发部。供销社营业员的宿舍就在门市部后面的仓库里找个地方放一张床。合作商店，有三个商店、两个饭店、还有旅馆、染房、照相馆、澡堂，食品加工坊，竹篾加工间。每几个生产大队有一个小店，叫做下伸点。合作商店的物资要到供销社的批发部去批发，然后用小推车推过去。合作商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曲霞街上每天早市上卖竹子和卖鱼的价格是由合作商店的管理人员确定的。
曲霞供销社主任秦长洲是部队团参谋长转业的，很少到办公室来。一直在办公室工作的，主要是我父亲，主办会计，还有助理会计程玉梅和统计黄培根。助理会计程玉梅是我出生住的房子的房东李立本的爱人。文化大革命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李立本被强制转业回老家，程玉梅就安排到供销社工作。他们的老大已成年，还留在山东济南工作，女儿李敏和小儿子李鹰到黄桥中学上学。李敏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想办法让她去长沙铁道学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南京地铁指挥部工作。所以我从80年代开始就知道南京要准备见地铁了。结果2025年见到李鹰，才知道李敏工作的“地铁”是“地方铁路”指挥部。一个自鸣得意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摆了40年的乌龙。李鹰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务农，1978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录取到山东大学。
供销社的职工是没有休息日的，也没有具体作息时间。除了农历大年初一到初四关门，其它每天从天亮到天黑都要开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关门盘点。
日杂部是最令人羡慕的部门。大多数人讲到供销社社的好处，也讲的是日杂部卖的的这些烟酒食品。这些东西，好一点的，都是要收票的。那时候最有名的香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0.36元一包。普通一点的是0.29元一包的飞马。淮阴卷烟厂也产同样牌子的香烟，质量和品牌显然不如上海。过年发票的时候，给干部就是发上海的大前门，社员就是淮阴产的。很稀罕的是上海的牡丹烟，0.49元一包，还有一种带香精的凤凰，也是0.49元一包，最高级的是中华，0.80元一包。1978年高考的时候，人家问黄培根，你女儿（我高中同学）考不考大学？他就说，考呀，不就是一包牡丹的钱吗？这几种香烟，基本上只是看到外地人带回来，供销社的票里很少包括。我父亲带我到李立本家里去打牌，他家里放着50支桶装的大中华香烟的金属盒，但是他现在只能买上海产0.14元的勇士，还经常断货，只能买淮安卷烟厂的0.15元一种香烟。
白酒有名的是是洋河、双沟，都是要票的，过年才有。平时买的是泰兴白酒厂的3两装的粮食白酒和乙种白酒。我们家正对着街西头饭店的后门。每年冬天曲霞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那些干部门吃饭，不好意思坐到饭店大厅，就点了菜，坐在我们家堂屋里吃。每次剩下来的酒瓶五分钱一个，留下来我妹妹就把卖了攒零用钱。白糖红糖也是要票的。
那时候泰兴有个啤酒厂，在我老家刁铺镇，出产“环溪啤酒”（刁铺曾经的名字），是王洪文的五虎将小兄弟、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刑最重的刁铺人马振龙帮助家乡搞起来的。我婶婶、堂弟都在那里工作过。上大学以后，有的时候放假我先到刁铺去看我叔叔和姑姑，同时也要去看一下刁铺镇葛书记。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葛书记就会给啤酒厂打电话，你们给曲霞发一车啤酒过去，然后我就跟着这辆装啤酒的车回到曲霞。
日杂部卖得最红火的食品是脆饼，加糖的甜甜的长方形，和南通的西亭脆饼同一个名字，但是形状不一样。合作商店附属的食品加工坊每天现做送到日杂部。买脆饼是要交粮票的，但不要糖票。脆饼分成两种，一种是里面加糖精的，两分半一个，另一种里头是加红糖的，三分钱一个。我从上小学到上高中，时不时就有学校的老师在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让我去给他们买脆饼。我买到的都是三分钱一个的红糖做的。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化学的时候，配平只有我一个人会，哪天下午我要到供销社去买脆饼，所有的人就要等着我回来才能做化学作业。一两个月之后，王宏生同学说，“我也会配平了”。我们全班人的化学作业就不要等我回来再做了。
百货部是对应于城市里的百货商店，是卖工业产品的，像毛巾、牙膏、电池、文具等等。他们这里的紧俏物资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结婚必备品的三大件。当时上海产的“钻石”“上海”牌手表，“凤凰”“永久”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三五”牌闹钟，“中华”“白玉”牙膏就是质量的保证。当然买这些东西不但要有票，还要有钱。南京当时生产45元的“钟山”牌手表和26元的“紫金山”牌手表。我母亲的第一块手表就是“紫金山”。南京产的“大桥”牌自行车，号称“大桥”牌车骑不过大桥，还不如常州的“金狮”车。直到80年代物资供应已经相对比较丰富了，我南京有朋友要买手表和缝纫机，我同年龄的朋友张小平已经做了蒋华供销社副主任了，我托他买了这些给我带到南京。
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曲霞时每个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父亲都到各个部门去帮助盘货，我也跟着去帮忙，大多数都是在百货部。忙到晚上9点10点，基本都忙完了，供销社所有参加盘货的人一起到食堂。食堂的师傅下一大锅面条，里面放几根肉丝。我是参加盘货的，自然能分一碗。我妹妹每次这时候也来到食堂，眼巴巴的站在旁边，食堂的师傅也打一小碗面汤给她。
百货部的女经理姓杨，是四川人，以前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和当时在部队任连长的曲霞人周连长结了婚。周连长转业回来后村里的书记，后来又在社办厂做书记。他们家几个小孩是在吴书记下放户口之后才出生的，本来都是国家居民，但是他们家周书记村里的粮食产量高，分的口粮比国家定量还高，就自愿转成了农业户口。后来才意识到国家居民户口的优势不仅在于几斤口粮。杨经理的妈妈还保留国家居民，就和他们其中的一个孩子换了户口。结果被披露出来，具体操作此事的曲霞粮站的主办会计殷会计被开除公职。几年之后，他们这一类家庭都恢复成居民户口，但是那位可怜的殷会计我也没有听说有没有恢复公职。
棉布部有两位女营业员是外地人，一个是泰兴县城的，另一个是湖北人。这位家住县城的黄阿姨曾经把我带到泰兴家里住过几天。当时每人的定量布票是一丈六尺。每卷布卖到最后的时候，还有很短的一段剩下来，无法用布票再卖了，供销社职工不用布票把它买下来，然后用这些不同颜色的布拼起来做衣服。我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件棉袄就是这样的，有一块本来是做被面的，上面有一个花喜鹊。我穿上这件棉袄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把外边的外罩拎起来，然后指着里面的棉袄喊我“花喜鹊”。那时候化纤布料刚刚出来，是不要布票的，但是价格比棉布高，大概0.50 元一尺，普通棉布是0.30 元一尺。1973年，曲霞公社开运动会。我们曲霞小学的同学要去表演集体操，要穿白衬衫。我父亲去买布。那几天曲霞小学的同学家长都在那儿买白布。营业员就捣鼓我父亲买了的确良。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件的确良衬衫。
煤炭部不光是卖煤炭的，还卖化肥、煤油、汽油、柴油等国计民生重要物资和生产资料。在普及用电之前，家家户户都是点的煤油灯。我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他在口岸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冬天寒假回到刁铺家中，家里没有煤油点不了灯，只能黑着早点睡觉。原来是，有一天，我八岁的小姑姑到离家8里的口岸镇去买煤油，到家时天已黑了，看不清路摔了一跤，把煤油也打翻了。我祖父把我小姑姑打了一顿。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半个腊月晚上就是黑着过日子，到邻居家去借了一点煤油过年点了几天。
而叫做生生产资料部的卖的都是那些钉耙、锄头、篮子等传统农业需要的工具，是供销社最受冷落的三个部门之一。唯一热闹的时候，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们这里也闹了几个月防震，家家要来买建防震棚用的木棍、油毛毡、塑料薄膜。文革前的供销社周主任就下放在生资部，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担任供销社副主任。生资部还有一个当过连长的转业军人，我们喊他丁连长。我听过好几次讲他1971年在王洪文指挥下，抓捕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经过。文革中，曾经分配过了一个山东煤矿学院毕业生孙龙山到煤炭部当营业员。文革结束之后，他做了高邮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后来任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煤炭部有一位老营业员叫黄忠奎，工作非常勤奋，大家都喊他老黄忠。1974年底，他在湖北工作的女婿有援非任务。单位人到曲霞供销社对老黄忠的政治情况进行外调。买不到春节回去的票，他们整个春节期间就住在镇上的旅馆里。在供销社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认识了这两个人。放假之后我就天天到他们旅馆房间去玩。那时间没有电视。他们带了两副扑克玩游戏打发时间，我就跟着他们学了好几种。
70年代很多人穿过化肥袋做的裤子。供销社卖化肥的时候，很多都是打开来卖散装化肥的。1977年暑假，我父亲帮我找了一个打工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空化肥袋洗干净。我和供销社统计黄培根的女儿、我高中同班同学黄建敏一起，每天闻着化肥味，洗了两个星期的化肥袋。
废旧物资回收部，现在叫的名字很高大上，再生资源回收，但是我们都喊它荒货部。在成人眼中，这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在我们小孩眼里，是大大的零用钱的来源。上面说到我妹妹拿酒瓶去换钱。旧报纸，饮料瓶、牙膏壳，剩下来的骨头都是可以去卖的。
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到镇上农具厂废铁渣里去捡废铁卖，两分钱一斤。我和小伙伴们捡了后，先找一个地方分别称重，然后并在一起让我去卖再分钱。我比较老实，都是挑真正的铁废铁，而有些小伙伴一大半都是废渣，分的钱比我多很多。我不高兴，就不跟他们一起去捡了。
初中的时候，班主任带着全班同学在教室的后面养了两只兔子，有的同学负责挑草，有的同学负责喂养，还有同学负责清洁，我的任务就是去卖兔毛。兔毛是有按等级的，不同长度价格不一样，我去卖能卖一个好价钱。
泰兴是白果之乡。当时的白果收购价一斤五毛钱一斤，比粮食贵好几倍。
荒货部还收购一种中药“半夏”。每年麦收时节，我和小朋友们到麦地里去挖半夏，俗名 “野芋头”，地面上植物部分长大了开花后我们叫做“扛枪的”。中药房也同时收购。中药房还收购癞蛤蟆（学名蟾蜍）浆（学名蟾酥，是中成药六神丸的主要成分），需要一种专门的夹子来收集。但是半夏浆和蟾酥都是有毒的，所以麦收时节街上很多地方贴了怎样安全采集半夏和蟾酥的宣传单。
有一次，镇上一个人家的狗跑到供销社院子里，被食品加工坊的几个师傅把大门关起来打死吃掉了。这个人家到了供销社荒货部，告诉他们这条狗长什么样，让他们有人来卖这条狗皮时告诉狗主人。
图书柜是供销社所有门市部里最受冷落的。别的部门叫做部，只有图书柜叫做柜，只有一个营业员，是供销社的边缘人。1973年以前，每个星期天我都到图书柜后面的书库里，一本一本地看。1974年，我母亲调到了供销社，就在图书柜工作。我母亲本来是小学老师，是国家干部身份，供销社营业员是全民所有制职工。我父母当时还通了关系，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从人事局转到了劳动局。
图书柜的上级对口单位是县新华书店，归文化局管。我父亲认识新华书店经理。去泰兴的时候，在新华书店文革封存的书库里找书拿回家给我和我妹妹看。图书柜的书，是由县新华书店的负责的联络员骑自行车送过来的。每年秋天发课本的时候的书，是用船或者汽车装过来的。
1975年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带着我弟弟去毗卢寺。曲霞到毗卢寺的公路当时已经修好了，但还没有通车。我的车胎被戳了一下在漏气。在毗卢寺汽车站正好看到泰兴新华书店到曲霞送书的李叔叔。他把我弟弟放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然后我自己骑着漏气的自行车回曲霞了。
图书柜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间我常去帮忙看柜台。图书柜台是所有的学生最喜欢的柜台。上了高中之后，我有一个同学说，“那个卖书的伢儿来了”。
图书柜最热闹的时间就是两个，一个是秋季学校开学时分发教材，再一个是年终春节前卖春联和年画。那真是忙啊，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我和我父亲都来帮忙。我父亲是当地有点名气的书法家。那些认识他的人，有的人舍不得五分钱买一副印好的对联，就买了纸来请他写春联。找他写的人太多了，忙不过来，有一部分就由我来写了。现在我在美国的中文学校任书法老师。每年春节前后都在华盛顿、特拉华、费城的华人社区、各个学校、杜邦公司、高盛银行、大通银行的华人春节庆祝活动时去帮他们写春联。去年春节写了一百多幅。
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到图书柜去帮我母亲卖春联、宣传画。到了下班的时间要把所有的收款送到银行去存起来。银行柜台的那位姓朱的小伙子是刚刚顶替他退休的父亲才来工作不久，不认识我。别人指着我，告诉他说我在南京上大学。那个小伙子摆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说南京的大学都是叫某某学院的。你是在哪个学院啊？我说我在上南京大学，不是哪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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